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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版 (精华区)发信人: yaclear (清一), 信区: Geography标  题: 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n 15 14:59:08 2007), 站内

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中国社会的进步
　　陶世龙

　　Ⅰ.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从普及开始的。
　　地质学作为自然科学一个分支在欧洲出现后，最先是西方传教士将它带进中国的。刚刚形成不久的地质学，□不反对最终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一度在地质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水成论观点，还有能够用来支持圣经教义之处。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世界地理；下编为地球和人类的一般知识，分十卷，头一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和矿产的科学知识都讲到了，约占下编全部篇幅的五分之一。在中国，“地质”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
　　《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一主一上帝造成，看到上帝的全能全智。为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按当时情况来说，写得够通俗的，应归入普及读物一类。不过这普及所及，实际上仍仅能达到知识分子，而且主要是在思想比较开放的这部分人中间。究竟有多大的效果，不得而知，但中国近代两位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倡导者，冯桂芬和梁启超，都看过并称赞这部书，显然是产生了影响的。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政府致力於学习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业，地质科学因培养矿业人材的需要而被引进。但结果是，在培养专门人材上，效果并不明显；而在普及地质科学的意义上，却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在《地理全志》出版后近二十年，又有两部地质科学方面的著作，丹那(J.D.Dana 1813-1895)的 Manual of Mineralogy(矿物学手册)和 莱伊尔(C.Lyell 1797-1875)的Elements of Geology(地质学基础)，先后於1872-1873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前者书名译为《金石识别》，后者译称《地学浅释》，均由美国传教医生玛高温(D.Macgown 1814-1893)口译，中国数学家华蘅芳笔述，出版者是设在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造总局是官办的，以造船□炮为主要任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它设有专门机构翻译出版西方图书(主要是科技书)，不到三十年间译书三百多种，为当时东方所仅见。《金石识别》是学习如何开矿所必需的，《地学浅释》也因“地之层累不明，则无以察金石之脉”(华蘅芳：《金石识别》序言) 而入选。《金石识别》的原本《矿物学手册》，是丹那为学生编写的教材；丹那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这本教材编得很成功，为许多大学多年采用。《地学浅释》的原本《地质学基础》，是莱伊尔将他的 Principles of Geology 即《地质学原理》的第四编抽出改编而成；《地质学原理》是地质学中的经典著作，改编后更适於不懂地质学的人学习了，这次翻译所用的是1865年出版的第六版。挑出这两本书来翻译，是很有眼力的。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周树人即鲁迅，1898年到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上学时，还在用这两部书作教材。
　　不过，中国真正培养出自己的地质人材，那是四十年后的事，已不再用这样的译本作教材了。但是这两部书，特别是《地学浅释》，作为在中国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倒是得到不少读者，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把它们用木版雕刻印刷出来之后，1896年又有人出了石印本，说明颇有销路。如梁启超就读过《地学浅释》，并认为书中讲的知识，不仅是从事矿业的人，一般人都应该了解。
　　直至1912年民国建立，在政府机构中设置管理地质工作的职能部门，并着手培养自己的地质人材以前，地质科学在中国，还处在争取社会了解与支持的准备阶段，只能从向社会普及开始，其他自然科学也多如此。虞和钦主编《科学世界》，张相文创办《地学杂志》，就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作出这种努力的表现。
　　《科学世界》为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的月刊，创刊於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即公元1903年3月29日。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科普杂志，也是最先向中国人介绍地质科学知识的一本刊物。在1903年第二、第三期上，发表了虞和钦写的“中国地质之构造”，以后又发表了多篇介绍岩石、矿产等知识的文章。虞和钦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学的，但也懂地质，《科学世界》就是靠他和他的弟弟虞和寅写稿，发表这些地质学方面的文章。虞和寅后来还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早期会员。
　　《地学杂志》由张相文创立的中国地学会主办，发刊於1909年。地质矿产方面的知识在该刊的内容中占有重要地位，创刊号上头一篇文章就是“论地质之构成及地表之变动”。
　　张相文出版地学杂志的目标很明确，是想通过介绍地学知识以唤起人们的救国意识，发表出来文章，不单纯是学术性质。中国政府任命的第一位管理地质工作的官员章鸿钊规划中国地质工作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就是通过地学杂志提出的。

　　Ⅱ.学校课堂外的普及，是多年来中国人获得地质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
　　中国在清末民初，开始模仿西方建立新式学堂，在中小学增加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知识的课程。但地质科学的知识，仍没占到应有的位置。
　　中国的学生，只能在“自然”“地理”这些课程中附带地学到一点矿物和地质知识，而由於这些课程往往还不被重视，以及师资设备条件的欠缺，课本中规定的内容也不一定都能学到。
　　中国教育部门一度准备在高中开设“地学”课，并已编出了教材，但由於条件不具备，终未能实现。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地质学上是无知的，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地质科学的基础知识，是普通人也该掌握的。缺少地质知识就会作出许多因违背自然规律而收到大自然惩罚的蠢事。象灌溉不当，导致土壤盐碱化；破坏森林草原，导致沙漠扩张；盲目开矿，导致事故频发，资源浪费；等等。在中国，教训很多。
　　因此，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就显得特别需要，不仅青少年需要用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成年人也需要，科学普及在这□具有继续教育的性质。
　　在中国努力争取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了解地质科学知识的必要，特别注意了向青少年普及地质科学知识。部分条件较好的中小学，加强了地理课中地质知识的内容，并结合开展课外的学习活动；中国地质学会、地质院校和政府中地质矿业以及海洋、地震等部门，都支持了在青少年中开展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活动，每年都举办以到野外观察地质现象为中心内容的夏令营，参加者数以万计。
　　除了集中的夏令营活动，平时的课外地质学习小组，在一些中学里也长期保持。设置在北京的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帮助中学生组织的课外地质活动小组，参加者最多时曾超过千人。
　　供青少年阅读的地质科普读物，起了更广泛的作用。这类读物的出版，本世纪二十年代即已开始，如李四光在1923年写的《中国地势变迁小史》，1947年还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学文库，出了第三版。进入五十年代后，出版的种类增多，发行量也更大。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地质矿物分册，发行量超过百万。
　　散见各青少年报刊中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文章，为数不少；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地球》杂志，专门发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的文章和图片，也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
　　在青少年时期未能获得应有的地质科学知识的人，现在有函授，夜大学和电视大学这些形式可以补课，但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是通过阅读科普读物，听科普讲演，参观科普展览这些途径来得到所需要的知识。
　　有时，这种需要量是很大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在北京的地质出版社印行的《地震问答》，发行量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册。
　　通俗的讲演，形式灵活，简便快捷，曾是早期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葛利普、李四光等都多次作过这种讲演。至今仍是有针对性地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广播讲述，更被经常采用。
　　利用电影、电视这些手段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形象生动，有良好的效果，不过由於条件的限制，还不够发达。但是在北京设有以陈列地质矿物标本图片为主要内容的地质博物馆，可供参观学习；各省(自治区)首府及中央直辖市，也有这样的地质博物馆，只是规模要小一些。
　　中国地质界一向重视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普及。黄汲清等知名的地质学家，还曾多次呼吁加强中学的地学教学。中国地质学会分别设置有专门推动普及工作和地质教育的委员会，许多地质学家，都为普及地质科学撰写文章，作讲演或参加指导青少年学习地质科学知识的活动。
　　应该说中国在普及地质科学知识方面，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和中国众多人口的需要比起来，这一切仍是太微弱了，还需要作更多的投入。特别在中小学课程中地质科学知识缺乏，一时又难以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更应加倍受到重视。

