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半夜鸡不叫 | 一个普通中国人为家族正名的奋斗

56cunblog历史辨伪、文苑怪相 2020年5月13日 1 Minute

摘要：很多人并不认识孟令骞，但中国大陆人民，只要受过些初小教育，鲜有人不知道孟令骞的外曾祖父——“周扒皮”。几十年来，孟令骞的外曾祖父是大陆人民集体记忆中的符号化人物，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

文/段宇宏

我当时想结识孟令骞——辽宁大连的一位七零后老帅哥，纯粹被他“蚍蜉撼大树”的较劲精神所打动。孟令骞耗时五年写了一本书，跟“鸡”有关，这不，书名就是《半夜鸡不叫》，但他可不是跟“鸡”较劲，这只是一部特殊的普通中国人家族史。 说这部家族史普通，那是因为孟令骞的确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说这部家族史特殊，因为他的家族历史与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关，而且多处涉及敏感区域。 一般人的家族史只要把家中故事娓娓道来即可，孟令骞的书不但有大量采访，还需要对国史、党史、地方史志进行考证和探寻。 孟令骞撰写这部家族史相当艰辛，外人很难全面体察，最艰辛之处并不在于查访与写作，而是太多太多“你懂的”原因，如果你不懂，我也没法一一告诉你。 很多人并不认识孟令骞，但中国大陆人民，只要受过些初小教育，鲜有人不知道孟令骞的外曾祖父——“周扒皮”。周扒皮的本名叫周春富，可他这绰号比真名还更广为人知。

根据木偶动画片改编的小人书《半夜鸡叫》。 几十年来，孟令骞的外曾祖父是大陆人民集体记忆中的符号化人物，文艺作品与各种似史非史的叙述中，周扒皮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在“新旧社会”对比的意识形态中，周扒皮是标志性人物。今天用百度和谷歌搜索“周扒皮”，那仍然算是热门的关键词^_^！ 周春富显然比那三位“恶霸地主”更加出名，甚至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天南海北的朋友，好好回忆一下，从小到大，你身边是不是总有过绰号叫“周扒皮”的同学或同事？你在骂人时是否用过“周扒皮”这个称谓。没错，这个周扒皮就起源于孟令骞的外曾祖父。 周扒皮这一人物，来自曾经走红全国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第九章，《高玉宝》本身是部颇为独特的作品——书名、主人公名、作者名三名同一，这样的情况的确罕见。 附着在周春富身上最为“生动”的情节就是“半夜鸡叫”，他为了催逼长工们早点下地干活，经常三更半夜趴在鸡窝上学公鸡叫唤，引起公鸡们打鸣，长工小玉宝看穿了周扒皮的伎俩，向大家揭示了真相，最后巧设妙计，将周扒皮好一顿痛打。这个情节体现“旧社会恶霸地主残酷压榨长工”，展示“劳动阶层具有大无畏反抗精神和无穷智慧”，成为经典篇章。 

孟令骞近照，他曾经当过水手、国企宣传干部、都市报记者。 好吧，说到这里我可以点一下，孟令骞为家族正名之所以如此艰辛，简而言之就是他的外曾祖父是个被强行附着了太多意识形态的“符号性人物”，Understand？ 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和新闻记者，孟令骞试图探寻“半夜鸡叫没叫”、“周春富到底是何许人”、“《高玉宝》一书有什么样的创作过程”……他的书就围绕这些核心话题展开叙述，抽线剥茧进行考证。《半夜鸡不叫》不仅涉及家族史，还展现他家乡辽南地区在清末、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等时代的风貌。 到底是什么促使孟令骞走上为家族正名的道路呢？说来还是跟自身经历有关，可是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未必每个人都会做出孟令骞的抉择。真的不是每一个受过苦难与伤害的人，都愿意去追求公正和事实。还有些人走上了刷新人类三观的道路，成为奇葩，这我就不点名了，微博上大有人在啊。 孟令骞有个表姐，近年承包了一片山林，跟他通电话时告诉他准备开个“野味店”，想把店名叫作“半夜鸡叫”，孟令骞心里相当不是滋味，赶忙叫她就此打住。他有朋友跟他开玩笑：“你外曾祖父说来还挺有创意的，居然还会趴在鸡窝上学鸡叫”，孟令骞内心总有压抑不住的愤怒。 我对孟令骞的这种“较真”和“敏感”持一种敬佩的态度，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实在太缺乏追求事实与常识的较劲精神了。 孟令骞儿时喜欢在邻居的大孩子家玩，因为人家有一箱小人书，邻家大孩子经常特意给他看课本《半夜鸡叫》。他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与大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次，跟村里孩子吵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他喊“周扒皮、周扒皮”。这时他有点回过神来，突然想起，尽管邻家大孩子平时对他比较吝啬，但每次给他看《半夜鸡叫》课本时却显得格外豪爽大方，并且脸上还挂着奇怪的笑容……“自己母亲不就姓周吗？” 似乎悟出了点什么，孟令骞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怔住，然后重重地给了他一耳光。母亲以前很少打他，孟令骞哭得很伤心，然后母亲搂住他，跟他一起哭，他明白了不少事儿。 此后孟令骞变得敏感和自卑，不敢跟别人吵架，总觉着低人一等，好像有啥把柄被别人抓在手里。 

