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更新时间：2021-02-13 12:36:35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
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三代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第一代是“五四”时期的创党知识分子，第二代是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大革命知识分子，第三代是抗战爆发前后的“一二·九”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化层面的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虽然取决于年龄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同政治与文化的时代氛围有关，特别是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显然定位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三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由此形成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这三代革命知识分子。
关于创党知识分子，笔者已经有专文论述，本文将重点讨论大革命与“一二·九”两代知识分子。从年龄结构而言，他们差距仅在十岁左右，也共享大的政治文化背景，两代人有许多共同点，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是有微妙差别的。本文将通过比较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异同，着重探讨这些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少年经历和早年心理有什么关系？影响他们成为左翼青年的是什么样的学校、社群和老师？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最容易成为革命者？为什么中共的信仰力和组织力，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神魅性？革命知识分子身上天然具有反权威、反束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又如何与布尔什维克的党性构成了紧张与冲突，最后走上了自我改造之路？
一、家庭与少年经历
在同一个时代氛围生长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后来会发生分化，有的成为自由主义者，而有的走上革命道路？关于这个问题，自然受制于众多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但是早年的家庭出身和少年经历并非是不重要的。一个人成年以后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革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虽然笔者没有做过量化统计，但以接触到的大量个案，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破落的富家子弟出身。
贫家子弟也会参加革命，那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并非读书人出身。在革命知识分子当中，虽然也有来自底层的贫寒家庭，但人数不多，不具有典范的意义。而一般的富家子弟，家里早就为他们安排好锦绣前程，或者出国读书，或者在国内名校深造，通常很少自弃前途，选择有巨大风险的革命事业。一直要等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国破家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刺激，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富家子弟们，才出现大规模的投身抗日、走上革命之路的群体性现象，这就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但在这之前，这种群体性现象并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是破落的富家子弟最容易成为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呢？鲁迅曾经说过一句沉痛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祖上曾经阔过，然后家道中落，从上层跌落，与平民为伍，从此饱受家族和乡人由奉承到奚落的态度变化，那种心理落差，不要说大人，连小孩都有世态炎凉的感受。在各种失落、愤懑之中，最容易培育出极端的性格和革命的情绪。
与鲁迅同时代的读书人瞿秋白，出身于常州城里出了名的官宦世家，然而传到瞿秋白父亲一辈，开始家道中落，家里渐渐坐吃山空，债台高筑。母亲在他17岁那年的正月初五自杀而死。年轻的瞿秋白因此受到极大的刺激。在他看来，这不是他个人与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旧士大夫阶级的没落。这个在传统社会最为富贵、最有尊严的特权阶级，到了清末民初，已经全然沉没：科举制度的废除，让其不再有繁衍的空间；社会结构的改变，新兴工商阶级的崛起，让乡村的士绅们脸面扫尽，只落得一个“穷”，被驱逐到庞大的游民阶级队伍之中。瞿秋白后来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在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
不惟“五四”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如此，后来的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当中，亦多为破落的富家子弟。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学生丁玲，原先出身于湖南常德安福县（今临澧县）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但丁玲的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分家之后，坐吃山空，给丁玲留下的印象总是躺在床榻上抽鸦片。丁玲晚年回忆说：“总是讲蒋家（丁玲原名蒋伟——笔者注）过去怎么样显赫，有钱有势，有派头，可是我眼睛看见的，身临其境的，都是破败不堪，都是世态炎凉。”对于家庭的阴暗记忆，让丁玲的心里“燃起了一盆火”，她承认：“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温馨的小家庭多会孕育出充满爱心和宽容的自由知识分子，而封建的大家族更容易造就叛逆的革命者。丁玲与冰心是20世纪30年代初最出名的女作家，一个内心充满着苦闷、仇恨和激愤，另一个笔下流淌着童心、温馨和爱意，她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显然与不同的家庭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小说《青春之歌》而出名的女作家杨沫出身于京城名门，父亲是私立商科大学新华大学校长，很会经商赚钱，但娶了好几个小妾，父母亲因此而经常吵架，和子女形同陌路，不闻不问。杨沫、白杨（著名左翼电影演员）几个孩子如同孤儿一般，衣衫褴褛，浑身长满虱子，整天与街头捡煤渣的流浪儿混在一起。杨沫渴望温馨的家，渴望爱，先是与北大学生张中行同居，但内心充满着骚动不安。有着波西米亚气质的杨沫，不满足于市民阶级的安逸生活，她的儿子老鬼如此描述：“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最后杨沫离开了张中行，加入了革命队伍，找到了一个热血沸腾的“新家”。
与杨沫的经历相仿，在“一二·九”之后就加入中共，后来脱党以独立研究中共党史而闻名的司马璐，他的母亲是江苏海安的富家千金，与当地的名医私通，生下了司马璐之后，含愧吞金自杀。司马璐被另一家马姓的大户收养，但家族开会，宣布司马璐不是马家人，不得继承家产，不得入马家祠堂。司马璐12岁就外出当学徒，后来在街头流浪，但喜欢读书看报。他要饭的时候，还要讨旧书旧报纸阅读，街坊觉得他是一个“小疯子”。后来他到了镇江，进入由左派人士主办的“私立镇江流通图书馆”，与左翼青年组织读书会，读了大量红色书籍，感觉终于找到了家。抗战前夕，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对着镰刀斧头的党旗宣誓的时候，司马璐兴奋极了：“我从小是个孤儿没有家，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家’了，我现在是属于革命，属于党的儿女，党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啊！”司马璐参加革命的心理动力，显然与少年时期那段被两个家庭抛弃的孤儿经历有关。他流浪街头的时候连流浪狗都要欺负他，他一直想找到自己的“家”，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给他生存力量和生活意义的“家”。心理上的孤苦伶仃、对温暖共同体的热切渴望，正是流浪读书人纷纷投入革命怀抱的原因所在。
除了家道中落之外，还有两个家庭的因素很能刺激少年走向性格偏激乃至革命，这就是反抗父权与逃避包办婚姻。不少革命者的少年时代，都有一个残暴的父亲。从东北来到上海的左翼作家萧红、萧军夫妇，之所以会走到一起，除了文学的爱好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童年时缺少父母之爱。萧军的母亲在生下他7个月的时候，就因为丈夫的家暴而吞食鸦片自杀，临死前也往小萧军嘴里塞了许多鸦片，但他竟然活了过来。懂事以后，萧军想念母亲，痛恨父亲，“在我那时的观念中，不独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与我无关的，‘父亲’这两个字的意义也是与我无关的”。坏脾气的父亲经常毒打他，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从小萌生了反抗的精神和与父亲同样的极端性格，内心充满了复仇愿望：“一颗小小的复仇的灵魂，它开始由柔软到坚硬，由晦暗到晶明，在我的血液中被滋养，被壮大起来”。萧红也是母亲早逝，继母对她冷漠，父亲经常训斥她，唯有年老的祖父宠爱她，因而家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而冷漠的存在，她早早就有出走的愿望，渴望得到男人的爱，有家庭的庇护和温暖。这也让她后来的感情生活跌宕起伏，屡遭不幸。
渴望爱，渴望被关怀，渴望一个高大的，可以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父亲”，这都是这些精神孤儿后来为共产党吸引、热切加入组织的早年心理动因。组织是家庭的替代物，领袖就是“精神的父亲”。何其芳出身于四川万县的富贵大族，父亲教育儿女的方式简单而粗暴，稍有不从或过错，便是打骂。何其芳因此从小性格压抑，有无可名状的孤独感，因为父爱的缺席，内心一直有强烈的“寻父”情结。他到延安以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便被有着强大精神魅力的领袖所吸引，从此崇拜得五体投地，视毛泽东为“精神的父亲”，这无疑与他少年时代的父爱缺失有密切的关系。