　　Ⅲ.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对中国社会进步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由於采用了普及的形式，地质科学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⒈给社会注入了支持改革的精神力量
　　在古代的中国，世界被认为是不变的。黄河如带，泰山如砺，被视为皇权和贵族特权万世不移的象征。高贵者永远高贵，犹如大山永远不可动摇。
　　西方传教士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目的，是想使世人皈依上帝，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注意这一点，而是对地质学揭示出来的地球在不断演变进化的事实，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出现在清朝晚期的一批中国著名的改革者，几乎都从地质科学那里找到了对自己信念的支持。
　　康有为(1858-1927)，这位在中国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改革运动领导人，借参加1895年举办的国家考试的机会，在考卷上写下了主张政治改革的“变则通通则久论”，其中就引用了泥沙可填海为陆，火山可喷出熔岩等地质变化的事例，说明：“至变者莫如地”。天地都在变化，人要不实行改革是不行的。
　　1896年，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1873-1929)在《清议报》发表《变法通议》，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知识。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叠变，而成世界；……借曰不变，则天地人类□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对他的老师的见解，用科学的事实又一次作了说明。
　　他们都读过《地学浅释》，康有为向学生介绍从西方翻译来的图书目录时，《地学浅释》被列在卷首。
　　康梁发起的改革虽得到皇帝支持，但被守旧势力发动的一次政变扼杀了。政变中献身最为壮烈的谭嗣同（1865-1898），面对死亡依然“我自横刀向天笑”，就与他懂得一些地质古生物的科学知识有关；从这些知识中，看他到宇宙之大，地球历史之长，生物演化之速，而心胸豁然开朗，特别宽广，“舍其生以为众生”，也就很自然了。
　　众所周知，清朝末年严复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概括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从而激发了一代中国人的危机感，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强大的思想动员作用，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也得力於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已在社会上传播。
　　谭嗣同就是1896年夏天到上海时，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专任翻译英的国人傅兰雅（J.FRYER 1839-1928） 家中，亲眼见到古生物化石与今天的生物区别很大，从而感到“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而决心努力学习新知识的。
　　中国学术界逐渐认识了地质科学在精神上的意义，特别是在塑造人生观上的作用。进入本世纪五十年代，人类是生物进化而来，自然和社会都在不可逆地演变的观点，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宣传，逐渐得到社会上更广泛的认同，已成为人们勇於革新，乐於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基础。
　　早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不少人文科学的学者，已看到地质科学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哲学家胡适提出，如果缺少天文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就不能对时间和空间建立起正确的概念。文学家许寿常在接触地质科学知识后，认为这能使人产生庄严肃穆的遐思，大有助於人格的修养。
　　在中国强调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行动的指针后，地质科学知识被作为阐明这些哲学理论的最好注释，为此思想意义而进行的普及，达到了更广泛的范围。

　　⒉为知识界带来了探索自然重视实践的新学风
　　中国的古圣先贤，习惯於从书本到书本，咬文嚼字，坐而论道。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格物致知”，即就事物本身去查究它的原理，与科学有相通之处，但实际上□未真正实行。偏重人文，不究自然的传统；轻视实践，就在文字上下功夫的学风，使科学无法兴起，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一大障碍。
　　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籍中就有过“致知在格物”这样的话。
　　宋代(960-1279)的哲学家程颐、朱熹将这“物”解释为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世界的一切东西，认为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只要这样一件一件地研究下去，就会有豁然贯通的时候。果真这样做了，科学可能早已在中国出现。
　　但是中国的士大夫包括程、朱自己，都未能坚持这样做。后来，明代(1368-1644)哲学家王阳明更将这“物”解释为就是人的内心，即主观意识。於是做学问还是只需要静坐内省，在故纸堆中讨生活。
　　地质学形成於野外考察的基础上，从实际材料的获得到地质理论的概括，都是科学方法的应用；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传统学风的一种突破。经过向社会普及，更扩大了地质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的影响。
　　在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普及了知识，同时有利於培养人们具有勇於探索的精神，刻苦求实的作风。
　　中国地质学家艰辛的野外生活，严谨的工作态度，特别是由此取得的成就，在向社会介绍以后，对形成热爱自然尊重实践的风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探索大自然已成为新一代中国青少年向往的事业。

　　⒊向大众提供了驱逐风水迷信的武器
　　何物天地？，是哲人意图说明世界时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在古代，天高莫测，地厚难知，加以当时的中国人尊崇的是哲人的头脑，於是臆想玄谈代替了对客观存在的真天实地的探求；天上地下成为鬼神最好的藏身之所，迷信由此丛生。
　　在中国，地下被认为是鬼魂居住的王国，人的最后归宿；而存在於地中的“风水”，则直接关□着每个活人的命运。个人的生死贵贱贫富，乃至王朝的兴衰，都取决於祖先墓地与本人住所的“风水”。开矿山，修铁路，挖运河都可以把被认为能使人走好运的“风水”破坏掉。因怕破坏了好的“风水”而反对开矿或迫使铁路改道的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有记载。因迷信风水而造成的财富浪费和人事纠纷，更常常发生。
　　观察判别“风水”的好坏，被视为一种神秘的法术；掌握这种法术的人，被称为风水师。地学这个名称在中国古代也有过，指的就是这风水术。但这风水术研究的□不是风和水，而是以所谓“气”为对象，此“气”也不是空气或水蒸气，而是神秘莫测无所不在不可捉摸，具有多种性质的东西，如“生气”“煞气”“邪气”“戾气”“天子气”…等等。因此□管这风水术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地学或地理，实与科学领域中的地学或地理毫不相干。在中国古代，许多象孔夫子这样的学者，也是不相信的。
　　但是这些风水师的影响，在民间，要大过孔夫子的影响。传统学者拥有的关於大地的知识，也不比那些风水师高明多少，无法应付这种挑战。
　　地质学是揭示地下情况的科学，地质学进入中国□向社会普及，必然要和“风水”之术遭遇，也当然成为驱逐这种迷信的先驱。
　　对地层及其在地下组合形成的地质构造无知，是风水迷信能愚弄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地层会因在地壳运动中受力，发生褶皱或断裂，从而具有多种复杂的形态，风水据以附会，妄言这就是中国人想象出来的“龙”潜伏地下的表现，他们的“特长”就在於能识别出这“龙”的所在，并找到被认为是最有利於人的部位。当人们了解真实的情况以后，迷信就难以有立足之地了。
　　在中国自办地质事业之初，就开始了对风水迷信的破除，因为它直接障碍着矿藏的开发，以致兴办矿业者有风水难避之叹。1923年，当时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的李四光，在综合性杂志太平洋月刊上发表“风水的另一解释”；在此以前，还曾以此为题作过通俗的讲演。1948年，北京大学教师李文达写出科普读物《风水新谈》，也是为驱逐风水迷信所作的努力，中国地质学会曾为此给以奖励。
　　本世纪五十年代，结合全社会都在动员起来破除迷信的行动，地质科学知识逐渐占领了本为风水迷信笼罩的阵地。在以后展开的大规模建设中，风水未再成为严重的障碍。
　　但是风水迷信思想的出现，非仅由於对地质科学的无知，还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要彻底消除风水迷信的影响，还需要继续努力。
　　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不仅是可以驱逐风水迷信，而且是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思想上得到科学武装的一项措施，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

　　⒋为开发矿藏、保护环境与防治地质灾害扩大了群众基础
　　社会进步有赖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地质科学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在人们精神上的作用更为明显，找寻和开发矿藏都需要地质科学知识，人所共知。虽然这主要是专业性的工作，但同时需要群众的了解与支持。
　　在中国大规模建设开展之际，由於过去地质工作薄弱，许多地区尚为地质学家足□所未至。此时向群众普及地质找矿知识，发动群众报矿，确有效果；在中国，群众报告的矿点达数十万处，固然其中大部不具有开发的价值，但也有不少重要性的矿产地由此而发现。如湖南省的永和磷矿是中学师生发现报告的，甘肃省的镜铁山硫铁矿是藏族猎人发现报告的，都已在开发利用。
　　在地质调查已普遍进行后，这种由群众发现矿藏的机会自然会少些，但地质专业人员在许多方面仍需要群众的帮助，向他们普及地质科学知识，使他们能了解地质工作的意义，依旧是必要的。
　　在社会走向现代化之际，保护环境与防治自然灾害的发生，日益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对发动群众保护环境，防治自然灾害特别是由於地质原因发生的灾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行为不当，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行为不当，许多时候又由於缺少地质科学知识所致。另一方面，有些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泥石流等等，都是地质作用的过程。如掌握地质科学知识，正确处理，就有可能设法避免，甚至化害为利。但这需要群策群力，地质科学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了，大家自觉地一致采取正确的行动，会有效果。
　　现在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正在中国展开，如何保证提供建设所需要的资源，还要防治在现代化进程中常常出现的环境恶化，都离不开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
　　现代化提高了对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要求，地质科学普及工作本身也需要现代化，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负有地质教育责任的地质院校、博物馆和宣传出版部门，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5 年 5 月 3 日 星期三 17:21:45 724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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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名【九夜】在信息交流中保存的文本重新发出。——2021年1月24日。