根据《半夜鸡叫》改编出版的小人书、漫画更是不是计其数。 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教材，他的脑袋突然大了，自己最不愿见到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上。离这一课的时间越来越近，孟令骞有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请假，总之，出点什么意外躲过这一劫最好。 没想到，上这课的那天，老师第一个点了他的名字，让他起来读课文，他人生中首次深刻体会到何为“五雷轰顶”。孟令骞回忆，他摇摇晃晃站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就像着火一样。那一节课老师说了什么，他已听不清楚，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他却句句入耳。同学们目睹一个“传闻”获得证实，现场见证教科书著名反面人物的后代，大家好兴奋！ 

这样的经历在孟令骞的成长过程中可以说屡见不鲜了，心中一大堆疑问伴随着自己长大。孟令骞成人后，当过水手、国企宣传干部、都市报记者，后来定居在大连。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兴起，孟令骞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篇五千余字的贴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母亲家族的故事。论坛一下子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文章顿时成为热帖，形形色色的观点纷纷登场。最终，这个帖子因为涉及敏感历史而被删除。 孟令骞说：“自己的家族故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和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当时真没这个能力”。 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外曾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每一个细节的真相如何？那时孟令骞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印象，似是而非的概念。他决定冷静下来，开启一个秘密行动，考证细节的真相，探寻家族的历史。打那时起，孟令骞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千方百计寻访亲戚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开始拼命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动物学、气象学、农学知识。孟令骞这本家族史的撰写，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 

人民出版社的《高玉宝》一书，《半夜鸡叫》是其中的第九章，但这个章节的影响超过了其它部分。 现在我们来说说《高玉宝》一书中的真名角色周春富是何来历。 周春富，辽宁大连瓦房店市（以前叫复县）阎店乡人，老周家也是闯关东从山东来到东北的，具体哪一年迁来，周家后人也记不清楚了；跟所有移民过一样，他们自己动手垦荒，一代代在此地繁衍生息下去。 1914年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复县共有耕地1517570亩，农户46610户，87%是自种户和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东北所有地区都有这个特征，地广人稀，人地关系不似中原地区那么紧张。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他只继承了几亩薄田能够果腹。周春富跟大多数中国传统农民一样，对土地有着一种深深的眷念，在他看来，其它东西都是浮财，无非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保障，地里不仅能长出一家人的饭食，还能盖房子繁衍子孙。 攒钱买土地、盖房子，让家人和子孙过上殷实日子，几乎就是周春富全部的人生梦想。周春富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 1911年周春富38岁时，周春富的人生梦总算兑现——位于阎店乡黄店乡这个小村屯里的“周家大院”落成。所谓“周家大院”就是三间石头房，当年黄店乡居民大多住的还是泥草土房，只有家中殷实的农户才有石头房，而住青砖瓦房的大户都住在复县城里。 光绪二十年的时候（1889年），周春富的哥弟三人早就分家过日子，这次在老宅基上盖石头房要用到很多石材，周春富农闲时请兄弟们帮忙，或者歇工时带着大儿子从山沟里车推肩挑运回来的，起早贪黑准备了小半年，孙家屯的老丈人家也答应借钱买房屋檩柱。 虽然只是三间房，周春富却一遍遍做着规划，他希望自己将来的房子伸展出前院、中院和后院，有睡炕、厨房、仓房、农具房、碾房、磨房、畜房、饲料房、伙计房和车棚，此外有猪圈、厕所、鸡窝、柴门、大门、菜园和打谷场。那一年，周春富人生梦想初成，“周家大院”让他家成为村屯里的富裕农户，但老头子劳累得脊背有些微驼了。 