除了反抗父权，另一个因素是逃避包办婚姻。传统的婚姻，是为家族娶妻嫁汉，与个人的感情无关。这一持续了二三千年的包办婚姻到了“五四”时期，终于让追求个人自由的年轻一代无法接受。像鲁迅、胡适这代知识分子，因为人格深处观念与行为的分裂，虽然内心抵触，在现实中依然迈不出反抗父母之命这一步，但深受他们观念启蒙的学生一代就任性了许多。他们是行动的一代人，自由首先意味着恋爱自由，革命也是从家庭革命开始。冯雪峰出身于义乌普通的农户家庭，父亲性格暴躁，经常对他拳打脚踢，逼他干农活。对他刺激最深的，是他15岁的时候，家里领进了一个13岁的童养媳。每次冯雪峰从学校返家，就痛苦万分。18岁的时候，他考进杭州的浙江一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终于逃离家庭，后来找到了新的家：革命组织。
蒋光慈和张闻天也有着与冯雪峰类似的经历。在蒋光慈很小的时候，家里就为他找了一个童养媳，他在新思想的洗礼下，为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出走，最后投身于革命。而张闻天在18岁那年从学校回家，母亲告诉他为他订好了亲事，新娘是邻村的姑娘。张闻天拼命抵抗，对母亲吼叫：“你要娶媳妇的话，就不要我这个儿子；你要我这个儿子的话，就不要娶媳妇！”母亲含泪回答：“我两个都要！你是我养大的，你忍心不要我，不要你的娘吗？”张闻天的反抗没有成功，但他像蒋光慈一样，因此与家庭决裂。他们后来加入革命，最初的动因竟然都是逃避，消极地反抗传统婚姻，寻找自己的真爱。革命是崇高的，通向那条神圣之路的起点，有时候却是世俗的、卑微的，充满了个人命运的偶然性。
二、学校、学潮与运动
如果说家庭环境与少年遭遇是读书人走向革命的第一个环节的话，那么第二个环节便是在什么样的学校求学了。民国二年（1913年）以后，中国建立了西方式的学校体制，这是一个等级性的金字塔结构。简单而言，最顶尖的是欧美和日本高校，学成归来的洋学生最受社会重视，可以进入学术、文化和商界的最顶层。其次是国内著名的国立和教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等等，那是富家子弟云集之地。第三层次是沿海沿江一带良莠不齐的私立大学，只要交得起学费，皆可进入，入学的多，毕业的少。最低的层次是各省二三线城市的师范学校。
进入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富家子弟，在大革命时期很少与革命有缘，他们一直要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当中，在抗日救国的刺激之下，才走出象牙塔。第三层次的私立大学当中，则是鱼龙混杂，很多是中产家庭背景的世俗、功利的布尔乔亚，不问政治，专注于学一门本领，拿一张文凭，以后到社会上混口饭吃。也有革命者暂时栖身于此，比如周扬、邓拓、汪道涵、王元化等都曾为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的学生。而真正的革命温床，是第四层次的地方师范学校。“五四”时期的浙江一师、湖南一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都是著名的红色摇篮，在新思潮和大学潮的刺激下，贡献了两个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浙江一师有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杨贤江、汪寿华、冯雪峰、柔石等，湖南一师有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而著名左翼作家沙汀、艾芜都是四川一师（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
如果说在高层的著名学府中是“天才成群结队而来”，那么在底层的师范学校当中，则是“革命者成群结队出现”。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自破落的富家子弟。既然是富家，总是望子成龙，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学校深造，但因为破落了，不要说送儿子留洋镀金，连大学的学费也负担不起，只能在免学费，又有生活费的师范学校将就。在“五四”和大革命时期，各地师范学校所云集的，多是这样一批有远大志向却又身处教育体制底层的怀才不遇的青年学生。他们为新思潮的春风所吹拂，心灵已经打开，渴望到新的世界去生活、发展，自由飞翔，但所处的二三线城市又依然是那样地封闭、保守，而个人前途茫茫，看不到进入体制、往上浮动的希望，于是内心充满了失落、苦闷和愤恨。许多师范生一旦毕业，即面临失业，他们在城市留不住，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又不甘回到乡村，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乡村教师，于是这群人就成了被体制抛离的“多余人”。在郁达夫看来，“零余者”（多余人）就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一群人。
在19世纪的俄国，“多余人”多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满黑暗的现实；在上层社会衣食无忧，又同情底层的劳苦民众，有敏锐的感觉，又怯于实际的行动。于是，他们自叹成为苦闷忧郁的“多余人”。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多余人”多是贫家子弟或者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徒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却命运不济，挣扎于体制的底层。他们向上浮动无望，向下发展又不甘心，幻想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这就为他们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心理的基础和行动的动力。如果说俄国的“多余人”多是赫尔岑、屠格涅夫这样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那么中国革命中的“多余人”则不愿意仅仅停留于思考，他们要行动，要投入革命的大洪流，以行动颠覆不公平的现实世界，从而改变个人的命运。
这批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除了云集在各省的师范学校之外，在大革命前夕，纷纷投奔两所学校：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当年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称，这两所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文官武将，也是1925年国民大革命的人才摇篮。
先说黄埔军校。在广州的黄埔前六期的学生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然后经由各种社会关系介绍来报考黄埔军校，基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从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学生来自书香门第，有的是城镇居民，有的是乡绅子弟，但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而且很多来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贫困，生活艰难。黄埔军校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基本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处于权力与文化的边缘，介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有知识又接近社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他们更容易有革命性，也更容易与他们要发动的对象——工人与农民打成一片。并非巧合的是，黄埔军校是1924年创办的，在其前一年，北方著名的保定军校停办了，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到黄埔从军。这样一来导致南北方失衡，北洋政府很难再争取到优秀的年轻人。而大革命期间的广州可以说是“学生的广州”，国民政府中的领导者多数也是学生出身，因而被称为“学生的政府”，南方军队也被称为“学生的军队”。
上海大学原为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1922年被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接管，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干部的摇篮。表面来看，上海大学与同时期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大同大学没有区别，都被讥讽为“野鸡大学”，但因为教员当中许多是国共两党著名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如邵力子、叶楚伧、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瞿秋白、蒋光慈、施存统、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等。他们在上海大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系里面开设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这些以“社会科学”为名目的课程，比如唯物辩证法、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革命史等等，为那些刚刚从内地二三线城市走出来的涉世不深、三观迷茫的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上海大学是一个充满了共同信仰、情感和行动的紧密共同体，与那些有着严格等级，缺乏感情，只是冷冰冰地传授知识的大学（比如很有名的圣约翰大学）迥然不同。上海大学虽然在民国高等教育史上完全属于另类，但它最成功之处，犹如古代儒家士大夫所主办的书院，不是纯粹地传授知识或者贩卖谋生本领，而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凭借特殊的信仰力和组织力，吸引了这些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使他们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有同志般甚至恋人般的情感。这个当年似乎毫不起眼的弄堂大学，像一座红色的大熔炉，熏陶出一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左翼作家。