2019-03-30
陶世龙：愚公的误会

Posted June 27, 2013

五柳村编者按：本文曾于2004年发表在《三思科学》复载于人民网和五柳村。写这篇文章，是因愚公之志固可嘉，愚公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可取，缺乏科学思维之故。希望通过纠正这一已广为传播的概念，引起对科学的重视。今见《 中国青年报 》发表的王学进《愚公移山精神研究会能研究什么》一文（ 2013年06月27日）指出，如用今人的眼光解读愚公精神，可以得出好几种否定性评价，论述周详，许多见解与当年本文所见相合。人民网上的这篇文章还在，遂据以再在五柳村介绍出来，—201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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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认识地球的误区（五）：愚公的误会

陶世龙

2004年11月15日13:46

（喜马拉雅，地球的脊梁。NASA空间照片）

愚公移山的故事，流传很广，智叟认为愚公想以一家之力，把太行、王屋这样的大山搬掉，办不到。愚公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 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于是智叟无言以对，成了被嘲讽的对象。

愚公一家可以生殖繁衍，而 山不加增，至少在辩论上听来似乎有理，但他这个理论的基础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太行山，还有中国许多高山，都是近千百万年来一直在上升，喜马拉雅山更为显 著，近期测得的数据，一年升高5-10毫米。珠穆朗玛现在是世界最高峰，可原来是海底，在不到200万年的时间内，从和海平面一样高，进而达到现在的高 度；须知它在升出海面后便要受到各种自然力的破坏剥蚀，今天的8848米，是抵消了这些损耗的结果。如果它在成为山后便不再上升，早就天然地夷平了。

山的上升，也就是体积在不断加增；上升1毫米，意味着1平方公里面积上要增加1000立方米的土石方，重几千吨，以太行山之大，愚公一家三个劳动力，又是要运到渤海去，一年才能往返一次，他们搬走的远不如加增的多，愚公立论不能成立，但智叟也没有懂得这一点。

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说愚公和智叟都没智慧，那时的人，只能靠自己的感觉器官来观察自然，而像山的上升，即便是一年100毫米，也难以察觉的。所以在古 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以为山、连同整个大地都是稳定不变的。稳如泰山成为无庸置疑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长期是中国社会中的 主流思想。

不过也不是绝对不能认识，因为可以从自然界一些事物的变化来比较分析，中国古代便有过“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桑多 变”这类认为地面形态会变化的思想。遗憾的是，中国的古代贤哲，缺少对自然认真地探究，而且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指导下，即使地面的形态出现了明显的变 动，如大地震发生时地裂山崩，也不就自然本身去寻找原因，而用这是上天的惩罚来解释。愚公移山这样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没有人从科学的角度去考究，更不奇 怪了。

地质学的建立，纠正了愚公的误会，人们可以从构成这些大山的地层及其中包含的化石，判断出它发生过的变化。太行山、喜马拉雅山还在上升，都是运用地质学的知识与方法，找到了证据才说的。

峡谷的出现。就是山体还在上升的有力证据，因为只有山体持续上升，河流中的水才会持续向河床底下的岩石冲刷侵蚀，使它不断加深，成为陡峭壁立的峡谷，正 因为如此，所以喜马拉雅山区能有世界第一的大峡谷。太行山中也有峡谷存在。北京的西山是太行山的馀脉，南口、居庸关一带便有曾为文人雅士游览刻石的小型峡 谷。

河流两侧出现的台阶状的平地，证明这里曾经稳定而又升高。

因为河流下蚀的深度，受到它要进入的湖或海的水面 高度的限制，在那里的海拔高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便会到达下蚀的极限，转为向两侧侵蚀，使河滩的面积扩大，成为平地的开拓者。这些平地当时是和河流水面差 不多高，涨水时就会被淹没，给河滩淤积泥土，布满卵石；现在高出河面很多，离河岸也远了，昔日的河滩，升高为今天的阶地；在阶地上可以找到河边才有的卵 石。有力地说明了地势的升高，

一个地方出现的阶地，常常从上到下有多级，说明这里升起又暂时稳定下来不止一次。

在北京西山，阶地是很容易见到的，明十三陵便都是建造在阶地上，北京猿人居住过的周口店也有。

所以要找寻山在上升的证据并不难。当然，要是没有地质学的知识，看见了也只能失之交臂，而地质学的知识越多，找到的证据也越多。譬如说构成珠穆朗玛峰的 岩石是石灰岩，便可证明珠穆朗玛峰原来是海底，因为石灰岩一般是海里形成的，找到只有海洋里才能生存的生物的化石，证据就更充足了。喜马拉雅山上找到过多 种海洋生物的化石,其中鱼龙的化石特别引人注目，鱼龙不是恐龙，只是海里才有。

在喜马拉雅山上，海拔4000-6000米的高度,发现了今天只能在低于2000米高的地方才能有的植物化石，也可以证明这里原来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在测出积累这些岩层需要的时间后，更可算出它上升的速度了。

现代的大地测量，特别是用激光来测量距离的方法出现以后，地面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微小变化，都能即时查出。山体有没有上升，更可以直接观测判断了。

当然，也不是说地球上的山，现在都还在升高，只是一部分，但恰恰在中国是如此。这是地球最近历史时期，在岩石圈中发生的两个相邻板块撞击的最强烈地质事 件，正好发生在我国西南边境一带。原本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印巴次大陆向北移动，终于碰撞在一起，中间的结合部位受到挤压，隆起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我 国广大地区都受其影响。象太行山在一亿多年前形成后，本已趋向稳定，顶部的峰峦，已因受到风化剥蚀而消失，变得比较平坦；河流的两侧也因流水的侵蚀和堆 积，开拓出小块平地。但随着喜马拉雅山的上升，太行山也再一次升起而有了今天的形态。我国境内的山，大多有这样的经历。远在加拿大东海岸从东北向西南延伸 到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和欧洲与亚洲之间的乌拉尔山，则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便都已变得比较低平，自然界倒是真有这样的“愚公”，把破坏了的山石沙土搬到海里 去，主要是流水的作用。

当然，编制愚公移山这个带有神话色彩寓言的作者，并不是在探究自然，而是借题发挥，用来赞扬那种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作用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也是在显示他辩论的智慧。但他的立论经不起科学的分析，科学要求事实为基础，但愚公则并不考核事实。而且即便如所想象的 “山不加增”，像他的做法也是不现实，不可取的，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好空谈，不务实，缺少科学精神的缺陷。

我发现有位网友雨声就此提出疑问，他说：

关于“愚公移山”，我从哪个方面都想不通。 他想把山搬走，就不说现代的环保和生态的观点，也不说他对邻居等的影响，仅仅从他个人的利益说，他也是得不 偿失的。您想呀，他家面前有座山，影响了他的出入，他感到不方便，他可以搬家呀，那才需要多少时间和金钱呀？！他偏不！他要搬山！那山是好搬的？！他还有 理：我搬不完，有儿子，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呜乎哀哉！几代的人就为了搬山？！搬山为了什么？为了出门方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以及精力都花费在这方面上？—怨不得中国这样呢！

