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读书文摘》2014年第3期，作者王学泰。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划的、并送劳改了，也就是“反动学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来了，到了7月，毛泽东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并指出北洋军阀镇压、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于是这批“反动学生”也就一风吹了。而此前的“反动学生”依然在劳改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1月24日起，被各校陆续派员召回为止。嗣后，有的随1966—1968三届毕业学生分配；有的延宕至1970年随1969届学生一起分配工作或劳动；有的不幸，再次戴上帽子驱逐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如人民大学的“反动学生”）。
缘起
整“反动学生”始于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毕业鉴定时。据1963年河北北京师院数学系毕业生朱志曾先生回忆，毕业前，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写自我鉴定（政治性的），然后集体讨论通过才能毕业。在写鉴定之前，校方传达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说在北京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毕业生中就有阶级敌人，并公布了一些案例。有北大的“反动小集团”案，科技大的“叛国投敌”案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案。
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发表，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声势很大，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是个山东汉子，对“25条”有异议，马上给中央台写了一封据说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报告给了毛泽东，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毛泽东的批示，指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于是从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计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河北北京师院），以及北大的吴启元、伉铁保、科技大的马家骅等。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铺开
处理“反动学生”的文件在1963年暑假就已形成，但据我所知，除北京外，其他各个省市没有马上按照这个文件清理和处理“反动学生”。大约是学生在文件下发后都已分配完毕，已经离开学校，不好追回来重作一次鉴定。
到了1964年，毕业前阶级斗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为标志的“学习雷锋运动”就拉开了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的序幕，先是“学雷锋，做好事”，跟着就是照着《雷锋日记》中的精神搞“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忆苦思甜”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教育。并要求同学们联系实际，人人过关。“三年困难时期”校方允许甚至倡导的东西（如保持热量，劳逸结合，展开文娱活动如跳舞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动员学生自我检查提高。北京师院化学系还揪出学生于某作为“反动学生”的样板，并被送至劳改局农场劳动改造（1999年我碰到该同学才得知他劳动教养后又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十多年）。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政治运动之前必然要酝酿的一种氛围。
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全国性的（包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市）。我亲身经历过北京清理“反动学生”的运动，仅就北京各高校清理“反动学生”运动的过程做些说明。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名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学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级“选举问题”，认为那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在学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类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利用毕业前学生对日后命运的关注，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有目的地找一些学生回忆既往、制作有关同学的言论材料，定出打击重点。其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成为普遍现象。这立即引起骚动，被列入黑名单者立即陷入无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监视的孤立窘态。
7月中旬鉴定开始，斗争的势态已经造得很足。几乎每个同学的检查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包括回国不久的华侨。如喜欢唱《外国名歌200首》、穿花衣服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检查先要在小组里通过，最后由“系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依靠对象）放在前面，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吴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对各高校党委等讲如何做“毕业鉴定”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学生的“政治立场”。他的讲话里透露出当时搜集了不少学生“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采用保卫手段获得的，这种他不谈，我们也不动他。把内部得到的材料暗挂，作为认识材料转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是“有关人检举，这要拿出来，他将来要对证也不害怕。这暗挂就不对了”（见北京档案局开放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工作档案）。这份档案还附了一份“检举材料”，即北大数学系64届某毕业生给东北工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东北同学的母亲在沈阳军区某少校家做保姆，东北同学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这封信遗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认为其中有些话与我们时代不相称，带有反动性”。少校看了也认为“作为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青年一代，还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打算（如信中提到要报考研究生）”。于是他写了“检举信”和这位毕业生的信一块儿寄到北京市委。其实那封信只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适合的话，可以工作两年后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计做好准备，这次要来个稳当的考取”。这就是被视为有“反动性的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痛哭流涕，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我十分惊异。考虑自己的状况，自觉不会顺利通过，我做了遇到麻烦的准备，没有想到“麻烦”没来，这就像笑话中说的那只应该落下来的靴子没有落下来一样，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上面说过的“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
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约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因为我的鉴定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经过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众揭发，写认罪书，自我批判，最后宣布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全系、全院公开划为反动学生的只有我一个。程序少了一项，就是没有让我看“定案材料”，更没有签字。这个案件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中文系四个班，每个班还各有2个内定“反动学生”，这些人虽然都分配了工作，但“问题”写在档案里，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定“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只发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学院参加劳动，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年龄均在22岁—28岁之间，只有3人30出头。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没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大学只是在学生中搞了“清理思想”运动，同时进行“评功摆好”的正面教育。
“罪行”