上海大学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即被关闭，但许多激进的左翼青年有了另一所同样在上海的聚集之地：国立劳动大学。这所大学是由国民党元老易培基创办，得到了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和张静江等国民党四大元老的支持，初衷为实践半工半读、互助进步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由于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所以吸引的学生亦多是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激进青年聚集在劳动大学，有共同的浪漫理想和政治追求，图书馆里又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于是不期而然地成为培养共产党人的秘密温床。其实，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步之遥，中共的创党知识分子，当年大都是从无政府主义向前跨越一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大学的许多学生，也是如此。后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党组书记徐懋庸当年就是在劳动大学读书走向革命的，而许涤新、彭柏山等人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之所以“革命者成群结队而来”，正是因为有浙江一师、湖南一师、上海大学、劳动大学这些凝聚、熏陶激进青年的大熔炉，让那些从边缘城镇和内地乡村来的破落的富家子弟与底层读书人，通过阅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列书籍，一步步走上革命之路。
学校只是凝聚激进青年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需要将激进的理想付诸行动，这就是学潮。五四爱国运动的成功，使得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都产生了“学生神圣”“学生万能”的观念，从此各种学潮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没有停歇过。从1919年到1928年，全国共发生了248起学潮，1922年和1925年是两个高峰点。根据陈永发的研究分类，这些学潮按照抗议的对象，有下列几种类型：第一，反对本校的校长和顽固派老师，或者不满某些政策措施；第二，反对本地垄断教育的地方保守派精英；第三，反对中央或地方军阀统治；第四，反对帝国主义，包括检查日货、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些学潮，都是后来五卅运动的预演，大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有领导和参与“五四”和后“五四”学潮的经历，可以说是在学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比如，1923年第四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两位评议会秘书夏曦和黄日葵，不久都加入了中共；而领导浙江五四学生运动的宣中华和徐白民，后来也成为共产党人。左翼作家艾芜和沙汀在“五四”后都是四川一师的学生，经常参与各种学潮和请愿运动。为了争取教育经费，四川一师的学生向省议会请愿，还闯进了副议长熊晓岩家里，沙汀抱起了他家的大花瓶砸碎了他家的穿衣镜。艾芜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
中共早期是一个以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尤其以青年学生居多，“发展组织很难逾越他们日常接触和熟悉的知识分子圈，他们凭藉在文化、学术和教育界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人际网络和社团关系寻找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因此，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基层组织，充满了“学生气”，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相互之间以“同学”称呼，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团员互称为“中学同学”，连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在向下级组织发通告时，抬头也是“各级校部同学们”！
各地零散的、目标不一的学潮本身并不能直接酝酿成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运动高潮，需要某个暴力流血事件的刺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国民大革命不更早出现，而是爆发在1925—1926年，恰恰是因为“五卅”和“三一八”两个惨案中“血”的强度刺激。有两段对惨案的现场记录很具代表性。
第一段是在上海的叶圣陶写于“五卅”第二天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他赶到老闸捕房去参拜同胞的血迹，发现已经被仇人的水龙头和当晚的大雨冲得光光。叶圣陶愤怒地写道：“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叶圣陶后来写的小说《倪焕之》，将自己在“五卅”前后的心路历程和不敢实现的幻想投影在主人公身上，倪焕之在“五卅”现场目睹了血被冲走之后，决然放弃了教育救国的旧梦，投身街头演讲，走上了革命道路。
另一段是在北京的朱自清对“三一八”惨案的亲身经历的描述。他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中写道：“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悲愤之余，朱自清感到无路可走，但又不想回避，只能严肃地问自己：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朱自清与叶圣陶一样，都是温和的、中间派大知识分子，他们目睹屠杀和鲜血，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虽然没有就此走向革命，却与外国列强和军阀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而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义愤填膺了。“五卅”发生的时候，柔石正在北京求学，他在日记里写道：“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她出过一颗汗过！……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区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国民么？惭愧，惭愧！”正是这份羞愧感，让青年柔石日趋激进，后来成为左翼作家。
“五卅”和“三一八”的血，一个发生在上海，一个发生在北京，在这两个中国最大的都市街头所流淌的鲜血，让原来沉浸在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五四”知识分子愤怒和绝望，为“血”所唤醒的他们，不再寄希望于漫长的改良之路，相信要解决迫在眉睫的救亡，唯有从思想与社会转向政治，加入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由此改变中国人是冷血动物的看法。瞿秋白在五卅惨案之后刊印了一份新报纸，报名就叫《热血日报》。他在发刊词中说：“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说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了！……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几乎与此同时，在风景宜人的白马湖教书的朱自清，一反往常的冲淡平和，疾笔写下了著名的《血歌》，短促的、跳跃的句子如同狂风、急雨、鼓点：“血是红的!／血是热的！／血是长流的！／中国人的血！／都是兄弟们！／起哟！起哟！”
即使不在“五卅”或“三一八”现场的外省青年，也会被大革命的情绪所感染。杭州的中学生王凡西，最初是一个相信胡适点滴改良的温和青年，一心想研究学问，看不起那些政治上活跃，但成绩不好的激进同学。但后来他承认“五卅运动却给了我一个激烈的与决定性的转变”。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杭州来宣讲发动民众，本来正处于毕业考试关键时刻的王凡西，热血也沸腾起来，参加了杭州学生会的工作，整整两个月，忙于爱国运动，“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像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于顷情间焚化了，……我很快懂得了，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说法是多么地虚伪，真正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为行动来服务的”。一旦走上了政治这条路，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后来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成为职业革命家。
五四运动前期的中心是启蒙，后期是社会改造，然而“五卅”以后，启蒙与改造的无力感，被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所替代，这种政治热情，与民国初年以议会民主制为中心的政治参与迥然不同，它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欲望，而变成了以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底层运动，后来随着北伐的展开，又动员了更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但无论如何，国民大革命中心舞台的活跃者，无论是工农运动的动员者，还是北伐军里面的骨干，几乎都是国共两党的新鲜血液——在革命中日趋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