有人说了，愚公移山只是说明了一种精神！

我真不知道这种精神是什么。请问：那山最后是怎么搬走的？—是“神”移走的！

这就是愚公的精神吗？！

雨声时空http://yusheng.boy.net.cn/index.htm

问的好！愚公移山故事的流传和受到欢迎，正好给那种大赞“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协调的说法打了一记耳光。

愚公移山的故事首见于《列子·汤问篇》，《列子》据说是战国时人列御寇（或作 列圄寇）所著，此人据说能御风而行，后来成仙了，后世把他归入道家一类。 当时诸子百家争鸣，为压倒对方，常假托远古不可考的故事乃至神话以逞口舌之辩，其间不乏卓越的思想火花，但同时颇多惑人的诡辩，而不必以事实为依据，仅出 于一己之玄想的也不少。

比起来，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倒是务实的态度，但似乎人们更喜欢那种空泛的豪言壮语，想成仙的总是比不相信神仙的人要多。

在有个网站上看到一个什么修炼人发表的对愚公移山的看法，更使我吃惊，因为他说：“愚公原来是个神，故事中的智叟原来是个常人。师父说：‘佛、道、神他 们没有人的观念，没有常人这种思维方法’。……如果你是以一个神的想法去对待问题，自然会带来神的状态；如果是以一个常人的思维对待自己遭遇到的问题，当 然见到的也就是人的景象。愚公对待家门前的两座大山，没有常人心，神迹显现了。而那位‘智叟’则会永远迷在常人的假象中兜圈子。

可谓语无伦次，但他是煞有介事。世界已进入科学时代的今天，实在是应该自省了。

当然，对于古人，是不必也不应责难的，那时人类还处于童年时代，对自然、对地球的认识，自然具有童年幼稚的弱点。就是地质学对地球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纠正谬误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譬如对喜马拉雅山的形成，便有过多种解释，就是在今天,也不是什么都清楚了。

地壳是地质学中一个常用的名词。地壳运动也已为大家所熟知，用地壳运动强烈来说明地震的发生、山的形成，大家也多能理解。但当初地壳这个词的提出，其实也是出于误会。

所以出现认识的错误是不足怪的，重要的是能不断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认识，这正是科学的特点，在地质学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附录]《列子·汤问篇》中“愚公移山”故事的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 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 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扣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 矣，汝之不惠。以残年馀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 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朔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五柳村据〈三思科学〉版本制作
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许秀华）

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他已在这里徘徊了几千年.人世间的朝代乃至自然界的景观都已屡经变易,江山不可复识。然而人们却仍感到他的存在，例如每当改革中出现波折，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中国的封建影响太深了。

李慎之先生说:“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从学术上来讲，我是完全赞同的,因为在中国的典籍中,封建二字的涵义本来明确.是指周以前盛行的分封诸侯的体制；秦以后基本上消失了；在先叔父元甘先生六十年前写的西汉封建制不如周代兴盛之原因中就可看到这一点。但反帝反封建喊了好多年了,这个封建的概念是从西方来的，李先生的文章考证甚详。我以为这个封建已经中国化，其内容涵盖了一切被认为陈旧的事物,在今日的汉语中，“封建”可谓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程度.因此不如约定俗成,因势利导,明确这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的内涵,以便革除那些在中国传统中真正该革除的对象.

如果对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社会缺乏研究，完全可能把不是应该革除的东西当成封建的事物破坏掉，而让本应消除的落后事物乔装打扮，乃至原封不动地招摇过市，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看到了。但仅仅是文革中的感受，仍不足以让我们认清封建之所在，而且很可能反过来矫枉过正，一些真正的封建遗毒又可借机扩散。

因此从认识上澄清对封建的一些混乱认识。我以为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有一种观点存在很久，不事劳动的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是封建的根本，斗争了地主。平分了土地，封建就消灭了。改变这种土地制度即日常习惯说的土改，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让农民分得土地的事已做过多次，但其目的和结果都不过是使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和延续。及至到近代，有些打土豪分土地自以为反封建很彻底的人，也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地舒舒服服地接过了封建的权杖，都在说明，仅仅是土改消灭不了封建.

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就是大家庭和家长制代表着封建，所以以为出走甚至背叛这个家庭就反了封建，就是革命了，像巴金早年的小说大多是这样的主题。封建的家庭和家长制，无疑是应该反对的，但是是不是一走就可以了之，封建社会就崩溃了呢？显然不是。而仅仅从家庭的组成形式而言，也不能以此说请什么是封建。先叔父元甘先生写的秦及西汉之大家族与小家庭 便让我们看到，小家庭在中国早就有了，而且正是强制实行小家庭制的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诸侯割据，也被认为是封建的特征，但这种割据也是皇帝所反对的。从先父1942年写的中国历代官制演变之方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历代官制，即政府的组织。有过多次变革，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总趋向是巩固和加强皇权即皇帝的专制独裁。

因此，反对分散，加强中央集权，与消除封建影响是两码事。

父传子，家天下，不经过选举，无疑是封建的特征。但是在中国，实行民选，甚至是选民直接选举，是否就能消除封建了呢？也不见得。南京政府举行首次国大代表选举是选民直接选的，据我所知，原来的封建势力仍可以起决定作用。当时农民占绝大多数，他们有投票权，但投谁的票，实际上是听当地的士绅话，这些人说选谁就选谁。有的还走一走投票的形式，有时干脆连这形式也不走了。有人代写代投。

民主的形式是重要的，但仅仅有形式，仍解决不了中国的封建问题。当然，如果像袁世凯，连形式也不要了，那更糟糕。

我以为，消除封建影响的关键还在我们每个人自身，问题的出现，在于自己仍保有封建意识。由于中国的封建皇帝是以超阶级，超各集团利益的全社会最高利益代表者，作为“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国家象征出现的，他奉为经典的哲学和发出的谕旨，一般都是冠冕堂皇，为了社会公平的言词，从语言上讲，与后来的共产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要人们警惕封建的共产主义。我感到确实点到了要害。但如许多学者已指出的，我们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清除都作得很不够，以致那些维护和代表封建专制社会的精神桎梏东西，依然可以成为今天人们精神上的枷锁。

如果仅从是否多占了土地；是否闹割据；是否大家庭，是否父传子这些形式来看，封建主义是在中国早没有了。难怪被一些人称赞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蒋南翔先生，在清华园内要致力于“灭资兴无”而不及“封”，这样“兴、灭”的结果，是在清华园内揪出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右派。元气大伤。而封建主义的货色是否因而漏网，甚至借机而起，不能不使人担心。

我的体会是决不可以低估封建思想观念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时候进城隍庙参拜，到街头听说“圣谕”和在草台看“太平戏”，那对封建的秩序道德伦理的宣传，可谓作得是很深入而多样的，接受者主要是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现在看起来，都有这方面的影响。在我的身上，通过所受的教育和与社会生活实践留下封建思想就不少。当然这不是说又要对过去一概否定，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许多伦理道德观念，譬如对家庭的维护，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现在甚为西方人所称羡。我也是四川人，也接触到不少大家庭，闹矛盾的是不少，但象巴金先生写的那样还没遇到，不少家庭并非那样尔虞我诈，顽固保守。而且对子女的成长起了良好的抚养教育作用。所以先研究清楚究竟在那里出了问题，是最重要的。

经过多年的思索，我感到封建在中国的特点主要有三条：等级制（与特权相联系）；人身依附（无个人独立之人格）；一个脑袋（无个人独立之思考，全体只需要和只能听命于一个头脑）其实只要我们大家都不赞成了，这几条自然也就不起作用。有些事明明多数人知道有错，那为什么还要投票赞成呢？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了；还有这等级制特权，一面骂，一面其实是也希望爬上个更高的等级，结果使这等级特权成了臭豆腐，要是大家都看透了，再高的级别也失去了诱惑作用。1999年1月，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在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文中，蒙郑仲兵先生不弃，拿去收在他主编的《告别20世纪-名人言论》上卷中，其实我那里算得上什么名人，是他抬举我。结果是书印出来了，但不知怎地没有发行，我把它上在这网上，那时没几个人来看。这次趁有几篇讨论中国封建的文章新发表，便又摆在旁边凑个热闹。总之是想这中国的封建，封建在哪里？需要弄个明白。

