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人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讲，不论在西方和我国都是相同的。然而，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的。环境对人的发展影响很大，当人生存的能力还很低时，这种影响就越大，这又迫使西方和东方走上各自不同的文化发展的道路，造成各自的文化特点，终而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别。西方由于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文明的发展虽然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在寻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因而能够从文明落后走上文明先进。我国在历史上对人的发现也有过辉煌的成就，可是从文明的先进变成落后，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在西方，直接影响发展的两大文化源流，苏末尔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希腊文化产生于海边，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无的天然条件，商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人口流动很早就破坏了血缘纽带所带来的束缚，个人的努力成为生活的主要动力，个人主义的思想很早得以发展，以个人为基础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崇尚个人理智以及平等、自由的概念和罗马法制概念、议会制度的原始概念形成欧洲最早的传统。即使中世纪也不是完全黑暗的时代，现代文明的许多因素、自由经济、自由市民和自由城市、议会制度的萌芽、大学的诞生、经院哲学对人民主权和法制的研究，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自然科学因素的产生等等，都是产生于中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延伸。正是这种延伸导致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以解放人为中心的运动，产生了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和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天赋人权的思想一旦产生，不但写进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而且产生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和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终于为把全世界推进到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建立起完整的理论和实际可行的框架，使现代文明的到来水到渠成。
我国的文明产生于大陆内地，以农耕为主，农耕民族把人聚集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的集体之中，以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我国历史上就有禹召集万国集会于涂山，商讨集体治水的传统。”哀田以族”，甲骨文中” 田其丰年”中的” ×”都是集体开荒和集体耕种的意思（见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四章《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说明商代的农业是举族集体耕作的。这种集体生产的制度一方面产生利害与共，疾病相扶持的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集体主义和原始的平等思想与文化，形成我国最早建立在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另一方面却产生以王为中心的极端集权专制统治的传统。原因是以王为中心的血缘氏族的牢固存在必然会产生以血缘亲疏为等级的贵族等级制。还由于在氏族中，王取得领导祭祀、组织生产和分配、领导军事的权力，把所有大权集中于一身，成为我国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最原始的基础；从而又破坏了原始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利的集体关系。这种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到秦统一六国以后已经完成。
秦始皇继承商鞅的学说，””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也。故胜民之本在于制民，若冶于舍、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为此，设酷刑重赏，实行””弱民”、””强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从于皇帝的绝对统治，形成一个权力绝对集中于皇帝的极端集权和极端专制的制度，把人民当成实现皇帝个人意志的工具，其对人民的残酷压制使人不寒而栗。为了实现这种绝对统治，建立起一套从郡、县、乡、亭、里到编民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户籍制度。””四海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箸，死者削。”迁移必办” “更籍”、” “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作军旅。”可以说，我国极权统治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制度到秦已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不但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专制统治制度及其行政管理系统不过依秦制有所增损，即使解放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也仍然是这个传统的继续。
单纯依靠压制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还必须找到一种价值体系，使人民自愿接受，而这种价值体系是在秦以后一千多年的长时间里逐步完成的。
我国体现极权统治的价值和伦理道德的基础理论框架是以君为中心的”三纲”。然而在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互相都有责任和义务。孔子和孟子对这种君臣关系都有说明。孔子说：””以道为君，不可则止(《伦语·先进》）。”孟子更激进，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皇帝也可以罢免，这不就是民主思想了吗？但从西汉开始，君臣思想就根本改变了。董仲舒提出天命说：””君权天予。”(《春秋繁露·主完神》）””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同上》）然而真正对三纲赋予客观真理的哲学形式的则是南宋的朱熹。
朱熹首先构造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以”理”为核心，理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总根源。在没有自然和人类以前，””理”就已经存在。” “理无形迹”（《朱子语录》第一百卷)，然而都是客观实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可见无论天地等自然现象，还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化生。于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就成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实理”、或”天理”，永远不变的真理。
””三纲”既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也就成为包容所有人在内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构架，人们精神的支柱。””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 (《朱熹文集》卷13《垂拱奏批》）从而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于是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三纲”、维护””三纲”。”三纲”、””五常”就成为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是悖逆””天理”，为社会所不容。
为了把人训练成绝对没有个人欲望，没有个人要求和利益、甘愿为”三纲”献身，甚至把为”三纲”献身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朱熹还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为了维持生命，需要吃饭，朱熹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也是””天理”，但超过维持生命最低需要就成为”人欲”，就必需消灭。因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就会使人不能满足现状，就会产生非”分”之想，这就会违反纲常伦理，因此，”人欲”是一种罪恶，必须消灭。人只有达到绝对没有”人欲”的境界，放弃除了维持生命的最低物质需求以外的一切物质欲望，才能没有私心。才能真正实践”三纲”，做”三纲”的卫士，保持名节。因此，朱熹又把”灭人欲”与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 “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有私。”（《朱熹语录》卷95）因此，” “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人之一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熹语录》卷13）于是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前）然而，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要”灭人欲”，对于一般人来说：” “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或好便安”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见朱熹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下》）而这就叫” “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由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适合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一旦产生。必然要反过来加强其基础。还在理学形成的过程中，理学前期的创始人张载已经认识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对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宗法宗子。”（《经学理×·宗法篇》）从此以后，理学家莫不提倡。经过明清两代的倡导，一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纷纷起来修族谱、建宗祠、立族产、建立族规族法，对人民进行严密的宗法统治。一个已经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于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制度到纲常伦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阻碍我国历史的前进。
余孚先生出身贫寒，苦学自立，193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今年87岁高龄了，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之志不渝，致力于研读经典，结合人生体验思考，时有心得，或见诸文字，此篇系从一长篇论述中摘出。感谢余孚先生慨允他的著作五柳村均可上网。–陶世龙， 200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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