如果说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的刺激是“五卅”和“三一八”的“血”，那么“一二·九”一代革命者则为亡国灭种的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所激愤。东北的沦陷，首先让东北的知识分子感到了切肤之痛，他们流亡到关内，投身于各种救亡活动当中。作家端木蕻良在南开中学读书，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在学校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还当众怒斥了前来学校讲话的天津市市长，结果他被学校开除了。另一位作家萧军写作了描写东北抗日武装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因为他是东北人，对日本人的侵略刻骨仇恨，以后加入革命皆由爱国情绪点燃。即使不是东北人，北平不少有热血的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也骚动不安。在清华读书的吴晗写信给自己的恩师胡适，倾诉内心的愤懑。他以异常激烈的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在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多为破落的富家子弟或贫家子弟，除了周扬等个别人之外，鲜有正当发达的富商或官宦子弟参加革命的。第一代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多出身于北京大学，但在大革命时期，北大并非革命者的主要贡献地，与上海大学远远不能相比。王凡西在1925—1926年间是北大中共支部领导之一，他发现北大校园里面“乱党”不多，1300名学生里面，革命同志只有二三十人。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二·九”一代革命者当中，有很多人出身于富家官宦子弟。大革命洪流中的学生，基本出身于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师范学校这些教育体制的边缘部分，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力，已经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学校等这些中国顶级的高级学府，而这些顶级学府，很少贫寒子弟，仅学费一项，就将他们拒之于门外。瞿秋白当年到北京，首选是考北京大学，但家道的衰落让他付不起那笔昂贵的学费，不得已他只能进入膳食全包、学费全免的俄文专修馆，因此阴差阳错，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像燕京、清华、北大、南开，里面多是衣食无忧甚至准备出国深造的富二代、官二代。本来他们有辉煌的前程，为什么会冒险加入抗日运动，继而成为革命者呢？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走出书斋，投身抗日运动，与大革命一代全然不同，不是因为对个人前途的绝望或社会黑暗的不满，而是对亡国危机的深刻忧虑。天津豪门子弟叶笃庄在南开学校读书，父亲早就安排好了他的前途，希望他以后学理工科，在乱世里面有一口太平饭可以吃。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叶笃庄挺身而出，担任了学生会秘书长，多次参加抗议日本的学潮。代理校长张彭春找他谈话，劝他“不要跟着‘赤色分子’跑”。但他不听，又偷偷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红色书籍，思想日益左倾。高三毕业的时候，按照他门门功课得“A”的优异成绩，是可以直接进入燕京大学的。他准备大学毕业以后参加革命，到农村去发动农民，于是与好几个有同样想法的南开富家子弟一起进入了中央大学农学院。当年在这些名牌大学里面参加抗日运动的，大多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些优等生，继承了“五四”的精神血脉，不仅视野宽广，而且有家国情怀。据韦君宜回忆，1982年一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承认：“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韦君宜的父亲是技术专家出身的铁路局长，一直希望送聪明过人的女儿到美国留学。在清华哲学系求学的韦君宜，拜金岳霖、冯友兰为师，也喜欢纯粹的哲学。但在“一二·九”运动当中，学生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报纸行却对爱国运动只字不许提。她后来回忆说：“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年轻的韦君宜放弃了学哲学的快乐和出国留学的大好前程，参加了革命。
影响年轻学生思想激进的重要因素，除了政府不抗日、共产党抗日之外，还有学生们阅读了左翼作家的作品。鲁迅、茅盾、丁玲、巴金等人的作品，像一把把火，燃烧了他们的内心。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王元化还只是北平的中学生，但他疯狂地迷恋、崇拜鲁迅。在卢沟桥事变南下逃难时，他什么也没有带，只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帧自己手绘的鲁迅肖像放在贴胸的口袋中，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逃离了北平。除了中国的左翼作家，俄国19世纪人道主义文学和苏联时期的左翼文学也对青年学生起到革命性影响。刘白羽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带着姨太太离家出走，他只能跟随母亲寄人篱下，备受白眼。在北平一中读书期间，图书馆主任思想进步，买了许多俄苏文学作品。刘白羽非常喜欢契诃夫，其笔下小人物的悲催命运让他深有共鸣。有一天，他读到了苏联小说《铁流》，深受打动，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只是一个朦朦胧胧对革命向往的人，但正是《铁流》里，我看到一幅新世界悲而壮的图像。我听到一曲悲而壮的歌声，《铁流》点燃了我年轻的心灵的火焰”。
在上海的女青年朱微明参加革命，也是被一本高尔基的《母亲》点燃。她后来对女儿说：“我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童年，我完全被小说征服了。我确实感到，只有干革命才是我的出路。你外婆说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的故事，刹那间变得愚不可及，我觉得必须像陈日蒙那样，走出自己的旧生活”。她提到的陈日蒙，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常常介绍一些苏联小说让朱微明看，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是要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一起上延安去，去寻找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在救中国，在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
“一二·九”运动前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热血青年要选择的空间是有限的，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对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他们是不满的，而对遥远的、从未有过接触的共产党，却充满了热烈的期待与想象。王元化在“一二·九”期间，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后来他之所以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先”，就是与有此认识有关。他后来回忆说：“共产党当时不是执政党，可是它一直在那里号召大家抗日，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打。到了后来，共产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它？抗战前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知识分子谁会去相信国民党？” 比王元化小3岁的李慎之，当时还在无锡念中学，他参加革命的心理动力与王元化几乎相同。他晚年在回忆“一二·九”以后参加革命的经历时说：“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共产党之所以吸引热血的爱国青年，除了抗日之外，还有自由、民主这些美丽的想象。“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毕竟在学校里面接受过西方的思想启蒙教育，但他们在执政的国民党那里看不到自由、民主的希望，而共产主义的学说提供了一个包含各种美好价值的乌托邦理想。在“一二·九”运动之后，韦君宜不再有兴趣追随金岳霖、冯友兰学习哲学，她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大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确实，抗战爆发以后，大批激进青年投奔延安，吸引他们的正是这些美好的价值。何方在谈到中共革命中“三八式”干部的时候，也如此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代‘三八式’干部正是由救亡运动唤醒和推上历史舞台的。大批青年抱着吃苦和牺牲的决心，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当时的延安，第一，举的是抗战的旗帜，第二，举的是自由的旗帜。那时延安大讲自由平等，许多革命歌曲的歌词里都有自由这个词。”
三、通向革命的四大精神气质
家庭出身、学校、学潮和革命运动，只是刺激一个青年人趋向革命的外部条件，是否付诸行动，最终还要取决于他主观的个人气质。那么，究竟什么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气质呢？我发现，主要有四大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