陶世龙，2001/05/23 

据 <https://weibo.com/p/230418ab1b782d0102x793?sudaref=www.google.com> 新浪微博天地有正气1934 转发保存的文本重新划分段落后发出。

据天涯论坛 > 煮酒论史 楼主：柳絮因风起Lv 6 时间：2004-01-28 02:38:00 发出的文本http://bbs.tianya.cn/post-no05-6784-1.shtml
　　
　
　　
　　 三国中曹操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操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操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
　　
　　陶世龙，2002年6月8日

据天涯论坛 > 关天茶舍 楼主：老范Lv 8 时间：2001-10-25 10:11:00 发出的文本

我这个人网页–TAO’S HOME PAGE，1999年5月就创建了。当时技术上不熟悉，上网的内容也不多，没敢挂什麽牌子。到八月中，父亲的《云孙随笔》和德坚的《风雨人生》都上了网，有点分量了，于是取了个名字“五柳村”，算是正式开张。
　　
　　 取名“五柳村”显然是因为我和德坚都姓陶，虽然她已不在人世了。但我仍把这网页看作我们的夫妻店。这并不是空虚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因为要是没有她生前将父亲和我的五、六十万字文稿输入了电脑，这网页哪能一上就有这麽多内容，而且今后还有她留下的存稿可以继续使用。那时电脑的功能没有今天好，输入这几十万字，是很辛苦的。
　　
　　 姓陶的总是爱攀附陶渊明，尽管和陶渊明不一定同出一源。我这样做可能会被人认为有点俗气，但是俗就俗吧，这名字有个好处，人家一看就可以想到是姓陶的人办的，而我还相信，物质文明越发达，陶渊明的价值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不要去讥笑这是附庸风雅，我以为更多的是人性的复苏。
　　
　　 要从我们两个陶家来看，我这四川安岳陶家与陶渊明故里相去甚远，如果我的先祖是从湖广迁来，还有可说，但追根的结果，在清朝初年留有记载的安岳陶家始祖，不象当时大多数四川人是外来的移民，而是土生。(【注】本文写出后，因内江陶族发现一块墓碑，证明安岳陶家与他们同出一源，系明朝初年，从南京迁川，因被奸人诬告致满门抄斩，幸有一人漏网，所生数子有一人去安岳定居即安岳陶家始祖，但仅限于此，他无所知，应如前所记。）在明末大乱时他逃到贵州躲过了这一劫，待安定后回来，有许多荒无人烟的土地可供他选择，走来走去最后在安岳县落下了脚。德坚那个广东番禺陶家，在她的记忆中留下的东西太少，小时候举家都在动荡中生活，顾不上寻根。但也依稀知道祖上是很早以前从浙江迁来广东的，这倒真的有可能与陶渊明有点渊源。研究历史的父亲曾经告诉我，广东人是汉族中宁肯逃到天涯海角也不肯投降的最有骨气那部分；天高皇帝远，后来的统治者虽然终于使广东也成为王土，但总不如在京畿之地管的那样严密，于是许多古代汉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在中原地区失传了，在广东却还可以找到；《云孙随笔》中“裹蒸”和“倾盖”这两段，就是他在中山大学执教时留心体察的所得。在德坚的身上我确实也看到了这种骨气。我们这“五柳村”应该保持下去，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一点。
　　
　　 这骨气从何而来，或者说中国的脊梁怎样才能硬起来。我以为父亲在《国力与史力》中提出的论点是很有道理的，那就是应当到历史文化中去汲取力量。文天祥的正气歌不就是在那里引述历史麽。要补充的一点是，除了发扬正气，我以为，认识到历史文化的反面可能更重要，否则陶醉于我们先前阔，那是更危险的。从鲁迅的阿Q正传的出现，到三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热烈探讨，对这历史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至今仍是一个没分清楚的问题，将头上的癞疤奉为珍宝这类事，并没有少发生。
　　
　　 因此透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是五柳村的重点内容。这透视，就是要不光是看书本上是怎样写的，还要看历史的真实，要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
　　
　　 在中国文化中缺少科学，是西方科学兴起后，中国便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是拒斥科学，顽强地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科学好像只能在物质世界中漫游，而与精神世界无缘。
　　
　　 因此在五柳村中，将致力于把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探讨，保持有相当多的自然科学的内容。这与编者终究是学习地质学出身，并长期从事科学的普及有关。当然，由于将五柳作为标志，网页主要是展示两个陶家的著作，并保持自己的个性。
　　
　　 陶世龙 1999年10月5日
　　
　　（五柳村网站：http://wlc.myrice.com/）
　　
　　附一：五柳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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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9年10月5日写下的五柳村缘起中，我曾说：我这个人网页，当时叫TAO’S HOME PAGE，1999年5月就创建了，但因内容不多，没敢挂什麽牌子。八月中，父亲的《云孙随笔》和德坚的《风雨人生》都上了网，有点份量了，于是取了个名字叫“五柳村”，算是正式开张。
　　
　　 我常想，要是德坚还在，大概不会办这网站，因为我们已历经人间风雨，也明白了自作多情的匹夫，何能担天下兴亡之责。我们已竭尽所能，走到了说说天凉好个秋的时候，两个人能在这异国他乡悄悄地宁静地生活下去，此生足矣！因此特别欣赏赵之兄所赠宋人诗：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天风雨看潮生。有一年多，我在圣约翰居所后院开荒种地，修饰园林，自得其乐。
　　
　　 德坚的猝然先我而去，还留下用她的生命写下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命运使我无法潇洒，猛然想起，我们活了这把年纪，有多少时候是在作为一个人而活着？我以为，一个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有自己的思想，并且能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如果吃饱肚子就行了，那与被豢养的牲口或会说话的鹦鹉何异！
　　
　　 然而，自小就受到的告诫就是“祸从口出”，“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天下有道，庶人更不可议,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最悲哀的事情也莫过于此。到了这人生的最后阶段，总该说点自己的话了吧；总该让故去的人留下的话为活人所知吧。
　　
　　 但是说话也得有个地方，在四川有茶馆，在加拿大向谁说去呢。亏得有了互联网，在网上我偶然看见陈定炎先生办的网站，就有一本书,他和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 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这位陈先生是陈炯明的幼子,高级工程师,退休了,便办了这样一个网站。对陈和孙、蒋的恩恩怨怨，我没有研究，无从置喙，但这网站至少让我看到一些和过去习惯的解释不同的说法，而且是拿出证据来的。看的人不算少，我看的时候访问记录是一千多；管他多少，总比契诃夫小说中的马车夫只能和他的马说话要强。
　　
　　 这个网站的发现，直接推动我把先父和亡妻的著作上网，随后又想起，十多年前和德坚一起筹划出版《中华文化》杂志。得到华中理工大学和吴世昌、邓广铭等多位专家支持，却竟然因华工是工科学校，拿不到出版局的期刊号，现在我何不也把它办到网上，于是于是建立了五柳村学术文化之页“中华文化”，发刊词叫《中华文化》在网上得到了生存空间，总算出了一口气。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阎保平博士和数据库应用研究室主任萧云在中国科普网络的发展与未来中将五柳村评为有特色，又有一定的随意性个人科普网站，看的很准。我正是随兴之所至，有材料又有所感悟，即上网。所以我这五柳村内容很杂，现在有几十个网站和搜索引擎收录了它，有归入科普的，有归入学术的，有归为期刊杂志的，还有归入文学的….按做学问的要求，我这是乱弹琴，但我从当“脱产干部”那天起，就已放弃了做学者的梦，有负于先父的期望了。文化大革命把我拉进反动学术权威的队伍来斗，但大概怎么也不大像，于是给我戴了一块大黑牌，上书“大杂家”三个字，称“家”而且大，是抬举我了，想起来还真有点滑稽，使小将们没看到他们的猎获物恐惧乞怜而失望，为此还吃了些皮肉之苦。现在更是积习难改，就这样杂下去吧。不过虽然杂，我仍有自己的规矩，对我不熟悉的不会去开黄腔，要有了，欢迎指出，马上改正，正好给自己再添点知识。
　　
　　 另外，看多了你也不难发现，我还是有自己的章法。总之，这个网站应是我自己的作品，如果由不得自己，也就可以不办了。
　　
　　 在五柳村刚建立的时候，网上的个人学术文化网站还不多，我发出的这些文章，估计不会有多少读者，所以在今年三四月前，一直没设置计数器，就是怕要是没几个人看会泄气。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我漫游在网上，终于发现国有人焉，吾道不孤。2000年4月8日上网的五柳村，特别推荐了“一个关注世界命运、人生境遇和思想变迁，交流、共享、传播学术信息的网站《思想的境界》”，当我得知主办者是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李永刚先生用业余时间办的，更是惊叹。与此同时，我的同行单单青生先生办的《地球的家园》，张兴平先生办的《地学网站大观》，还有史学方面的《兰台小筑》也被发现和相互支持了。
