最近读到一篇报告文学，写一位可敬的女医生——辽宁桓仁县医院院长李秋实。

李秋实是孤儿，因父母早亡，从小寄食于亲戚家，受尽了歧视甚至虐待。后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安排在县光荣院，衣食都有了着落。光荣院收容的大都是些过去对革命有功现在生活困难的人如残疾军人、烈属等，这些人淡泊名利，互助精神很强，使小秋实在解决了衣食问题之外，精神上也得到相濡以沫的温暖，和过去的世界大不相同了。后来她又被送到卫生学校学习，经过刻苦努力，从护士、医生做到院长。

这些遭遇和环境，培养出她的品质和性格：感恩、急公好义，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她对病人和周围其他有困难的人们积极帮助的事说不尽，数不完。连续九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因积劳成疾，才五十多岁就因心脏病猝死于工作岗位上。在抢救她的时候，医院门外聚集了全县众多群众探问消息，听说心脏起博了，一阵欢呼，抢救终于无效消息传出，一片唏嘘，泪飞如雨。可以想见她在全县群众心中的形象。

像这样的人，在生前一般总会有些感人的语言留下的，但在李秋实死后人们清理她的遗物时，却发现不但遗物不多，留下的话也很少。唯一可作宣传材料的只有笔记本上的这么一句话：“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

当文章的作者雷达采访中审视着笔记本上这两句话时，随同者向他解释：“她落掉了一个字，应该是‘人民’，不是‘人’。”作者注意到，在有关李秋实的许多报导上，已经都把这句话中的“人”改成“人民”了。但作者却认为不应该这样改，“人”实际上正是李秋实自己的思想。作者说：“我们知道，‘人民’这个美好的字眼，曾在‘文革’中被滥用过，曾有多少无辜者被斥逐在‘人民’之外，以致这个词变成了打人的棍子。李秋实的感人处恰恰在于她在这方面显得很迟钝，很马虎。”接着，作者介绍了李秋实在文革中（她自己没有辫子，所以在文革中得到群众信任，仍在领导岗位）怎样保护那些当时不属于“人民”的“高知”和“反动权威”，带他们下医疗队，以逃避批斗，文革后直至现在，对那些生满虱子的穷老汉、饱受冷眼的失足青年和一文不名的下岗者都毫不嫌弃、尽力帮助的事情。
这篇文章相当长，但读到这里，这几行字在我眼前却似乎突然放大凸显出来，好像是用黑体字排印似的，使我不及读完全文，便掩卷深思。

我想起了另一部作品——丛维熙的《走向混沌》——的一个情节。丛维熙被打成右派，他的妻子张沪也同样被打右派。不久，张沪生病濒死，送到医院，医院悉心抢救，终于救活转来。夫妇俩十分感激，相偕去医院表示谢意，不料医院院长却板着面孔回答：“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份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抢救！”这一盆冷水泼来，使夫妇俩极为尴尬，不知所措。

这和李秋实的态度是多么不同！

或许我们不能怪那医院里的人们，他们在不知道张沪身份时的悉心抢救，说明他们不但尽职尽责，对病人也是有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的。我们只能怪当时的风气异化了人性，异化了人的同情心。按规矩，对“人民”以外的人是不能仁爱的！

当然我也想到了自己以及在文革中和自己一起受难的那些“非人民”的“牛鬼”伙伴。只举一件临时想到的小事吧。在干校，一天大家插秧回来，路上要经过一道水渠，上架着一条木板，渠宽板滑，军代表特地到渠边迎接劳动归来的人们。他笑嘻嘻地守在木板旁边，伸手把每个过来的人都拽一把，生怕有人滑倒，可是一见来者是“牛鬼”（我们也杂在“五七战士”中），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手也立刻缩回，彷佛什么也没看见，一任那人自己小心翼翼地蹒跚而过。其实，那时“牛鬼”们的劳动热情也是很高的，并且怀着一颗热烈的心急切地想改造自己，好回到“人民”队伍。可军代表的冷脸就像一块冰烙在这火热的心上，我当时是有怨气的，心里在喊：“我们不是人吗？我们不也在干着有益的劳动吗？我们不怕滑倒吗？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冷酷？”当然，这和丛维熙们的遭遇比较，甚至和我们自己遭受的其他待遇比较，都只能说是“小菜一碟”，算不得什么。蹒跚而行又怎样？就是滑到沟里又怎样？也不过沾一身泥水，决死不了人。何况那时在干校，包括“人民”在内，谁不是整天一身泥水？更何况那时大家都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熟悉之至。只是对比太鲜明了啊，长期如此，人何以堪。

正因此，作者雷达的那几行字才在我的眼前如此突出地凸显出来。

希望我们国家能多有些李秋实那样的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性和灵魂没有被异化或虽曾被异化但已在回归的人！
（注：李秋实的事迹见《人民文学》第七期《秋实凝香》，作者：雷达。）

2001/12/26发表于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