先说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五四”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五四”之子，继承了“五四”的自由精神。“五四”的自由精神，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分别以知（识）、情（感）、意（志）表现出来，知识上的个人自由以胡适为代表，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情感上的个人自由以周作人最为典型，提倡的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而意志上的个人自由非鲁迅笔下的“摩罗战士”莫属，那是尼采式的反主流的超人。显然，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更多继承的是鲁迅的意志自由传统，而“一二·九”一代革命者由于受到比较完整的西方式理性教育，对自由的理解相对而言比较偏重胡适式的个人理性思考和周作人式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在中国尚未发育，马克思主义也刚刚传入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显学是崇尚绝对个人意志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拒绝一切暴力、一切形式的压迫。无政府主义与“五四”的另一大显学尼采哲学相结合，就产生了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精神狂飙，深刻影响了作为后“五四”一代人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狂热地追求个人自由，憎恶社会的压迫机制。而要改变黑暗的现实，唯一的希望就是具有超强个人意志的尼采式英雄的横空出世。李欧梵在研究东北左翼作家萧军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萧军与郭沫若一样，他们的家族成员都与“土匪”有关系，两人的个性都注入了一种鲁莽大胆的个人英雄主义。萧军在《我的童年》一书中，深情地回忆他童年生长的环境里浓烈的“豪杰气”和“英雄情结”：家族和村庄里的大人们“鼓励着孩子们大胆，鼓励着孩子们蔑视任何秩序和成规，……他们总企盼自己底孩子‘有出息’，成为一个非凡的轰天动地的能够高临万人的‘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怎样或得来的”。待萧军成年，读了大量鲁迅、巴枯宁、拜伦、列宁等人的著作，早年那种梁山好汉式的江湖英雄情结升华为追求绝对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英雄气概：“由没落的个人反抗的封建主义倾向，转向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倾向，俄国式虚无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列宁、史太林、孙中山……总之，影响我的不是主义，而是‘人’”。
萧军这里说的“人”，是一个巴枯宁、卡莱尔、罗曼·罗兰式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怀着无政府主义的浪漫理想，孤身一人与黑暗的世界对立。在19世纪的俄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有东正教的宗教背景，个个都是殉道式的圣徒。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宪兵押送西伯利亚服刑的时候，宪兵对他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说：我们押解的不是犯人，而是一个圣徒。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当中，几乎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圣徒，缺乏内在的救赎，多的是尼采式的个人英雄，相信凭一己之意志，可以启蒙民众、拯救世界。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具有这样的气质。尼采式的个人英雄，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动物，而是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志的，是从上帝、天命与各种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的顶天立地的超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间一切万物都要伟大。创造社领袖郭沫若在《天狗》中气吞山河地狂吼：“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全世界能量的总量！”郭沫若是尼采与王阳明的双重灵魂附体，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阳明的“我心即世界”融为一体，一个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个人英雄喷涌而出。
尼采式的英雄是价值虚无主义者，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实在价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创造意志本身。郭沫若在《女神》里面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郭沫若笔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个与宇宙相通的自我。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中豪迈地宣布：“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独求败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也有拜伦、雪莱式的破坏热情。郭沫若的内心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然后崇拜比自己更强大的救世主。那篇充满喷薄之情的《匪徒颂》，讴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时代的革命英雄，从克伦威尔、华盛顿，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前面提到的萧军，即使后来到了延安，也想做一个改造愚众的新英雄主义者：“针对着中国这落后的国民，新主义是需要的，……中国不用新英雄主义的精神改造一番，它将要是无望的改到别人。这是一种国民的——人类的——质底提高。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但始者。”
“五四”师生两代知识分子都有虚无主义的心理背景，但到大革命这代知识分子，为了超越无所依傍的虚无主义，急切地寻找新的信仰，那种能够全盘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识形态。新信仰的落地，最终要皈依于一个新的神魅人物。太阳社的创始人蒋光慈起初最崇拜的是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拜伦：“拜伦啊！／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但正如夏济安所分析的，像蒋光慈这样的反叛青年，“他们用自我来对抗社会，后来发现个人的力量在对抗中显得太过单薄，于是颂扬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即被神化了的无产阶级，他们认为这个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之后，拜伦式的个人浪漫主义放大为无产阶级的神魅英雄，那是背靠光明理想，能够拯救黑暗世界的弥撒亚；他热烈地歌颂十月革命，歌颂莫斯科，歌颂列宁，称十月革命“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列宁过世之后，蒋光慈深感一个空前绝后的伟人远去：“历史上本不少伟大的人们／他们也值得诗人的赞美歌吟／但是列宁你啊／你是一个空前伟大的个性／你送给人类不可忘的礼物／你所遗留的将与日月以同明！”
尼采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背后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第二种，便是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蒋光慈对郭沫若说过：“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为什么革命者，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是浪漫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知识分子往往内心敏感、充满幻想，不满现实生活的平庸和乏味。何其芳虽然是大户人家的长房长孙，但他从小在女性为主的家族群中长大，形成了他的敏感气质。刻板的私塾教学让他感到非常无聊，严酷的父亲将他们兄妹几个关在寨子里面进行封闭式管理，还安排守门人，限制他们自由出入。他后来在诗中写道：“我这个小地主的儿子／不愁吃，不愁穿／用家里的钱进学校……我不能从那旧世界的秩序／看见一点而幸福，一点儿意义”。但他在父亲的书房里面，读到了《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小说，这为他的心灵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内心充满了各种奇异的幻想。何其芳的早期诗歌里面反复出现的，是两个与童年经历有关的主题，一个是孤独、寂寞、哀伤，另一个是唯美主义的白日梦。他如此倾诉：“每一个夜晚我寂寞得与死接近，每一个早晨却又依然感到露珠一样的新鲜和生的欢欣”。1936年出版的何其芳《画梦录》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唯美主义散文的顶峰，获得了《大公报》当年的文艺奖金。但正是这种唯美的、忧伤的浪漫主义气质，让何其芳后来自我反省，感觉自己脱离了社会现实。为了弥补幻想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裂痕，他去了宝塔山下，继续以浪漫的意象，讴歌革命圣地，红色的延安梦代替了往昔的白日梦。
革命激情的内在本质，就是浪漫主义。蒋光慈说：“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谛克”。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只是一步之遥。拜伦和雪莱，在激进知识分子当中，都曾经起到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杨宪益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之家，父亲是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杨宪益是大家族里面唯一的男孩，万千宠爱于一身，从小具有反叛的性格。在青年时代很喜欢写诗，他模仿的对象是雪莱，他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写另一首咏雪诗是受了雪莱《云雀颂》的感发，我在诗中将纷纷飘落的雪片比作诗，比作音乐，比作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我在诗的末尾几行表达了自己决心有朝一日为革命献身，要把世界上的污秽清除干净的愿望。这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充满稚气的幻想，但它显示了我早年爱国的和革命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它或许还预示了我日后将走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们，在加入革命之前，都有一段虚无和苦闷的经历，正如丁玲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描述的：“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要让自己从虚无、苦闷和无聊中超拔出来，就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刺激让自己的激情燃烧。这种刺激，对于年轻人来说，不是恋爱，就是革命，而恋爱与革命，恰恰成为许多左翼文学中共同的主题。蒋光慈在日本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说法：你若想要出名，则必须描写恋爱加革命的线索。他的小说，就是“恋爱加革命”模式的典范。丁玲最早出名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展示了“时代女性”内心的虚无和苦闷，待她加入左联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左翼作品《韦护》便转向了“恋爱加革命”。最后，革命战胜了爱情，主人公投奔国民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去了。现代文学中第一部正面描写抗日游击队的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中心故事也是一个革命队伍中浪漫的三角恋，对早期左翼作家来说，似乎没有爱情的点缀，就书写不了革命。文人革命者的感觉是细腻的、浪漫的。20世纪20年代初浙江一师的湖畔诗社，最初的诗都是爱情诗，但五卅运动之后，这些年轻诗人的浪漫主义激情从爱情转向了革命。冯雪峰给应修人写信说：“我们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兼革命家”。冯与应，再加上潘漠华，四位湖畔诗社发起人中的三位，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
