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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版 (精华区)发信人: yaclear (清一), 信区: Geography标 题: 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n 15 14:59:08 2007), 站内
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中国社会的进步
陶世龙
Ⅰ.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从普及开始的。
地质学作为自然科学一个分支在欧洲出现后，最先是西方传教士将它带进中国的。刚刚形成不久的地质学，□不反对最终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一度在地质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水成论观点，还有能够用来支持圣经教义之处。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世界地理；下编为地球和人类的一般知识，分十卷，头一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和矿产的科学知识都讲到了，约占下编全部篇幅的五分之一。在中国，“地质”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
《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一主一上帝造成，看到上帝的全能全智。为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按当时情况来说，写得够通俗的，应归入普及读物一类。不过这普及所及，实际上仍仅能达到知识分子，而且主要是在思想比较开放的这部分人中间。究竟有多大的效果，不得而知，但中国近代两位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倡导者，冯桂芬和梁启超，都看过并称赞这部书，显然是产生了影响的。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政府致力於学习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业，地质科学因培养矿业人材的需要而被引进。但结果是，在培养专门人材上，效果并不明显；而在普及地质科学的意义上，却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在《地理全志》出版后近二十年，又有两部地质科学方面的著作，丹那(J.D.Dana 1813-1895)的 Manual of Mineralogy(矿物学手册)和 莱伊尔(C.Lyell 1797-1875)的Elements of Geology(地质学基础)，先后於1872-1873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前者书名译为《金石识别》，后者译称《地学浅释》，均由美国传教医生玛高温(D.Macgown 1814-1893)口译，中国数学家华蘅芳笔述，出版者是设在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造总局是官办的，以造船□炮为主要任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它设有专门机构翻译出版西方图书(主要是科技书)，不到三十年间译书三百多种，为当时东方所仅见。《金石识别》是学习如何开矿所必需的，《地学浅释》也因“地之层累不明，则无以察金石之脉”(华蘅芳：《金石识别》序言) 而入选。《金石识别》的原本《矿物学手册》，是丹那为学生编写的教材；丹那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这本教材编得很成功，为许多大学多年采用。《地学浅释》的原本《地质学基础》，是莱伊尔将他的 Principles of Geology 即《地质学原理》的第四编抽出改编而成；《地质学原理》是地质学中的经典著作，改编后更适於不懂地质学的人学习了，这次翻译所用的是1865年出版的第六版。挑出这两本书来翻译，是很有眼力的。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周树人即鲁迅，1898年到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上学时，还在用这两部书作教材。
不过，中国真正培养出自己的地质人材，那是四十年后的事，已不再用这样的译本作教材了。但是这两部书，特别是《地学浅释》，作为在中国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倒是得到不少读者，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把它们用木版雕刻印刷出来之后，1896年又有人出了石印本，说明颇有销路。如梁启超就读过《地学浅释》，并认为书中讲的知识，不仅是从事矿业的人，一般人都应该了解。
直至1912年民国建立，在政府机构中设置管理地质工作的职能部门，并着手培养自己的地质人材以前，地质科学在中国，还处在争取社会了解与支持的准备阶段，只能从向社会普及开始，其他自然科学也多如此。虞和钦主编《科学世界》，张相文创办《地学杂志》，就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作出这种努力的表现。
《科学世界》为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的月刊，创刊於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即公元1903年3月29日。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科普杂志，也是最先向中国人介绍地质科学知识的一本刊物。在1903年第二、第三期上，发表了虞和钦写的“中国地质之构造”，以后又发表了多篇介绍岩石、矿产等知识的文章。虞和钦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学的，但也懂地质，《科学世界》就是靠他和他的弟弟虞和寅写稿，发表这些地质学方面的文章。虞和寅后来还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早期会员。