　　
　　 这互联网的妙处就是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罗马，连接开了就象滚雪球，越滚越大。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办的科普网站《中国科普博览》出世，《思想的境界》的发展，他们分别在在科普和思想学术方面给了五柳村以有力的支持，使我渐渐走出个人的小天地，特别是天马馨空的《学人网上寻踪》将五柳村也列入个人学术站点介绍后，引来了更多的和我一样在网上的嘤鸣求友者。
　　
　　 济南一位网友来信说：我从一篇网络介绍文章中知道了您的网址，当时很漫不经心地随便进入，但我发现：我真的找到了一个浪漫、温馨还有点悲剧色彩的网上之家，我是含着眼泪读完您夫人德坚先生的回忆录的，我也把这个网址推荐在华夏知青论坛上，有时间您也可进入看看他们的反映。
　　
　　 美国休斯顿的遴璘君来信说：拜读了五柳村网站内陶德坚前辈的《风雨人生》及您的《怀念真诚》，深得沧桑之感。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普通人也不容易。非常欣赏您能够安心地在网上讲些实话。也许这真是我读五柳村时感到真切的地方。
　　
　　 一位在北京工作，不久即将出国攻读化学博士的网友来信说：看到您的网站，我觉得言之有理！我觉得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不在物质，而在精神，而精神不死！
　　
　　 不用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我突然发现，这电脑和互联网使我在垂暮之年，仍能有其价值，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或许还有它的特殊意义，在虚拟世界中寻找失落的青春。隔绝半个世纪的北大老同学南开大学教授刘珺珺，是通过网络和我恢复了联系，她在今年4月18日出版的今晚报上，看到孔希仲描述科技大院的离退休人员中悄然兴起的银发网络族的文章：<银发网友>，感到的就是这种氛围和情趣，次日下午就忙里偷闲地输入电脑给发来了,老友甄朔南先生读后，发来感赋：但得网络无限好,何须惆怅进黄昏.看这情况，我只要一息尚存，这网站也会存在，和这网络结下不解之缘了，
　　
　　 不过在我的网友中，更多的还是年轻人，他们仍然关心着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又比我们当年睿智和成熟；很珍视老年人的人生体验；看到早年学者的智慧结晶，惊叹大量精彩的思想出现在很久以前，谁说两代人不好沟通！
　　
　　 最近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网站“小玩家”给我来信，说：“现在少年儿童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科普网站虽多但真正适合少儿的并不多，所以就搞了 这么个网站，实际上也是边搞边学，网站很不完善。您的网站层次很高，很有分量，我很喜欢 ，望能通过您的网站让更多的人结识《小玩家》”其实我知道，我的网页制作得比年轻人差多了，他们是看我老年人也办网站，多了几分宽容，但这也使我高兴，三代人也可以沟通。
　　
　　 遗憾的是，在科普创作上方面，大概要使对此抱有期望的网友失望了，因为自己长久离开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缺少创作的泉源.我的老友上网的也不多，致使“科学之笔”未能挥洒自如，仅能聊备一格。复观今日，众多科普网站正在兴起，如中国科普博览，从内容到形式均已使人耳目一新，现在应是他们唱主角的时代，作为一个老资格的看客为诸位摇旗呐喊,或可更适合我扮演的角色.
　　
　　 两年来使我最困扰的事，莫过于时而这里,时而那里网路不通,迫使我搬迁多次,站点分散,工作量增加,对网友亦多不便，奈世事无常,风云多变,如仅一年之间,网络行业股票价值的起落,近乎天渊之别,为此他们正在调整,我原设在Acmecity上的主力站点，已因而消失，网上世界确为虚拟,但视天地之间,熙熙攘攘,何非过眼烟云,能与世长存者,唯在人心，通过网站说出自己的话,茫茫人海,或有知音,如鲁迅先生所言,平生得一自己足矣,现在看来有这网络沟通,知我者何止一人,固不必如屈原之哀叹:“国无人，莫我知兮！”，去投江了。
　　
　　 为此，我觉得这网络，特别是表达个人思想与文化修养的网站，实有提升个人精神品质，纾解人间矛盾的妙用，是求得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在答北京科技报记者吴燕女士对我的采访时已作阐述。最近读到中新社记者张朔八月十三日从北京发出的电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日前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早就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使我增强了信心，因为要达到民主的目标，总得有具体的方式方法，人民代表自然要代表人民，可是人民那么多，人多嘴杂，如果你不能全面知道各种意见，你怎么就能代表人民了呢？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看这个人网站的兴起，就开辟了发扬民主的无数的开阔渠道。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个人网站关闭了，历史告诉我们，从来就是这种情况，但只要这队伍是向前走，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补充，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潮流吧，我相信睿智的中国人是不会落后甚至阻挡这个潮流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个人网站有什么伟大的作用，水固可以载舟覆舟，而每个个人都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水分子，至于我办这五柳村，本来没有什么宏图壮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精力更加不济，诚如武松告老退居六合塔时所言，见了老虎只好让开，但张都监却仍不能放过；还是听由兴之所至，说说自己的话罢了。
　　
　　 陶世龙，2001年8月19日于加拿大之弗雷德里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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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二： 陶世龙先生小传
　　
　　
　　　　陶世龙，男，1929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51年到北京市团委机关工作，次年参与建立北京地质学院，历任教务处科长、副处长，学报副主编、编审，地质学史研究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
　　
　　　　1949年开始写作普及地质矿物知识的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科普小品及其它科普作品数百篇，部分结集《揭开大地的秘密》、《地球的画像》和《时间的脚印》出版。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作家。
　　
　　　　“文革”中因发表讲述太阳黑子的文章，被定为“影射攻击党”的罪名，1979年取消并恢复名誉。1980年参加中国科协科普考察团赴美国考察，此后致力于科普创作事业，主要从事自然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的研究。参与主编了《科普创作》、《科技写作》、《科普创作概论》和《黄河文化》。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纵横谈》。
　　
　　　　现侨居于加拿大之弗利德里克顿（Fredericton）。自行开辟网上新天地——“五柳村”网站，可谓“老骥未伏枥，壮心犹不已”！

[转帖]陶世龙：需要警惕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3784 次点击 27 个回复 黎明前的舞蹈 于 2016-02-06 08:21:2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陶世龙：需要警惕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白云山人 2016-2-3

文革前,毛泽东先生多次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在文革中更是将反复辟付诸实践。

窃以为，说资本主义要在中国复辟，理论上不能成立，实际上也不存在。

因为毛先生和中共一向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即中国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掌权的也不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认识符合实际。

而“复辟”是指下台的统治者再次上台，中国社会既尚未转型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未当过权，何来复辟？

毛先生发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提出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认定刘少奇先生是其总代表，多年来招降纳叛，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如果事实如此，无论是非，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可成立。但文革的实践证明，与实际不符。