通向革命的第三种精神气质，是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创党一代知识分子多是校园出身的观念性人物，之所以创建和参加共产党，多是被马列主义的理论所吸引，他们对底层社会民众的接触和了解比较有限。“五四”时期也有民粹主义思潮，同样也是观念性的，比如李大钊的民粹主义，理性上的思考，要多于生活的实际感受。然而，大革命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很不一样。无论是破落的富家子弟，还是贫寒学子，都是来自社会底层，来到大都市或者省城之后，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与平民社会有比较多的接触；自身的经济窘迫，也让他们对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联系。这代革命者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观念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
别尔嘉耶夫说：“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19世纪俄国贵族和平民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赫尔岑、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一种情感上的民粹主义。他们的文学，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左翼作家们，民粹主义的最初来源，来自于人道主义。周氏兄弟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代表，但他们的人道主义趋向是有差异的。周作人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提倡“人的文学”，特别是女性和儿童的“人”的地位。周作人这里说的“人”，是文艺复兴式的，是具有自然情欲和精神情感的人。而深受俄国和东欧文学熏陶的鲁迅就不同了，他关心的是闰土、祥林嫂这样的受侮辱和欺凌的底层民众。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与民粹主义无缘，他的人道主义有贵族气。但鲁迅的人道主义直接通向民粹主义，大革命一代的左翼作家无不受到鲁迅的影响，在鲁迅的人道-民粹思想的延长线上。柔石的作品就是一个显例。他写《二月》的时候，主人公萧涧秋对青年寡妇文嫂的怜悯，是人道主义式的慈悲，待他加入左联之后，写《为奴隶的母亲》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带有强烈的阶级义愤。而从民粹主义到进一步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步之遥而已。从人道主义到民粹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许多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何其芳是另一个例子。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写了唯美主义的《画梦录》，毕业之后到莱阳师范学校教书。这是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县城，学校里都是乡村来的贫家孩子。何其芳第一次真正地融入中国基层社会，开始了解到民间的疾苦，这与他所幻想的浪漫世界实在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怀疑和反思：“我在我嘲笑的尾声上／听见了自己的羞耻／‘你也不过嗡嗡嗡／像一只苍蝇！’／如其我是苍蝇／我期待着铁丝的手掌／击到我头上的声音”。他对底层民众有了一层淡淡的忏悔感，笔调中流露出对失去土地无处栖身的农民、街头下层妓女的怜悯，同时还有对海边空置的豪宅和大腹便便的富人的愤懑。他决定远离梦想，回到现实：“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宁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抗战爆发以后，何其芳沿着这一思想的变化轨迹，日趋关心现实、批评黑暗，文风变得尖锐泼辣，在周作人附逆下水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写《论周作人事件》，严厉地批判自己北大的老师。他热切地向往光明，向往一个没有压迫、充满平等的新世界。像很多“一二·九”知识分子一样，最后投奔延安，几乎是他心理历程的必然归宿。
激发知识分子趋向革命的最后一个精神元素，乃是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比起目睹国内的社会不平等，亲身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威胁，是一个更大的心理刺激。前面已经分析，“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很多是富二代、官二代，运动的领导者，多是北平著名学府的优秀学生，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员，比如，姚依林是清华的，黄华是燕京的，黄敬是北大的，周小舟是北师大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教会学校的师生，在反帝的浪潮中，比一般学校的反而走在更前列。在五卅运动当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师生，因为校方不同意降旗为“五卅”死难者默哀，集体离开圣约翰大学，另外创建光华大学——这所大学正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王元化晚年在回忆自己参加“民先”，走上革命道路过程中，提到曾经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家庭是一个浓郁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湖北沙市圣公会第一任华人会长，父亲是传教士出身，后到国外留学，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但正是这样一位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清华教授，有比常人更强烈的爱国情怀。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父亲愤怒地表示：“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他拉了一头毛驴，冒着大雨将在香山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儿接回家，走了整整一天。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家绝对不用日货。王元化后来说：“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在中学读书的王元化在北平城里目睹过日本军队的耀武扬威，他说：“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
在“一二·九”运动当中，美式学校清华大学和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学生，要比北大和北师大活跃得多，而燕京大学的学生，几乎扮演了核心角色，“‘一二·九’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燕大学生组织领导的”。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基督教徒与革命者在精神气质方面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第一代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最具有宗教气质的是总书记陈独秀。因为在大街上撒传单，陈独秀被囚禁在北京看守所，他无书可读，手边只有一本圣经，胡适说：“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公开回应给张申府的信中说：“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在俄国平民和无产阶级两代革命者当中，很多都是僧侣的后代，或者是教会学校毕业，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他们激烈地反基督教，但反对的方式依然是基督教式的，在后来的革命旅程当中，以一种世俗化的宗教精神从事人类解放事业。
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向学生传授的是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对穷人的同情与怜悯，作为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的神圣使命。燕京大学教授吴雷川是一个激进的基督教神学家，他相信基督教信仰可以与革命互相共存，耶稣就是一个革命者，为的是建立一个消除了所有社会不公正的人间天国。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基督教精神”，但如果“基督教不带有革命的特点，它将无法在革命时代存在下去”。吴雷川的激进观念未必在燕京大学是主流的，但燕京大学所灌输的同情穷人、服务社会的基督教平等精神，的确成为许多学生后来走向革命的思想启蒙。在北平几所精英大学当中，燕京大学最提倡走向社会、服务乡村，许多师生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到偏远乡村去做社会调查，并从事乡村重建的社会服务工作。有意思的是，校长司徒雷登对学生的反日爱国热情予以肯定，赞扬学生们“展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这是当代历史上最令人感到希望的事情”。当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听到燕京学生也参加了南下抗日请愿活动时，感到很欣慰，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在“一二·九”运动当中，燕京的学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并非偶然。