这就是周富春的人生梦想——“周家大院”，土改时被分给另一个成分被划为贫农的村民，直到2006年，三间石房子还存在。站在门口，也许我们还能想像出，当年身着土布衣，一身尘土站在院子门口的周春富。 周春富老头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孟令骞在调查采访中惊奇发现，儿女们对周富春“恶评如潮”，倒是家中的长工、短工反而对他印象较好。 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待他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吝啬。别家的女儿不上山干活，而周家却不行。周老头反对儿女们穿红戴绿，因为这样的打扮，干活肯定怕沾灰，不愿上劲儿。 碗中剩下的粉条如果吃不完，周老头要求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真不愧是“周扒皮”。 对家中的长工和短工则又不一样，周老头认为，对人家不好，人家不会好好上劲给你干活。周老头特看重农活好手，对这些人比对亲人还亲。周老头要求别人要勤俭，他自己也从不享清福，同样不分寒暑地起早摸黑干活，天天忙个没完。周春富的性格，其实是那个年代农村富裕农民身上很常见的特征。 人们读《半夜鸡叫》一类的故事，常误以为当年的长工、短工与东家是类似奴隶主与奴隶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农村，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会请人帮着做工，有时候也帮别人家做工，这种互帮关系在领里、亲戚、朋友中也很普遍。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一旁的干部见状不妙，赶紧把孔兆明拉下台。 还在内战期间，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分，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小作坊），并被人用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以“XXX”的符号代替。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还是被划成富农，但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被拉出来批斗，成为“运动员”。可就按当年的成分划定来说，周春富也仅是富农，绝不是“恶霸地主”。 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分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儿’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会呢，人家毛主席怎么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实际上这些事物全属“舶来品”。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取法自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周老头却千万想不到，自己死后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闻名全国。 周春富变成“恶霸地主”跟后来的《高玉宝》一书的创作过程有关，是随伴着特殊要求不断被“加工”和“拔高”。 当年在周家干过长工和短工的几个人还在世，与周家仍有来往，其中刘德义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这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的“恶霸地主”，今天走到任何一个乡镇招待所都会被轰出去，因为实在土得掉渣，看上去并不比一个乞丐强多少。周春富的生活水平搁今天，城市中一个刚工作的白领都让其相形见绌，放在当时的发达国家来看，可能只比贫困户好一些。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五百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1949年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其中第九章《半夜鸡叫》，直到九十年代初仍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还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五六十年代的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千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高玉宝老先生向孩子们讲述“半夜鸡叫”的故事。 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的入党申请书便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华人民国共和国建立之初，实施扫盲运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提倡“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一名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出于时代的政治需要，民国时期已成名的茅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二十余次受到毛、周、朱、刘、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教改论文中，仍在探讨老师如何教授好《半夜鸡叫》这一课，通过文中对“周扒皮卑劣行为的形象描写”，老师要循循善诱，引导思考，向学生们“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认识“长工们反剥削、反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按理说，文艺作品可以虚构，但此书人物使用真名真姓，出于政治需要被推向全国，收进教科书，并曾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也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不但作者长期坚称所写为真实，而且多年来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真的又被作为真实历史来看待。阎店乡乡史小组的老教师宋乃文曾告诉孟令骞，此地虽然是个穷地方，但出过名人，作家高玉宝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宋乃文说，周扒皮不能算作当地出产的“名人”，他们几个写乡史的写人记事都要找人签字确认，但周扒皮不能写进历史，因为周春富不是书中的那个“恶霸地主”。 孟令骞在调查《高玉宝》成书过程中，发现出此书背后另有真正的作者。有一次，孟令骞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发现后记中有署名为“荒草”的文章——《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这一线索。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孟令骞开始苦苦探寻。 经过艰苦查访后，孟令骞只得到零星信息：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它信息则一无所知。 曾经有两次，似乎要拨云见日了，却很快又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郭永江，笔名荒草，《高玉宝》成书成名，跟他有非常深厚的渊源。 2005年夏天，孟令骞有了一场奇遇，他在大连逛花鸟市场时，结识一卖字的老者。攀谈之下，得知老者名为阎富学，时年90岁，精通英俄日三国语言，完全是本活的“历史宝典”。更令孟惊喜的是，阎老告之，他有一胞妹，名阎芙蓉，早年离家出走后参加四野，所嫁的丈夫名叫郭永江，有个笔名叫荒草，在《解放军文艺》干过，给高玉宝改过书…… 阎老找来一张荒草的照片，1957年在大连和他们全家的合影，照片中的荒草，怀里揽着一个小孩。荒草在建国初期负过伤，后来就提前退休了，1970年回四川老家生活。阎富学老人把荒草子女在重庆的联系方式详详细细的写给了孟令骞。 孟令骞给荒草在重庆从事档案工作的小儿子，大概就是当年荒草照片中怀里抱着那个小孩写了封信，表明了自己身份，措词谨慎而真诚，希望对方能提供一些荒草的资料，这封挂号信却久久等不到回音。 一个月后，孟令骞给阎富学老人打电话，老人没问姓名也不问来意，就在电话里像是自言自语，“没什么可提供的了，都那么多年了”……孟令骞沉默了，心想“这一定是荒草子女对我那封信的回复。” 但孟令骞还是特别感激与阎富学老人的这段奇遇，“他在时间的渡口，让我看见了荒草隔岸的身影”。阎富学老人赠予他的那本手抄本回忆录扉页上，有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梦一样的生活你会忘记吗？”孟令骞当时想，也许还是机缘不到，先顺其自然，必要时可以到重庆去寻访“荒草”。突然有天，孟令骞在网上发现一个名为“一博为快”的博客，博主是个78岁老太太，曾与郭永江是同事，也认识高玉宝；但联系上老太太后，对方回复，荒草如何帮助高玉宝改书的详情她并不了解。 线索再次中断！ 直到2008年，无意间浏览到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孟令骞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前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 半信半疑之下，经过一番颇费周折的联络，通过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洪林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保存着丰富的资料。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赞扬，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四十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不幸于1993年去世。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的前13章均为他所写。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高玉宝修改自传，但他觉得改不了，干脆代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不过在反右运动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彻底退出，均是出于当时的“形势需要”。但郭永江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王洪林与孟令骞均感慨，荒草一生的著述颇丰，然而加一块还不如《高玉宝》有名，不过署名权却长期旁落。 关于《高玉宝》一书中的某些细节真伪，近年来有不少人撰文指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市场关系的史实来看，书中很多细节与事实相悖，这也是周家子女、大多数长短工以及当地史志研究者的共识。周家子女和多数长短工回忆，他们印象中高玉宝并无在周家干活的经历，此事在孟令骞的书中作为重要疑点进行考证和讨论。 该来说说最著名的“半夜鸡叫”这一情节了，所谓“雄鸡一叫天下白”，人们早把公鸡打鸣当作天亮的重要标志。孟令骞为此不仅查过文献，还特地请教畜牧方面的专业人士，在书中进行了详解。“公鸡啼鸣，是青年公鸡达到性成熟的特征（童子鸡是不会啼鸣的），又是成年公鸡性活跃的愉快表现。而鸡性的成熟，由主要取决于光照的时间和强度。所以公鸡啼鸣是一种光刺激状态下的条件反射。多次反复的条件反射，又建立生物钟机制。” 孟令骞还跟技术人员亲自去做了试验。“在寂静而完全黑暗的条件下，突如其来的噪声，是一种试应激，会在心理和行为上，打破鸡的平衡状态，造成神经质（诸如惊恐不安、乱飞乱叫），产生防卫反应，而不会发出欢快的啼鸣。” 不过近年日本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人为制造光线，有时候甚至声音，也可以诱使公鸡打鸣，但这当中需要不少现当代的技术条件。周春富这老农民首先得不制造任何让鸡不安的动静，并且要有超一流的口技。 周春富当年肯定无法去制造最重要的因素——光线，诱使公鸡打鸣，那他会趴鸡窝学公鸡叫诱使公鸡打鸣吗？首先，当事人们都没听说过这事儿。其次，周家的长短工长期干农活，生活在以鸡打鸣作为劳作时间提示的农村，他们会连这一点时间概念都没有，还需要聪明的小玉宝特意来点醒他们？ 