就拿毛先生亲自抓的点清华大学来看，当时清华两派曾为从1949年到1966年的 17年，究竟是毛先生的 红线主导还是刘先生的黑线在主导？激烈争论。414派认为一直是毛先生的 红线在主导，现在看来是对的，因为从中共接管清华大学后，历经的各种运动，主要是打击资产阶级，蒋南翔校长一直强调要兴无灭资，1957年反右很卖力，而 且这些运动无不是毛先生主导。全国的 情况也大体如此。

再者，按照共产党的经典和毛先生昭示国人的主张，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必经的 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提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要先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时颁发的共产党员八项条件，第一条说的 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是长远的最高目标，现在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奋斗。

因此，如果文革前真有什么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也不是复辟，而是在按共产党原来制定的纲领办事。因为1953年6月毛先生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将1949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新民主主义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这就造成原定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几近于缺失。经过实践的 检验，这个阶段是绕不过去的。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补了这一课。近日看到一条消息，我国钢铁工业遭遇困难，是因为产能过剩，现在我国的钢铁产量占了全球产 量的一半以上。回想1958年为了完成1080吨钢，全民大炼钢铁，费了牛劲，数量凑够，质量还不行，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 变化？前后一比，不难看出，正是学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才出现的。

共产党本也认为封建主义在中国势力强大，但主政后几十年来一直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却放过了对封建遗毒的清算。

须知封建统治者也是反对资本主义，镇压资产阶级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形成的自由、民主、人 人生而平等这些思想，并非仅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人类共有的 思想财富。不加分析地去兴无灭资，就有可能去其精华，而让封建糟粕反因而得势，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直到现在还有其影响。

就文化大革命来看，封建主义的卷土重来，才是最应该警惕的。

陶世龙，201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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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天涯论坛 > 天涯杂谈楼主：火焰纹章Lv 4 时间：2002-09-10 22:11:00 贴出的文本点击：464 回复：9
　　
　　　　
　　中国人讲究吃猪肉，猪肉的消费量简直可以用作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志，而人
　　们也格外关心猪肉的供应和价格。
　　
　　中国人还一向尊师，教授在教师中是地位最高的，所以待遇高一点历来也无人以
　　为非，但也就不大为人所注意，似乎还没有人去作过研究。
　　
　　猪肉自然无法与教授相提并论，怎么拉扯到一块儿来了呢？这是因为近日在书市
　　中以半价购得一本《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其中保存有1912-1924年北京的
　　物价记录，于是忽然想到，看一看当时的教授一月能挣多少斤猪肉。中国知识分
　　子讲“清高”，当时教授究竟收入多少，不大好查考，幸亏鲁迅看得透彻，在他
　　的日记里找到了详细的记录：
　　
　　1912年11月16日，收本月俸220元。这是他初到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时的薪水。1913年2月增为月俸240元；1916年增到300元，此时他已升为教育部
　　佥事。
　　
　　当时（北京）的猪肉价格，1913年是每百斤11.7元，那时的一斤合596.82克，按
　　月薪220元计，鲁迅一月可挣得猪肉1122千克即2244斤。 1916年北京猪肉价格有
　　所上升，每百斤13.30元，但由于鲁迅薪水也涨了，以月薪300元计，可购猪肉
　　1346.2千克，收入还是有增加。
　　
　　你会说，当时鲁迅是在做官，教授未必能拿这么多。不错，鲁迅那时确非以教授
　　为职业，所做的官也不算很小，大概可以相当司局级吧，但那时的教授，待遇比
　　这还高些，这仍有鲁迅的日记可以作证。1927年1月7日收12月薪水400元，这是
　　在厦门大学。1927年4月9日，收3月份薪水500元，这是在中山大学。
　　
　　以上都是本职工作的薪水，兼职或稿费收入还会有一些的，这有李四光为答鲁迅
　　说他在京师图书馆当副馆长一事所作的说明为证。李四光说，这副馆长的月薪是
　　500元，但他只支了一半，还有一半捐给图书馆了。其实不捐也是可以的。所以
　　当时教授的实际收入要比每月2000多斤猪肉还要多些。
　　
　　难怪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5年间，能花上相当两万五六千斤的猪肉的钱去买图书资
　　料（据鲁迅日记所附书账计算），另外还买了住宅。精神生产也是需要物质条件
　　的。如果鲁迅、李四光总是在忙于生活、家务，未必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可惜
　　许多知识分子大概是受到传统的口不言钱的思想束缚，何况是言猪肉，很少谈这
　　方面的情况，留下的材料很少。现在看来还是应当发掘、研究。
　　
　　原载1988年6月24日科技日报文化副刊
　　
　　[跋] 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是一个不常用的笔名。发表后不久，中国地质大学
　　（即原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九三学社支部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一次
　　聚会时，忽然谈起这篇文章，很感兴趣，大家还去猜作者是谁，他们估计应该是
　　一位老先生写的，没想到是我；那时我在他们眼里还说不上老。他们中许多人经
　　历过那一月拿几百大洋的生活，难怪对此文感兴趣。事隔二十多年，老教授大多
　　已退，今天的年轻教授，大概很难体会当时他们的心情。现在北京的猪肉六、七
　　元一斤，听说一般的教授一月可挣千斤上下，有的还可更多，百万、千万富翁都
　　有了。变化不可谓不快，不可谓不大，因而也有人担心，中国的知识精英被收买
　　了，不为工农劳动者说话了。此话颇能惑人，但稍做分析即可见其非：
　　
　　 如云“收买”，知道收买整个知识阶层，应该说是一种进步，难道非要把知
　　识分子打到底层，才能使他们具有“革命性”吗？须知首先为劳动群众说话的如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不是低收入的知识分子。 1950年我在北大红楼李大钊、
　　毛泽东的工作处，当时辟为毛、李二人的纪念室的陈列中，见到当时图书馆发薪
　　水的花名册，李大钊的月薪是360元。陈独秀的没有在这里陈列，他的薪水更高。
　　
　　 再说今日中国的教授，真正称得上富有的，恐怕还只是极少数，对大多数来
　　说，也不过小康而已。相对于那些暴富者仍处于弱势。
　　
　　 不过也值得注意的是，教授的身价上去了，但价当其值吗？在教授中是不
　　是有人以“三十亩地一条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为满足，不思进取了呢？看来是
　　有的，未得教授头衔以前还积极努力，有了教授职称，再无可观成果了。此为一
　　端。
　　
　　 也有人力求更上层楼，但不是致力于学术，而是热中于包装作秀，以使自己
　　成为“明星”，此为另一端。
　　
　　 更有等而下者，利用自己教授的头衔为学术中的或商品中的假冒伪劣做虚假
　　广告。
　　
　　 不能只看到鲁迅那个时期教授的待遇高，还应当看到鲁迅那个时代的教授是
　　些什么样的教授。当然滥竽充数者不能说没有，但不学无术能在象样的大学里站
　　得住脚吗，更不用说有抄袭剽窃的行为了。不要说治理学校的教授们不允许，学
　　生这一关也不是那么好过的，连胡适到北大任教也兢兢业业，因为他知道这里的
　　学生不简单，傅斯年就是一个。
　　
　　 身价上去了，自身的学术与人格的修养更应该上去，教授就应该是个教授。
　　这是十四年后我在网上再发这篇文章时，感到必须作出的补充。
　　
　　 陶世龙，2002/09/08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分重视学习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http://url.cn/33CGkc )说的对。但也要注意：书本上的历史是可以伪造的，曾是干部必读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一例。要读历史首先得有能提供历史真相的史书。[今天(9月7日) 08:57 来自微博通 全部转播和评论(230)]

讲话引述邓小平先生“把了解和懂得历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先父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1941年写下的《国力与史力》一文（发表在重庆出版的《今日青年》杂志），对此曾有阐述：