四、信仰与组织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时尚的“主义”眼花缭乱，各种以革命自称的政党也在争夺青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了激进青年的人心？简单地说，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其具有19世纪议会式政党所不具有的两个优势，一是信仰力，二是组织力。正是这两种力，让共产党在青年知识分子的争夺战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先分析信仰力。在“五四”后期，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争相争夺激进青年。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虽然是禁书，但依然在革命青年当中悄悄流传，传播最广。为何如此呢？不妨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影响最大，同样具有革命性和激进性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比较一下。无政府主义是清末民初和“五四”前期思想界的第一大思潮，它所追求的无政府、无压迫、无暴力的自由平等新世界具有完美的乌托邦魅力，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成为其信徒。但在黑暗的现实世界和美丽的乌托邦世界之间，无政府主义缺乏完整的行动指南和现实策略，从此岸世界跨越到彼岸世界，只是凭借小组织的新生活实验，或者冒险的个人暗杀壮举。而三民主义则相反，孙中山在晚清设计了一整套革命的方略，从同盟会口号和革命程序论，后来不断完善，到20世纪20年代让三民主义具有了通俗的理论基础，并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固然有一套政治理论，行动力很强，但缺乏一个超越的乌托邦世界以及整全性的宇宙观、人生观，故依然无法满足有理论兴趣和心灵饥渴的知识分子。唯独马克思主义，有黑格尔哲学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作为其哲学和政治基础，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经过几代理论家的发展，到“五四”后期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套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不仅有可与无政府主义媲美的美丽新世界——共产主义，而且有比三民主义更具现实性和战斗力的政治纲领。更重要的是，在科学和信仰的双重形态之下，其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中心，形成了完整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可以满足知性型知识分子认知世界的方法论需求。另一方面，其共产主义的超越理想和简明易懂的教义信条，又能迅速成为情感型知识分子的心灵信仰。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通向马克思主义之路，有方法论和情感型两条路径。儒家文化以及作为其互补结构的道家和佛教，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完整而有效的理解宇宙、认识社会和人生价值的认知地图，到了五四运动，这张传统的认知地图失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新理论和新信仰没有及时填补因为儒家文化的退场而留下的空白，众多年青知识分子陷入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迷茫之中，于是从日本和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
前述上海大学教员中，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等留学日本，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有在苏俄的经历，他们向学生们传授的正是一张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认知地图，只是留学日本的偏重考茨基的理论，而俄国回来的更多列宁主义的色彩。瞿秋白先是担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对整个学校，特别是社会学系的课程有精心的规划。他计划在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大纲、法学通论、历史哲学、生物哲学等课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整全性理论，为学生提供一张完整的认知地图。然而，上海大学的创办，已经接近“五四”时期的尾声、国民大革命的前夜，“青年学生参与行动的冲动，代替了对塑造未来社会的冷静、深沉的反省”。瞿秋白为中共打造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理想，并未在国民大革命之前实现，一直要到大革命落潮之后，严酷的白色恐怖让许多革命青年不得已回到书斋、退而结网，这才进入了重新打造马克思主义认知地图的适当时间和空间。
于是在1927年到1937年期间，在左翼知识界出现了一股瞿秋白所期盼的“社会科学热”。德里克指出：当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很难区分“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这些理论的区别，“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促成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重要性的意识的深化，现在社会学则提供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力量可以引起广大群众关注的媒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种异常畅销的社会科学读物的掩护下，慢慢渗透激进知识分子的大脑，让他们获得了一把了解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法论钥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兴趣的，不仅是接近共产党的激进青年，包括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内部的左派知识分子，包括汪精卫派、陈铭枢派。后者虽然不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非常认同唯物史观，因此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在“五四”后期是孙中山办的民智书局，在北伐之后，是有国民党背景的新生命书局。舒芜晚年回忆说：“我一接触马克思主义，首先觉得它最能说明抗日救亡的种种现实迫切问题；其次觉得它比三民主义、比孔孟的治国平天下，更能科学地说明救国救民平治天下之道；其三，觉得它与民主、科学、自由、个性解放等等完全相合，而且是最彻底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于是我一下子就相信了它”。整全性的马克思主义，其清晰的认识世界方法、美丽的乌托邦理想和简明的救世方案，让含混不清的变得单纯，令人费解的变得容易，让许多左翼青年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愉悦感。
如果说对理论有兴趣的激进知识分子多是从寻找“认知地图”方法论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许多左翼的作家们则多是从情感型的途径靠拢中共、走向延安。前述的左翼青年的四大精神气质，背后都有一个对自由、平等、独立的乌托邦追求，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们，未必对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热情，他们的想法是感性的，总是有一个美丽的想象，希望从肮脏的人间寻找到一个寄托乌托邦梦想的纯洁伊甸园。抗战爆发以后，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许多“一二·九”知识分子在晚年回忆里面，都谈到当年他们内心有一个延安梦。司马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延安梦’，这个梦有点像著名的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记》。我有一个延安梦，这时又真的身在延安，也就自然入梦。人在梦中不觉是梦。……我们把自己的苦行视为革命者应有的情操，因为我们身在梦中”。何其芳在去延安之前，就是一个经常沉浸在虚幻的白日梦世界的诗人，《画梦录》就是白日梦的结晶。然而，现实世界的残酷，又让他内心不安。他说：“在我参加革命以前，我的生活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出现在文学书籍里和我的幻想里的世界。那个世界是闪耀着光亮的，是充满着纯真的欢乐、高尚的行为和善良可爱的心灵的。另外一个是环绕在我周围的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灰色的，却是缺乏同情、理想、而且到处伸张着堕落的道路的。我总是依恋和留恋于前一个世界而忽视和逃避后一个世界”。然而，逃避只是短暂的，他总是要将这两个破裂的世界弥合起来，因此睁大眼睛在人间寻找梦想中的乌托邦。延安，似乎满足了他想象中的精神渴求。到了心目中的圣地不到三个月，他就写了热情洋溢的《我歌唱延安》，以其唯美主义的诗人气质大声歌颂：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诗人何其芳的白日梦终于落地，从虚无缥缈的文学世界变身为理想中的延安梦。
共产党吸引激进青年的，除了信仰力之外，还有一个组织力。左翼文人本来都是一群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大都分散在内地的二三线城市，他们迫切要离开家乡，到革命的中心来寻找组织，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左联，恰恰可以为这些本来是一盘散沙的青年提供一个有团契生活的“家”，一个得以精神依赖和人生庇护的组织。这样的革命中心，在国民大革命兴起之后，是广州；大革命失败之后，是上海；而抗战爆发以后，则是延安。广州、上海和延安，先后成为各地激进青年和左翼文人的向往之地。