孟令骞的这本书差一点就出版了，不过…… 另外，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常情常理，还违背周春富这个老庄稼汉的性格与利益。按照《半夜鸡叫》里的说法，周春富半夜三更趴鸡窝诱使公鸡打鸣是为了催逼大家下地干活——锄地。 我们先假设，周春富真的苦练了一流口技，又不动声色地趴在了鸡窝旁边成功诱使公鸡打鸣。可“锄地”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农活，普通农活儿手大白天都经常错把禾苗当作杂草锄掉，这深更半夜黑灯瞎火的，长工们去锄地，如何分清谁是杂草，谁是禾苗？周和长工们都是庄稼好手，连这点农活儿常识都没有？何况错锄了禾苗，以周春富那勤俭和抠门性格，如此严重损害利益的事儿，还不得心脏病发作。 互联网兴起后，质疑的声音泛起，高玉宝老人也声称，自己作品是所见所闻集中概括，比如他家乡有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他甚至还专门练就了公鸡打鸣的口技，作报告时向大家现场表演。 

第二次，总算在台湾成功出版了。但我很怀疑，台湾看这本书能摸得着头脑吗？书里所说的事儿对他们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历来说，太过陌生。 《半夜鸡不叫》一书面世，高玉宝老先生知道了孟令骞的存在，也不是很服气，找人传过话，大意是：当初我写《高玉宝》是形势需要，现在他写了这本书，咱们可以谈谈，需要我道歉我就道歉，现在很多人要替我打官司，我都劝住了，他还是个孩子啊，犯了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他…… 书写成以后，出版却颇费周折，个中艰辛就不便向外人道了。其实，孟令骞也不想为难高玉宝或任何人，必竟这些都是时代与政治的产物，他只想为家族正名，讨回一点点公道。 孟令骞的家族曾遭受了那么多苦痛和委屈，到现在连个“歉意”都没收到过，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只能给这样一个为家族正名而奋斗的普通中国人点个zan。 

转自史粹公众号 来源：晚归大叔中国数字时代2019年3月19日, 8:57 上午

纪洞天：中国作家在美国给小学生讲半夜鸡叫，被当场问懵

56cunblog文苑怪相 2020年5月13日 1 Minute

转自微信公号依然劲爆 2018-12-21
原标题：“半夜鸡叫”在美国（有删减）

中国作家陈唤星到美国看望女儿，外孙听说外公来了，就对老师说，我外公是个作家，会讲故事。老师说，那好啊，就请他来学校讲故事。

外孙杰克对陈唤星说起此事，陈唤星说：“讲故事当然没问题，可我不会说英语。”杰克自告奋勇说：“不要紧，我给你当翻译。”

既然这样，老人欣然应允，思来想去半天，终于决定给美国的小学生们讲一讲当年听过无数遍的《半夜鸡叫》的故事。

来到课堂，几十个学生先是鼓掌欢迎，然后坐的坐，站的站，还有几个蹲在墙边，老人心想，这美国学生真没一点上课的样子，但入乡随俗，他只管在上面讲他的故事，外孙帮他翻译。

陈唤星老人说，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半夜起来干活，每天夜里学鸡叫，后来，聪明的长工小宝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和大家商量，第二天半夜，当周扒皮又趴在鸡窝前学鸡叫时，躲在暗处的小宝大喊“捉贼啊，捉贼啊”，长工们一拥而上，将周扒皮打了个痛快。