《地学杂志》由张相文创立的中国地学会主办，发刊於1909年。地质矿产方面的知识在该刊的内容中占有重要地位，创刊号上头一篇文章就是“论地质之构成及地表之变动”。
张相文出版地学杂志的目标很明确，是想通过介绍地学知识以唤起人们的救国意识，发表出来文章，不单纯是学术性质。中国政府任命的第一位管理地质工作的官员章鸿钊规划中国地质工作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就是通过地学杂志提出的。
Ⅱ.学校课堂外的普及，是多年来中国人获得地质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
中国在清末民初，开始模仿西方建立新式学堂，在中小学增加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知识的课程。但地质科学的知识，仍没占到应有的位置。
中国的学生，只能在“自然”“地理”这些课程中附带地学到一点矿物和地质知识，而由於这些课程往往还不被重视，以及师资设备条件的欠缺，课本中规定的内容也不一定都能学到。
中国教育部门一度准备在高中开设“地学”课，并已编出了教材，但由於条件不具备，终未能实现。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地质学上是无知的，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地质科学的基础知识，是普通人也该掌握的。缺少地质知识就会作出许多因违背自然规律而收到大自然惩罚的蠢事。象灌溉不当，导致土壤盐碱化；破坏森林草原，导致沙漠扩张；盲目开矿，导致事故频发，资源浪费；等等。在中国，教训很多。
因此，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就显得特别需要，不仅青少年需要用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成年人也需要，科学普及在这□具有继续教育的性质。
在中国努力争取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了解地质科学知识的必要，特别注意了向青少年普及地质科学知识。部分条件较好的中小学，加强了地理课中地质知识的内容，并结合开展课外的学习活动；中国地质学会、地质院校和政府中地质矿业以及海洋、地震等部门，都支持了在青少年中开展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活动，每年都举办以到野外观察地质现象为中心内容的夏令营，参加者数以万计。
除了集中的夏令营活动，平时的课外地质学习小组，在一些中学里也长期保持。设置在北京的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帮助中学生组织的课外地质活动小组，参加者最多时曾超过千人。
供青少年阅读的地质科普读物，起了更广泛的作用。这类读物的出版，本世纪二十年代即已开始，如李四光在1923年写的《中国地势变迁小史》，1947年还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学文库，出了第三版。进入五十年代后，出版的种类增多，发行量也更大。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地质矿物分册，发行量超过百万。
散见各青少年报刊中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文章，为数不少；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地球》杂志，专门发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的文章和图片，也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
在青少年时期未能获得应有的地质科学知识的人，现在有函授，夜大学和电视大学这些形式可以补课，但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是通过阅读科普读物，听科普讲演，参观科普展览这些途径来得到所需要的知识。
有时，这种需要量是很大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在北京的地质出版社印行的《地震问答》，发行量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册。
通俗的讲演，形式灵活，简便快捷，曾是早期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葛利普、李四光等都多次作过这种讲演。至今仍是有针对性地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广播讲述，更被经常采用。
利用电影、电视这些手段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形象生动，有良好的效果，不过由於条件的限制，还不够发达。但是在北京设有以陈列地质矿物标本图片为主要内容的地质博物馆，可供参观学习；各省(自治区)首府及中央直辖市，也有这样的地质博物馆，只是规模要小一些。
中国地质界一向重视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普及。黄汲清等知名的地质学家，还曾多次呼吁加强中学的地学教学。中国地质学会分别设置有专门推动普及工作和地质教育的委员会，许多地质学家，都为普及地质科学撰写文章，作讲演或参加指导青少年学习地质科学知识的活动。
应该说中国在普及地质科学知识方面，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和中国众多人口的需要比起来，这一切仍是太微弱了，还需要作更多的投入。特别在中小学课程中地质科学知识缺乏，一时又难以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更应加倍受到重视。
Ⅲ.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对中国社会进步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由於采用了普及的形式，地质科学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⒈给社会注入了支持改革的精神力量
在古代的中国，世界被认为是不变的。黄河如带，泰山如砺，被视为皇权和贵族特权万世不移的象征。高贵者永远高贵，犹如大山永远不可动摇。