早期的延安与整风运动以后的延安不同，在延河两岸，弥漫着一派自由、平等的宽松气氛，颇符合浪漫青年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乌托邦境地。刚刚从黑暗的沦陷区和混乱的国统区跋山涉水来到延安的年轻人，第一次听到“同志”的称呼，感觉异常地亲切温暖，“听到人家喊自己同志，觉得浑身的血管都冒出热气来了，觉得真是亲得不得了。唉，为了这一声同志，也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哟”。韦君宜回忆说，到了延安的青年，最喜欢唱一首苏联的歌：“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她说“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小小的延安城，在抗战爆发之后，一下子聚集了大批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他们在延河边上唱歌跳舞，在宝塔山下朗诵诗歌，到处燃烧着青春的气息。无论是过去的富家子弟，还是以往卖稿为生的，如今到了延安，都成为“公家人”，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吃的是小米大锅饭，每个月还有零花钱，一时确实让青年们感觉来到了一个自由、平等、大同的天堂。从法国回来的文学博士陈学昭以夸张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像逃犯一样的／奔向自由的土地／呼唤着自由的空气／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在革命青年的意象之中，延安就是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给自己温暖的“家”。韦君宜刚到延安的感觉是：自己“甩脱了家庭学校”，“咱们一起回家啦！”即使在后来的抢救运动当中受到了惊吓，她依然将组织视为自己的“家”：“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与韦君宜一起奔赴延安的她的丈夫杨述到了“文革”的时候说得更坦诚：“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
革命青年对组织充满了各种浪漫的幻想，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有统一的革命信仰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就与那些依然具有散漫习气和自由思想的文人革命者发生了错位。大致而言，在国民大革命前后，年轻的中共还具有学生般的青春与活泼，组织性和纪律性尚不完整严密，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白色恐怖严重，转入了地下工作，开始有了缜密的组织纪律，这对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中共的外围组织左联内部，有两种不同的革命作家，一种是职业革命者，还有一种是业余革命者。职业革命者如周扬、冯雪峰、夏衍、徐懋庸等，其写作、翻译是副业，并不以此为生，而党的秘密工作是其主业，领取党组织的生活津贴，无条件地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们可以说是“组织人”，虽然在文学与革命之间有冲突，但身心已经全部交给了党。而更多的左翼作家们就不一样了，虽然其中一些人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依然是业余革命者。他们以爬格子写作为生，依然保持着文人的各种习性，不是以对组织的忠诚，而是以文学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胡风就提到过作品主义和作家主义在左联作家中很流行：“许多盟员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一种作品主义；热心想做作家，这只能是作家主义”。端木蕻良1933年参加左联，那个时候他对政治很有兴趣，“很贱视文学，觉得太没有用处，太兜圈子，对社会起不了决定作用”。后来他的左联同志们在一次聚会中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他恰好没有去而躲过一劫，从此对政治活动冷淡，一心写作长篇小说。虽然他依然态度左倾，但被许多同志认为气质完全与革命者对不上，丁玲就说，“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
文人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气质，让他们接近革命，向往革命，但又受不了革命组织的纪律约束；他们向往过团契般的温暖生活，但又想保持自己的身心自由，于是二者之间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蒋光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左联当中，他是资格最老的中共党员，在创办左联，考虑由谁作为左翼文学旗手的时候，除了鲁迅，他也是曾经被考虑过的人选。蒋光慈热爱写作，认为自己最好的战场是在文学上，然而李立三领导的“左”倾党组织经常命令他参加各种飞行集会，到大马路上去撒传单，搞得他筋疲力尽。组织还通知他，要征用他的家，作为秘密会议的据点，他非常为难，拒绝说：“一个房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倒了”。他酷爱写作，热情革命，但那是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革命。他受不了集体行动的紧箍咒，在百般无奈之中，递交了退党申请书，希望自己像茅盾、郭沫若那样成为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用笔而非用腿继续为革命工作。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李立三“左”倾路线主持的党组织开除，他还被扣上一顶“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
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要求所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放弃“小我”、融入“大我”，将原先一个个自由散漫的“我”改造为有着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我们”。然而，不少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思想深处依然印刻着“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反感一切权威，向往绝对的个人自由。一些在社会底层游荡过的革命者，还有流浪汉的散漫习气，好吵架，动辄打架。早年当过学徒的左联作家楼适夷与冯雪峰当年是同吃同住的朋友，他们都是流浪汉，身上有流浪汉的坏脾气，爱吵嘴，爱发牢骚，得罪的人不少。革命胜利之后，冯雪峰的儿子填入党申请书，在家庭出身一栏，冯雪峰要儿子不要填“革命干部”，而是填“职员”。他说，自己尽管参加过长征，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是自由职业者的范围；自己的暴躁、偏激、骄傲，以及自由主义的习性和作风，正是早年在近于流浪者的窘迫生活环境里形成的。萧军少年的时候经常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土匪：“当胡子，我认为是好汉干的。他们用自己的脑袋做本钱，所谓两手换的买卖，堂堂正正地去抢夺，大大方方来吃喝，痛痛快快打死自己所不喜欢的人，这是多么豪侠的生活啊！”鲁迅逝世之后，萧军到鲁迅墓前，将三本左翼的杂志作为祭品焚化了，结果受到同为左翼阵营的马吉蜂、张春桥等人的嘲笑，萧军大怒，找上门去，约定时间与他们“比武”，还找了萧红、聂绀弩作为见证人。萧军三拳两脚就将马吉蜂打倒在地，他哈哈大笑：“你们有小报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我没有别的，只有用拳头揍你们！”
这些流落到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是一般的流民无产者，而是有身份而落魄的游士。杜亚泉曾经分析过这些游士的复杂性格，他称之为“过剩的知识阶级”，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达则与贵族为伍，穷则与游民为伍”，带有游民的色彩：“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这些游民的气质让这些知识分子倾向革命，但一旦加入组织，又与布尔什维克政党的要求格格不入，于是，原先让他们倾向革命的几大气质，从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到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通通成为“小我”融入“大我”，化“我”为“我们”的精神阻力。
在延安的早期，“小我”与“大我”的冲突尚不突出，随着1941年整风运动的展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便提上议程。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11种自由主义的现象，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显然，毛泽东这里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弥漫的自由散漫、崇尚个性的无政府主义与老庄哲学。
革命是一座改造知识分子的大熔炉，也是精神磨难的大炼狱。它要求每一个加入了组织的自由文人从传统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服从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与革命事业有机结合的一分子。这是众多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始料不及的。他们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如何接受思想改造，那是另一段心路历程，已经超出本文的主题。无论如何，大革命与“一二·九”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也经历了精神的苦难，这是他们青春期的选择，即使到了晚年，依然历经九死而未悔，个中的缘由可能为后来几代人所不可理解，但这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一部真实的革命知识分子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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