老人讲到这里，美国学生有的大笑，有的鼓掌。看样子，他们对这个“中国故事”还比较满意。

正当老人准备结束“中国故事”时，一位黑皮肤的男孩，突然举手示意，经过翻译老人得知，那个小男孩觉得这个故事不真实是骗人的，半夜里鸡怎么会叫呢？

作家忙说：“这是真人真事，高玉宝写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上。”

黑人同学说：“我养过鸡，并且对鸡做过科学观察。鸡要啼叫，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成年的公鸡；二是要有自然光的剌激。

黎明时，就是日出前的一小时，早晨3时30分左右，这时微弱的光会剌激公鸡的视觉，才会产生啼鸣的条件反射。半夜，也就午夜12时，一片漆黑，鸡是不可能叫。不信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

黑人同学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

陈唤星作家的解释不但没有说服黑人学生，相反这种质疑的态度好像会传染一样，立刻就有好几位孩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白人小姑娘站了起来说：“半夜，什么也看不见，长工到了地里怎么劳动，那不把庄稼都弄死了吗？如果周扒皮又提供照明设备，那生产成本就大了。如果没有照明设备，工人们只能是换个地方继续睡觉而已，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也就毫无意义了。”

有的孩子说，周扒皮不守信用，不诚实，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学公鸡叫呢？

老人忙解释说，这是小说，小说就可以虚构。

但孩子们不依不饶，虚构也不可造假！

老人又解释说，其实这个故事很真实。写这个故事的人叫高玉宝，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从小当长工，只上过一个月的学，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这下美国学生们又嚷开了，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怎么能写小说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老人只好解释说，高玉宝的小说，是别人帮助他写的，发表时，只署了高玉宝的名字。
华裔的同学说：“周扒皮不诚实，高玉宝也不诚实，别人帮他写小说，怎么只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呢？我相信，他会用图画代替字，可是这样的稿子，出版社是出不了书的，必须有认字的人与他合作，帮他整理。可是高玉宝出了书，却不写上合作者的姓名，全部的功劳归自己一个人。太不公平了！

如果说周扒皮学鸡叫骗了几个长工，那么高玉宝就是骗了全国的读者。这本书，印了500多万册，还出了外文版，那就是还欺骗了外国读者。”

掌声，还是热烈的掌声。

这时，老师说话了：“同学们，陈作家从中国来，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我们欢送他回家休息，有什么问题以后可以再讨论。”

陈唤星如获大赦，赶紧离开了学校。他觉得自己比半夜学鸡叫的周扒皮还狼狈。

为什么中国孩子没那么多问题？

《半夜鸡叫》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故事好笑吗？好笑！故事真实吗？不真实！

认为这个故事好笑的是中国的孩子，认为这个故事不真实的是美国的孩子，这不仅折射出中美教育和文化的差异，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文学不是科学，可以虚构和夸张，但是不可以造假。

中国的教育是很反对怀疑精神的。老师们总是把学生的大脑当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而不是点燃智慧的火把。这当然有“唯分数论”的教育理念在作怪，也有老师业务功底不扎实的原因。喜欢让学生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走，害怕节外生枝，课堂上出了乱子。

长此以往，我们就把学生的求异思维扼杀在摇篮之中，总是“防患于未然”。实际上，对学生所提问题的解答能力正体现出老师驾驭教材的熟练程度和把握课堂的睿智，对学生求知欲的漠视就是打击他们进步的积极性，最后成为学生思想不新、脑筋不活的罪魁祸首。

比如《小蝌蚪找妈妈》这一课，老师讲完后，随意问了一句“大家还有问题吗”，立即有学生站起来问：“老师，小蝌蚪找到的是她的妈妈吗？”

课文中，小蝌蚪开始没能找到妈妈是因为她与妈妈的外貌差别太大，而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小鱼、小乌龟与小蝌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青蛙与小蝌蚪同类，自然就是她的“妈妈”。

这篇科普短文以童话的形式写出了小蝌蚪的成长历程，朗朗上口，给人以无限的乐趣。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好给学生解释了：“所有的青蛙都是从小蝌蚪变来的，小蝌蚪找到的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妈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敢于自己去探寻答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们把中国孩子缺乏创新思维的板子只打在教师身上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的教材里有很多像《半夜鸡叫》这样的奇葩文章。

比如课文《爱迪生救妈妈》，网友直呼“惊呆了”。

该篇课文讲爱迪生7岁时，妈妈得了阑尾炎，由于来不及去医院，家里灯光又昏暗，他就想出了用镜子聚光的办法，手术成功，妈妈得救了。

然而相关医学论文资料显示，医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发生在1886年，而爱迪生7岁那年是1854年。

我们过于强调弘扬主旋律，要符合时代精神，却忽视了教育要求真，求善，求美。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标准答案，这种“绵羊教育”，很少有学生对答案本身提出质疑。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见过真正的地主，但头脑中早已被强加了“地主是不好的，是欺负农民的坏人”这样的观念，不然哪来“斗地主”之说呢？