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说这些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是不公正的。除了个别公开上书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所谓“拣鸡毛凑掸子”。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或互相揭发出来的，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这与反右时鸣放会上发言，或贴大字报而被抓住的问题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管正确与否都呈现于个人私生活中，这与在公共空间的表达有根本的区别。大多数只是与当局想法不同，这是因思想获罪的典型。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反修防修；
2，关于“三面红旗”问题；
3，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4，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
5，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以上所谓“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论，以言论和思想定罪，已属违宪，而许多“言论”，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罗到“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另外还有四名1957年右派学生（北师大萧书长、陈寿康，北京农大张慎行，北大张世林），完全是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处理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由高教局参与管理）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与文革“五七干校”类似），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参与管理组的前后计有北大、矿业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三校，高教局也有临时派员。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时候。前后共九人。
管理组管理“反动学生”的方法与通行的社会控制是一个路数。首先是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谓“左”就是与当局一致，或假装一致；所谓“右”就是与当局不一致，或不屑于表达“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组把这些人分类排队，制造差别，让其内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组看来，虽然都是“反动学生”，但为了管理就要把他们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人性的弱点就是打击既来，谁都想承受最小的，于是都想挤入“积极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谓“积极”要付出人格的代价，给自己增加许多痛苦，给管理组带来许多方便。
管理组人员都是临时的，有时要换，于是对谁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认识，常常前一拨认为是“积极改造”，后一拨认为是“反改造”，翻云覆雨，打击面越来越大。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用当时的话说是“死老虎”一类，可是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特别是没问题的同学，问题越轻、或被冤枉的人们，在劳改场所中是最倒霉的。因为一被处理，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你不承认，就是不认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党进攻。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就要受到更严厉打击。管理组在文革中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凭个人好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伙同农场职工以莫须有的问题殴打“反动学生”（几乎打死）的现象也出现了数次。至于批斗会上辱骂、殴打、挂牌子，会后不让睡觉、给同学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摧残。
最悖论的是改造目标的设定。因为政策是“给出路的”，所以目标是做“新人”。什么样的新人？监狱对于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时正赶上反修高潮，学习“九评”。这也是我们改造学习的重点。文章中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本是对接掌国家大权“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包括“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政治家，要能团结大多数人，要能自我批评”等。这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却让“反动学生”要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上下都不觉得荒诞，以为当时的学生许多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反动学生”也要做到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筑工程学院的解基伏因为表现好，处分也最轻（考察两年），提前解除处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两年到期和改造较好（认罪好、服罪好、劳动好）的“反动学生”的处分，计有马家骅、赵冠芳等15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和迫害）。
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来往书信要经检查，不得外出，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
这些无辜的学生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将所有学生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改正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认为我的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出狱后，我想当初法院重判就与“反动学生”案有关，于是找师院，师院很快作出反应，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学来找，我们酝酿找高教部，要为全体被冤枉的“反动学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学院平乃彬来京商量此事。8月我们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魏明。他明确表态四点：1，此事（“反动学生”问题）已应不复存在；2，工龄应该算；3，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4，写个材料给他，由他转给蒋南翔。见面时，魏明表示了对尚育森的赞许，说他有先见之明。并且提醒，不要参加北京的上访人员队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蒋南翔表态了：“应该解决”。当年他（蒋南翔）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现在已经后悔。魏明说：“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午后，平乃彬与王学泰、曹天予等到大木仓教育部。接待我们的蒋南翔的老秘书叫张鸿治。张很热情，说“我也才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一条沟壕里的战友。”他承诺：1，由他将材料（我们的反映材料）从蒋部长处要来，由蒋批示后去办；2，由他与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抓紧解决（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平乃彬，王学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到学生司。接待人张均时司长谈了一会儿，被介绍到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和任姓工作人员两人接待，他直接经手此事，才从安徽调查回来。说那里的“反动学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褴褛，陷入无人管理、流浪街头的境地，要赶快将他们救出来（上海没有落实，因为没有文件）。北京还算是好的，多数已经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已经将报告送了上去，他们支持解决，教育部意见一致。总的思想是先参照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给予解决，可以不必报送书记处，目的是快速救人。要直接否定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当年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教育部就必须报书记处了。从上述可见刚粉碎“四人帮”时的社会氛围。
重聚
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7年4月10日，他们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联系上27人，都已是白发苍苍、花甲之年，有的已经故去（那位投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尚育森已去世，这里谨表悼念），有的已病痛致残，一人失踪。这些人依然思想锐利，锋芒不减当年。他们来到劳改过的南口农场，触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声……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残忍的玩笑！
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惨痛的一幕，应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告知后人，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学生，走过这样一段路。
文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