国史本身是有很大的力量的。一国国史的力量，是为一国的史力。国史愈悠久，愈丰富，则史力愈伟大。史力愈伟大，则国民的爱国精神愈热烈，国力也就格外强起来了。中国国史的悠久丰富，和史力的伟大，是任何国家不能比的。所以观察中国的国力，决不可只从兵力勇力两方面着想，首先应该注意到的，还是潜伏这的史力。自抗战发生以来，中国以劣势的武备和财富同日本打了五个年头，竟越打越强，不仅敌人和友邦没有想到，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

习近平先生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所处的岗位职责不同，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会有不同的具体需求，但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的道理都应该懂得，都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自觉地学习历史。”“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学习和了解这些历史上的文化知识、思想智慧、经验教训，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结合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或者吸取应用，或者作为借鉴，或者引为警戒，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改进我们的工作，是会大有助益的。”说得很好。

不过要落实习近平先生的要求，我感到面临两大问题。

一是现在有没有适合领导干部阅读的书？

因为领导干部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而中国的史籍可谓浩若烟海，也并非写在书上的就是历史的真实，还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并未公开，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歪曲历史的文字、书籍曾大量发行；现在坊间流传的野史乃至正史，也不见得是信史。当然，也不是说要等到有了适合领导干部阅读的历史书才能去读历史，但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一套符合历史真实通俗易懂的中国史书是必要的。一时编不出来，从现有史书中择其善者而用之，也是一个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则需要按照科学无禁区的原则，鼓励支持史学的研究，开放图书出版。

二是史书该怎样读？

当然这是读书人自己的事，但也有个得不得法的问题。习近平先生提出：“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很对，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容易地作到。譬如《资治通鉴》，其署名就明确是供皇帝治国参考的，但后世的皇帝，没有几个能吸取历史教训的。而且有些人可能不去从历史中学那些治国良策，而是着重在其中官场倾轧，勾心斗角的权谋学。真经也可以念歪的，何况许多史书还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因此不是一号召就行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过，了解历史的真实，不仅能增长人们的智慧，还有助于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提出要重视学习历史，无论如何仍是一种进步，值得欢迎。

陶世龙，2011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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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如虎 2011.09.13 00:44 转贴发表在 猫眼看人

本文也被爱问共享资料2017-12-02上传收录，但缺少开头一段，仍扫描保存于下：

偶然发现，开清重臣洪承畴学术研讨会由南安市政协主办，福建省名人研究
会、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市洪承畴学术研究会协办，南安市英都镇人民
政府承办，于2005年11月16日在南安市召开。来自北京、东北、福州、厦门、泉
州、漳州等地近8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洪承畴在以清代明
封建王朝的更替中，对中华民族的统一，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减少战争损失和生
灵涂炭，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方面曾作出巨大贡献，
是一位有功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杰出历史人物，必须给予充分肯
定。专家学者还对进一步加强洪承畴的研究提出宝贵建议，如将洪承畴的事迹编
入乡土教材，作为对中学生进行“成才之路”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等。中共南安
市委副书记洪自强作了会议总结。”

这些专家中，《洪承畴传》的作者王宏志和辽宁大学教授李治亭为洪承畴翻
案已有一些时候，出力最多。前来参加开园仪式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
宏志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前朝的臣民到后朝当官是
很多的，但明朝的官员“降清”后被称为“贰臣”、被认定是“气节”问题这是
不公平的。这主要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将满族放到中华民族中的一员
来看待。找到一篇李治亭的《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论述甚详。

这就出来几个问题。

一、清（后金）代明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吗？

自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
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之说出，一般理
解为“亡国”是指改朝换代，因此“保国”是统治者、贵族们的事情；而“天下
兴亡”则是指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
展》） 。虽然由于中国古代并无“民族”的概念，但清灭明或元灭宋，不同于
隋唐五代之更迭是显而易见的。

二、明政权确实黑暗腐朽，但作为整体难道清（后金）比明先进？清代明是
使中国社会前进还是倒退？

三、说洪承畴为国家的重新统一有功，但这个国家本是统一的，正是后金政
权的建立使国家分裂，他本是为明政权去实现统一，降清后为清效命也是支持后
金搞分裂。以此为由，无法自圆其说。

四、洪承畴降清，当然是他个人的政治选择。但那时并无“中华民族”的概
念，何来“将满族放到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来看待”的认识，他又知道什么是历史
潮流。对洪承畴的品质，已有公论，如以洪承畴的一生为“人生教科书”，“政
治教材”，使“做人者、做官者都能从他的人生中学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将能
得到什么结果呢？其实无须这些学者提倡，早就有人在学了，抗日战争中的汉奸，
内部政争中的风派不都是在学么。

对这个会议，尚未找到史学界的反应，倒是在一些论坛上贴出后，不少留言
是对其驳斥，如在凯迪网络，有一留言别具一格，留言说：

袁崇焕、文天祥、陆秀夫们：
在以清代明封建王朝的更替中，没有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加剧满汉民族矛盾，
增加战争损失和生灵涂炭，没有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
方面曾作出巨大贡献，不是有功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杰出历史人
物，必须给予充分否定。
专家学者还对进一步加强袁崇焕、文天祥、陆秀夫们的研究提出宝贵建议，
如将袁崇焕、文天祥、陆秀夫们的事迹剔除出乡土教材，不能作为对中学生进行
“成才之路”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等

但仅仅是这样讽刺或责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史学界好好讨论，特别
是可以结合荣辱观的教育，究竟是以出现洪承为荣，学习洪承畴的为人，还是以
出现郑成功、夏完淳为荣？学习郑成功、夏完淳。

据所见，史学界对为洪承畴翻案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对这次会议，尚未见到
其他史学家的反应。初次接触这个问题，先说这些，当注意继续观察。
 

洪承畴纪念园隆重揭彩开园（汪先生平反有望了 ）

 2007-10-02 02:50:28 　　

　　http://www.yingdu.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
　　元月16日，洪承畴纪念园隆重举行揭彩开园仪式。著名历史学家、《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苏双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专家组长、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洪承畴传》作者王宏志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清史专家赫治清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博物馆馆长余梓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系列庆典活动，为纪念园开园及洪承畴纪念馆、英都承畴纪念园碑廊落成揭彩。英都镇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单位的领导或代表，各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各界人士，翁山洪氏东西轩各房份宗亲代表，各地洪氏宗亲代表共500多人参加开园仪式。
　　开园仪式上，洪承畴故居复建委员会委员洪亚成首先代表复建委员会及翁山洪氏东五房宗亲，向光临开园仪式的国家清史委领导、史学界专家表示欢迎和敬意，向关心和支持洪承畴故居复建工程、洪承畴纪念园建设工程的市、镇二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各地宗亲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洪承畴故居复建委员会顾问、福建省水暖卫浴阀门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地方史专家洪榕光主持揭彩开园仪式。王宏志、赫治清、李治亭三位史学界专家在揭彩仪式上发表即席演讲。
　　在鼓乐和鞭炮声中，苏双碧、李治亭为“承畴纪念园”门坊揭彩，正式开园。接着，赫治清、王宏志为“英都承畴纪念园碑廊”揭彩。余梓东、李世愉为“承畴纪念馆”揭彩。
　　
　　洪承畴故居位于霞美村。是翁山洪氏东五房六世祖厝，始建于明嘉靖元年。洪承畴童年时居此。废圮于清末。其遗址１００多年来一直被称为“大厝埔”。２００３年南安市筹办“开清重臣洪承畴学术研讨会”时，英都镇在大厝埔立“洪承畴故居遗址”碑以志保护。东五房宗亲于２００４年春筹资复建。复建过程中，又扩大范围，增建纪念馆、碑廊、碑林，恢复顺治皇帝谕祭洪母傅氏的御制碑等项目，立牌坊式石门，总其名曰承畴纪念园。门额为著名历史学家、党中央《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苏双碧先生亲笔所题。纪念园占地面积二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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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在五柳村网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32516/ 及http://m.wyzxwk.com/content.php?bclassid=4&cid=4&classid=27&cpage=7991&id=34413&style=0 有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