先入为主的想法使我们觉得周扒皮就是那么坏，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至于“坏事”本身是否符合基本的常理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

通过《半夜鸡叫》一文，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教育！

转自短史记2019-04-12

最近几周，后台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留言：

“请问您怎么看待蔡英文最近公开的蒋介石手令这件事，她公开的这些手令的内容是真实的吗？”

其实，最近一两个月流行的所谓“蔡英文曝光蒋介石原始手令”，是个拙劣的假新闻。

查证起来并不困难：

（1）迄今为止，并无任何正规媒体（包括大陆媒体和港台媒体）报道过所谓的“蔡英文曝光蒋介石原始手令”，此说只流传于各种中文网络空间（如公众号“新时代**学社”、论坛“铁*社区”、网站“*乎”等）。

（2）网文中张贴的“蒋介石手令”档案照片，出自台湾“国史馆”2017年放上网络供公众免费阅览的20多万份蒋介石档案。在放上网络之前，这些档案绝大多数已对外开放，学术界也早已将之用于研究。

比如，下图三张档案照片，网文宣称是由蔡英文“借着自己此时在任的权力”于近期曝光的档案（图片引自公众号“新时代**学社”文章《叹为观止！蔡省长狗急跳墙，曝光蒋介石原始手令打脸国民党》）。其实，它们或早已编入各种公开出版的图书资料——左起第二张的内容，可见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第83页，2004年台北出版；或早已被学术界公开利用——左起第一张的内容，可见于吴景平教授2016年在《世纪》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蒋介石的对日和战抉择系列之二》；或早已由其他当事方公布——左起第三张的内容，可见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发行了该书的“摘译版”，相关内容收录在第251页。

图：网文声称由蔡英文新近公布的所谓秘密档案

（3）网文贴了很多张来自台湾“国史馆”网站公布的档案照片，看似很有迷惑性，其实当中并无任何新材料，也没有任何材料是两岸及海外学术界没有注意到、没有加以利用的。自然，也不会因为这桩假新闻，而有什么新的学术发现。

就笔者有限所见，这个谣言大概出现于2019年2月份。它后来如滚雪球般扩散到今天这般规模，很鲜活地印证了“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天下”这句话。

图：“蔡英文曝光蒋介石原始手令”之说广为流传

类似“蔡英文曝光蒋介石原始手令”这种谣言，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可谓泛滥成灾。试举几例：

炸死张作霖的是苏联人？假的

该谣言称，根据最新的苏联解密档案，皇姑屯事件的幕后黑手，不是日本人，而是苏联间谍，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不是日本人炸死的，而是死在苏联人手里。

这是一则自海外“进口”的历史谣言。

最早造出这种观点的，是两位专门撰写以耸人听闻的揭秘、猎奇为卖点的历史作品的俄国人，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Колпакиды（戈尔巴基迪）与Дмитрий Прохоров（普罗霍罗夫）。2000年，他们合著了一本《Империя ГРУ: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й разведки》（《GRU帝国》），2004年又写了一本《КГБ – приказано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совет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1918-1941》。“苏联人炸死了张作霖”之说，即出自这两本书。

图：戈尔巴基迪与普罗霍罗夫合著作品封面

随后，这种观点书引起了一些专注于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日本右翼学者的注意。2006年，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了普罗霍罗夫，记者希望普能够提供所谓的解密档案，但普的回应是：这个结论，是他通过对回忆录、采访、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所得出的一种“推论”。日本史学界（如秦郁彦）多以“阴谋论”来评价普罗霍罗夫这种“推论”。

该观点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08年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作者署名“托托”，实际身份是一位旅俄中国商人。这位作者看了戈尔巴基迪与普罗霍罗夫合著的《КГБ – приказано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совет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1918-1941》一书，然后将其论调全盘搬入了自己的书中。其后，该书内容被人搬上网络论坛，“苏联特工成功制造皇姑屯事件”这一说法，遂广为流传。【具体参见：《炸死张作霖的是苏联人？此说太可笑了》】

52军浴血诺曼底？假的

该谣言称，蒋介石抽调驻守云南的五十二军，作为盟军的先头部队，参加了欧洲的诺曼底登陆战，从而使中国赢得了联合国五常的席位。

谣言原文如此写道：

“在二战之后成立的联合国当中，中国取得了至关重要的五常席位，从而获得了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世人都以为这个席位只不过是罗斯福等巨头们的施舍，殊不知，它却是由几万中国军队战士的鲜血换来的，在美国最近解密的二战档案中，这段历史真相才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是中文网络上的某些人，针对所谓“果粉”而杜撰的一篇典型钓鱼文。这种钓鱼文，在内容上往往高度迎合被钓对象的喜好、同时又留有关键漏洞，在骗取了对方的认可与转发后，就可以通过踢爆漏洞来嘲笑对方。

其实，略查资料就可以知道，抗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第52军从未出国。抗战结束后，该军曾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后又前往东北参加内战。

真正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的中国人，是郭成森、黄廷鑫等20余名留学英国的海军军官。他们在1943年被派往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学业结束后，在英国战舰上实习，随战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亲历与见证：黄廷鑫口述记录》，《世纪桥》杂志刊登的《访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的中国海军舰长郭成森》等资料，记录了这段历史。