西方传教士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目的，是想使世人皈依上帝，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注意这一点，而是对地质学揭示出来的地球在不断演变进化的事实，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出现在清朝晚期的一批中国著名的改革者，几乎都从地质科学那里找到了对自己信念的支持。
康有为(1858-1927)，这位在中国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改革运动领导人，借参加1895年举办的国家考试的机会，在考卷上写下了主张政治改革的“变则通通则久论”，其中就引用了泥沙可填海为陆，火山可喷出熔岩等地质变化的事例，说明：“至变者莫如地”。天地都在变化，人要不实行改革是不行的。
1896年，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1873-1929)在《清议报》发表《变法通议》，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知识。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叠变，而成世界；……借曰不变，则天地人类□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对他的老师的见解，用科学的事实又一次作了说明。
他们都读过《地学浅释》，康有为向学生介绍从西方翻译来的图书目录时，《地学浅释》被列在卷首。
康梁发起的改革虽得到皇帝支持，但被守旧势力发动的一次政变扼杀了。政变中献身最为壮烈的谭嗣同（1865-1898），面对死亡依然“我自横刀向天笑”，就与他懂得一些地质古生物的科学知识有关；从这些知识中，看他到宇宙之大，地球历史之长，生物演化之速，而心胸豁然开朗，特别宽广，“舍其生以为众生”，也就很自然了。
众所周知，清朝末年严复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概括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从而激发了一代中国人的危机感，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强大的思想动员作用，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也得力於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已在社会上传播。
谭嗣同就是1896年夏天到上海时，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专任翻译英的国人傅兰雅（J.FRYER 1839-1928） 家中，亲眼见到古生物化石与今天的生物区别很大，从而感到“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而决心努力学习新知识的。
中国学术界逐渐认识了地质科学在精神上的意义，特别是在塑造人生观上的作用。进入本世纪五十年代，人类是生物进化而来，自然和社会都在不可逆地演变的观点，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宣传，逐渐得到社会上更广泛的认同，已成为人们勇於革新，乐於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基础。
早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不少人文科学的学者，已看到地质科学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哲学家胡适提出，如果缺少天文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就不能对时间和空间建立起正确的概念。文学家许寿常在接触地质科学知识后，认为这能使人产生庄严肃穆的遐思，大有助於人格的修养。
在中国强调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行动的指针后，地质科学知识被作为阐明这些哲学理论的最好注释，为此思想意义而进行的普及，达到了更广泛的范围。
⒉为知识界带来了探索自然重视实践的新学风
中国的古圣先贤，习惯於从书本到书本，咬文嚼字，坐而论道。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格物致知”，即就事物本身去查究它的原理，与科学有相通之处，但实际上□未真正实行。偏重人文，不究自然的传统；轻视实践，就在文字上下功夫的学风，使科学无法兴起，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一大障碍。
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籍中就有过“致知在格物”这样的话。
宋代(960-1279)的哲学家程颐、朱熹将这“物”解释为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世界的一切东西，认为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只要这样一件一件地研究下去，就会有豁然贯通的时候。果真这样做了，科学可能早已在中国出现。
但是中国的士大夫包括程、朱自己，都未能坚持这样做。后来，明代(1368-1644)哲学家王阳明更将这“物”解释为就是人的内心，即主观意识。於是做学问还是只需要静坐内省，在故纸堆中讨生活。
地质学形成於野外考察的基础上，从实际材料的获得到地质理论的概括，都是科学方法的应用；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传统学风的一种突破。经过向社会普及，更扩大了地质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的影响。
在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普及了知识，同时有利於培养人们具有勇於探索的精神，刻苦求实的作风。
中国地质学家艰辛的野外生活，严谨的工作态度，特别是由此取得的成就，在向社会介绍以后，对形成热爱自然尊重实践的风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探索大自然已成为新一代中国青少年向往的事业。
