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就有兵来敲门号房子。这对今天的人来说，会感到难以想象。但在当时的四川，竟是常态。有人做过统计，“自辛亥后至1932年‘二刘’大战爆发为止，四川军阀混战共约470馀次。（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次战争）杨森本踞有下川东，即万县至夔门一带20多个县，头年冬天联合一些较小的军阀向重庆的刘湘开战，刘湘得刘文辉之助，杨森大败，失去下川东，向西撤退，安岳这边有他的同盟军。

        按史料记载：1929年4月18日，也就是在我出生的第二天，杨森和他的同盟军又对刘湘、刘文辉开战。这些号房子的兵，应就是因这场战争而调动。结果不到一个月又被刘湘击败，随后变成二刘之间角力。1932年10月，爆发了据称四川最大的一场内战，这回不是二刘打杨森，而是杨森站到刘湘一边打刘文辉了。打了近一年，刘文辉大败，在雅安通电：“驰赴西康，致力国防”。1933年9月6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不管怎么说，四川的军阀混战终于从此结束，这年我四岁。

因此我虽生于乱世，留下的童年记忆，却是美好如田园诗，成为我一生中仅有的“不知愁滋味”的金色年代。不过也依稀留有士兵威胁我祖母索要食物的印象。川军在内战中有纪律差的恶名，但在家人的叙谈我的印象中，也就是要些食物，通常能得到些咸菜就满意了，并未造成其他损失。

        我想一是因我家在安岳是缙绅世家，我的祖父又县城中属于“仁”字辈即等级最高的袍哥“正气团”的“舵把子”，代表地方实力，无论那路军阀对这些人都得留点面子，对部下会有所约束，行为不致于过分。当然，如果遇上打了败仗的溃兵，这就不管用了。所以要能避开仍是是上策。

        由此我又想到，我家始祖的墓在县城外高桥旁的山坡上，山坡下就是我家的地，紧靠着县城的护城河，进城方便，天旱时车水也方便。但是我的直系祖先，从二世祖起，七代都葬在在郭家沟祖屋旁边的山坡上，说明早就搬进了这个半封闭的环境。（图中望城村和响水滩东边的色深部分，（参见《我本白云山下人》）

尽管郭家沟离县城只有几里地，但丘陵起伏，也不通大路，外人不熟悉地形和道路，一般是不会来的，显然比住在县城边上要安全得多。

        这座祖屋应是我的高祖在道光庚辰（1850）得中进士后建的，到我出生时建成已约八十年。大门上书有“进士”两字的匾额还在，门前的桅杆则只有残座尚存了

        在四川盆地中，树木稀少是普遍现象，几乎见不到森林。但我家祖屋周围的山坡却是个例外，墨绿一片，长满了树木，不少是参天的柏树，有的要两个人才能抱住；柏树长得慢，它们的年龄多有一二百年，这是创业的先人为后人留下的荫凉，他们把自己的骸骨埋在这些山坡上，子孙们不敢采伐或出卖，经过几代人的坚持培植，才出现了在这红色丘陵中少见的山林。

        有了树木荫蔽，石壁下还有清泉流出，土地滋润，林中野草灌木丛生，加上人工有意栽培的花木，一年四季都有山花常开。在这样良好的生存环境里，昆虫大量孳生，也招来了许多禽鸟，间或还可见到野兔出没。布谷鸟、斑鸠、野雉最常见；羽毛以鲜红翠绿为主，属于锦鸡一类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最惹人喜爱和同情；在四川的传说中，这二人不是化成了蝴蝶，而是化成了这同飞同宿的美丽的鸟。家中屋檐下的燕子，自然更是每年春天必来；房前的梯田中也常有过路的水鸟落脚。

        我是家中的长孙，而我的弟妹是八年以后才出世，家中长期只有我一个孩子。生活在这个半封闭的环境中，大自然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童年时期最好的伴侣。

        每日清晨，鸟儿的鸣声催我起床：到了黄昏，我搬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下，看那飞鸟归巢。进入夜晚，也不寂寞，特别是在夏秋的夜晚，更是热闹，在夜来香、晚香玉这类花朵散发出的香气中，我去捕捉萤火虫、纺织娘；下大雨的时候我喜欢顶着蓑衣出去，看那山上的水冲下，最喜欢看那泥鳅和鱼儿顶着出水口向上涌。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周报》上，读到舒新城写的“读一本大书”和“大书怎样读”，我被告知，要是有了科学知识，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自然，兴味将更浓郁。舒先生把大自然当作一本大书。

        陶世龙，2016年9月7日。
曾在简书发表 ，署名白云山人 http://www.jianshu.com/p/21ccd6667a08

        文／白云山人（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