图：《黄廷鑫口述记录》封面

秋裤是苏联针对中国的阴谋？假的

该谣言称：

“‘假如一个国家穿了60年秋裤，就再也没可能脱下它了。’——1953年，苏联遗传学家李森科对斯大林说这句话的时候，数以亿计的秋裤没有经过任何论证，正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强制推广。……1952年，苏联杰出的遗传学家李森科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叩响了斯大林的办公室门，献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计策：让中国人穿上秋裤，永远失去在苏联远东地区生存的能力。”

这也是一则钓鱼文。

钓鱼者先是诉诸伪科学，声称“秋裤可以弱化腿部的抗寒基因”、“给人穿上保暖的衬裤，人双腿和关节的抗寒性就会在几代之后丧失，变得完全无法在高纬度地区活动”；继而又诉诸民族情绪，声称苏联采用此计的目的是“期望秋裤导致中国人失去在苏联远东地区生存的遗传基础，并带来体质弱化等一系列副作用，削弱中国的软实力，从而巩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永久占领。”

戳穿这个谎言其实很容易，只需要明白一个常识：穿秋裤抗寒，与穿其他衣服抗寒，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因为钓鱼文作者将之与历史挂钩、诉诸民族情绪，结果这个非常弱智的谣言流传甚广。

1946年中苏血战外蒙古？假的

该谣言称，为了捍卫外蒙古，国民政府在1946年与苏联军队进行了一场总参战人数超过100万的血战。

谣言原文如此写道：

“有多少人知道，1946年初，国民革命军在外蒙古，同苏联侵略者那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考据这段历史，写作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表明某种立场，只是为了揭开尘封的真相。”

“在整场外蒙古战争中，国军投入的总兵力（外蒙古守备部队与北进国军）为19个军，总计60余万人；有1个军被包围歼灭（第88军），6个军经受较大伤亡。截至1946年3月，总的伤亡数字为：战死22315人，失踪173人，被俘2478人，重伤75982人。苏军投入的总兵力为3个方面军（新西伯利亚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总计80万人以上，有3个集团军被包围歼灭（红旗第1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第5集团军），4个集团军和1个军遭受重大伤亡。”

这也是一则因为网络论战——“外蒙古独立究竟是谁的责任”——而产生的钓鱼文。捏造者的目的，是诱骗那些持相反立场者，当他们相信了钓鱼文的内容，继而在论战中以之为依据时，另一方就会踢爆文中暗藏的违背常识的漏洞，对之施以嘲笑。

比如，钓鱼文里有“2月29日凌晨，东集团军、中央集团军分别在巴彦钱德曼和狼居胥山集结完毕”——其实，2月没有29日。

再如，钓鱼文里称，“（1946年）3月15日，经过惨烈的巷战，残余苏军同新西伯利亚方面军司令部一同被压缩至城西南一隅”——其实，在此之前两个月，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已承认外蒙古独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中苏之战。

当然，最大的漏洞是战役的规模——中国投入60多万人，苏军投入80多万人——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级别的战争，中外历史著作岂会无一记载？

图：“中苏血战外蒙古”谣言

八尺协定？根本不存在

该谣言称，1931年2月，中央苏区派出代表团，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29日，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史称“八尺协定”。

这则谣言，可能是中文网络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则钓鱼贴——它第一次让钓鱼贴这种东西，进入到了公共视野。

据学者施爱东的梳理，该谣言“本为游戏文字，是音速论坛内部维权斗争的产物。由于音速论坛管理员‘陈近南’（外号‘陈八尺’）的失误，该论坛一度瘫痪，成千上万的军迷……提出了‘天诛八尺，还我公图’的口号。所谓‘八尺协定’就是围绕这个口号而生产的钓鱼谣言。该谣言一箭双雕，一是栽赃、诅咒陈八尺，二是给‘真相党’下钓子。”造谣者在文章中，故意留下了很多漏洞，比如：“1931年2月没有29日”；文中所谓的“伊豆群岛的资本家族右代宫家”，也是一个不存在的地点，“它是日本动漫《海猫鸣泣之时》中虚构的故事发生地”。（施爱东：《钓鱼谣言：为辟谣而造谣》）

九三一大海战？不存在

该谣言称：

“40多年过去了，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当年震惊世界的931大海战？1974年，美军撤出越南战争后不到一年,南越海军就开始大肆侵占我在南海的岛屿、驱逐殴打我国渔民，而由于中国大陆当时内部一片混乱，海军弱小，难以有效的维护我国的海洋安全。恰恰在这个内忧外患之时， 蒋介石却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指挥国民党海军在9.31大海战取得大胜。”

无需过多考据——9月没有31日。

除以上七则之外，还有“三亿五千万金卢布”、“国军六三一大海战”、“蒋介石枪毙郑三发”、“国军登陆印尼护侨”、“消灭851名日军”等，也都属于刻意编造、毫无史实依据。