⒊向大众提供了驱逐风水迷信的武器
何物天地？，是哲人意图说明世界时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在古代，天高莫测，地厚难知，加以当时的中国人尊崇的是哲人的头脑，於是臆想玄谈代替了对客观存在的真天实地的探求；天上地下成为鬼神最好的藏身之所，迷信由此丛生。
在中国，地下被认为是鬼魂居住的王国，人的最后归宿；而存在於地中的“风水”，则直接关□着每个活人的命运。个人的生死贵贱贫富，乃至王朝的兴衰，都取决於祖先墓地与本人住所的“风水”。开矿山，修铁路，挖运河都可以把被认为能使人走好运的“风水”破坏掉。因怕破坏了好的“风水”而反对开矿或迫使铁路改道的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有记载。因迷信风水而造成的财富浪费和人事纠纷，更常常发生。
观察判别“风水”的好坏，被视为一种神秘的法术；掌握这种法术的人，被称为风水师。地学这个名称在中国古代也有过，指的就是这风水术。但这风水术研究的□不是风和水，而是以所谓“气”为对象，此“气”也不是空气或水蒸气，而是神秘莫测无所不在不可捉摸，具有多种性质的东西，如“生气”“煞气”“邪气”“戾气”“天子气”…等等。因此□管这风水术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地学或地理，实与科学领域中的地学或地理毫不相干。在中国古代，许多象孔夫子这样的学者，也是不相信的。
但是这些风水师的影响，在民间，要大过孔夫子的影响。传统学者拥有的关於大地的知识，也不比那些风水师高明多少，无法应付这种挑战。
地质学是揭示地下情况的科学，地质学进入中国□向社会普及，必然要和“风水”之术遭遇，也当然成为驱逐这种迷信的先驱。
对地层及其在地下组合形成的地质构造无知，是风水迷信能愚弄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地层会因在地壳运动中受力，发生褶皱或断裂，从而具有多种复杂的形态，风水据以附会，妄言这就是中国人想象出来的“龙”潜伏地下的表现，他们的“特长”就在於能识别出这“龙”的所在，并找到被认为是最有利於人的部位。当人们了解真实的情况以后，迷信就难以有立足之地了。
在中国自办地质事业之初，就开始了对风水迷信的破除，因为它直接障碍着矿藏的开发，以致兴办矿业者有风水难避之叹。1923年，当时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的李四光，在综合性杂志太平洋月刊上发表“风水的另一解释”；在此以前，还曾以此为题作过通俗的讲演。1948年，北京大学教师李文达写出科普读物《风水新谈》，也是为驱逐风水迷信所作的努力，中国地质学会曾为此给以奖励。
本世纪五十年代，结合全社会都在动员起来破除迷信的行动，地质科学知识逐渐占领了本为风水迷信笼罩的阵地。在以后展开的大规模建设中，风水未再成为严重的障碍。
但是风水迷信思想的出现，非仅由於对地质科学的无知，还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要彻底消除风水迷信的影响，还需要继续努力。
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不仅是可以驱逐风水迷信，而且是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思想上得到科学武装的一项措施，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
⒋为开发矿藏、保护环境与防治地质灾害扩大了群众基础
社会进步有赖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地质科学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在人们精神上的作用更为明显，找寻和开发矿藏都需要地质科学知识，人所共知。虽然这主要是专业性的工作，但同时需要群众的了解与支持。
在中国大规模建设开展之际，由於过去地质工作薄弱，许多地区尚为地质学家足□所未至。此时向群众普及地质找矿知识，发动群众报矿，确有效果；在中国，群众报告的矿点达数十万处，固然其中大部不具有开发的价值，但也有不少重要性的矿产地由此而发现。如湖南省的永和磷矿是中学师生发现报告的，甘肃省的镜铁山硫铁矿是藏族猎人发现报告的，都已在开发利用。
在地质调查已普遍进行后，这种由群众发现矿藏的机会自然会少些，但地质专业人员在许多方面仍需要群众的帮助，向他们普及地质科学知识，使他们能了解地质工作的意义，依旧是必要的。
在社会走向现代化之际，保护环境与防治自然灾害的发生，日益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对发动群众保护环境，防治自然灾害特别是由於地质原因发生的灾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行为不当，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行为不当，许多时候又由於缺少地质科学知识所致。另一方面，有些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泥石流等等，都是地质作用的过程。如掌握地质科学知识，正确处理，就有可能设法避免，甚至化害为利。但这需要群策群力，地质科学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了，大家自觉地一致采取正确的行动，会有效果。
现在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正在中国展开，如何保证提供建设所需要的资源，还要防治在现代化进程中常常出现的环境恶化，都离不开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
现代化提高了对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的要求，地质科学普及工作本身也需要现代化，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负有地质教育责任的地质院校、博物馆和宣传出版部门，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5 年 5 月 3 日 星期三 17:21:45 724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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