遗憾的是，包括“蔡英文曝光蒋介石原始手令”、“1946中苏血战外蒙古”在内的这些假新闻、假历史，虽迭经辟谣，却仍在继续流传。

原创：lovejzxh精致小号 2018-08-14

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资深编辑，驻外记者，所著长篇小说《移民》在精致小号（ID: lovejzxh）连载。

那年，我在国外工作。妻子带着儿子去探亲，一个月后经伦敦回国。不几天，妻子给我传来一张照片，照片中，儿子坐在大英图书馆一张座位上，手里翻着一本大书。妻子告诉我，那就是马克思当年坐过的位子。

马克思，自己人啊。看到儿子和革命导师坐一个座位，我很是自豪，脑子里瞬间有一种沾上仙气的感觉。

不过，我当时没想起脚印的事，也没问他们，到底看没看到马克思的脚印。

但凡上点年纪者，小时候大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马克思经常去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多年如一日，久而久之，脚下的地面竟磨出两个脚印。

到底这是课文中讲的，还是别的什么故事中讲的，我已记不清楚，但是，这件事家喻户晓，它告诉我们，革命导师多么勤奋，奋斗了多久才给我们指出这样一条革命道路。

那时，人们很少动脑子去过滤，总是深信不疑地接过所有思想。莫非这地面质量不过关，也是豆腐渣工程？应该不是。要不就是马克思过分专注，两腿根本不动？那样不会腿麻？再说，总要偶尔起来上趟厕所吧。

有很多中国人在参观大英图书馆时，都跟管理人员打听过，马克思当年的座位在哪儿？理由是，想看看马克思留在桌子下面的脚印。

令他们失望的是，管理人员告诉他们，马克思当年不是领导，没有专座，待遇并不比我们这些普通瓜众强。还有，他们明确地说，中国人头脑中的这一双脚印并不存在。言下之意，他们图书馆的建筑材料过关，扛得住马克思的一双脚。

可以想见，这些中国游客有多失望，他们从小就记住的传奇故事，让一个普通图书馆管理员如此轻松地就打发掉了。

据说，直到12年前，央视一期《人物》栏目还在继续讲述着这个故事：“马克思几十年如一日在大英图书馆学习，终于在水泥地上也留下了脚印，看来，毅力和恒心也能磨出脚印。”

为什么我们会把“脚印”强加给马克思呢？主要是因为他是革命导师，总要高大上一些，得有点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况且马克思查阅资料是为写作《资本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这两点决定了，这脚印，马克思想不踩都不成了。

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脚没磨出脚印，倒是磨穿了我们的虚荣，或者叫虚伪，某些马克思的信徒不仅自己编瞎话不带眨眼的，而且还用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去忽悠别人。

马克思凭什么占着一个固定座位？图书馆和火车没什么区别，都是公共场所，我们坐火车能永远占一个座位吗？

“马克思不可能有固定的位子。”如此简单的一个回答，却是我们半辈子都没有想到的。被忽悠坏了的脑子，逻辑分析能力确实会下降得让人大跌眼镜。

狂热中的人是没有理性思维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本来很荒唐的故事，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灌输进不善分别真伪的头脑，过早地将其视为真，也就只能在多年后，用一双“惯看秋月春风”的眼睛去看出它的伪。

可是，这能怨马克思吗？马克思在认真搞研究，将其刻意拔高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经济学家陶大墉还曾撰文描绘自己当年在大英图书馆地面摸索的心情：“我曾悄悄地找到D行第二号座位，并俯身去寻索桌下的痕迹，还用手去摸了摸地面，虽看不到明显的痕迹，却隐约觉得地面并不那么平滑，我那时的心情是如此激动，至今还留下难忘的印象。”

根据中外文章所提，马克思的座位除了陶大墉所提到的这个，还有其它数个，这恰恰说明，马克思没有固定座位，也是哪里有空位坐在哪里，哪里方便坐在哪里。

至于陶教授的手感，可以肯定地说，那是因为心理暗示，摸索别的座位下的地面也是同感。这和《吕氏春秋》里“疑邻盗斧”的道理一样：以为斧子丢了时，看他邻居，怎么看怎么像偷斧者；等在谷堆里找到斧子后，再看他邻居，言行举止没有一处像是偷斧子的人。

这又像小品《卖拐》。赵本山想把拐卖给骑自行的范伟，于是忽悠他用力跺脚，然后问，脚麻了没？范伟点头。扮演赵本山媳妇的高秀敏很惊讶，他咋就麻了呢？大忽悠耳语：你跺你也麻。

看小品时，大家都会大笑。其实，我们并不比范伟幸运，现实中同样被各种忽悠包围，马克思的“脚印”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文学中少有神话的国家，是缺乏想象力的。而在现实中充满神话的民族，则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可悲的。

“美国西点军校学习雷锋”也是一个例子。就想象力来说，丝毫不逊色于马克思的“脚印”。很多人觉得，雷锋非常伟大，都走出国门，成为美军心中的楷模。

其实，这也是一个美丽的泡泡。1981年愚人节当天，新华社记者李竹润看到一则外电，说美国西点军校学习雷锋，还高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李竹润毫不犹豫就把它写进文章。从此，美国军校学员学雷锋的故事就传开了。直到十几年后，才由一位专家的文章澄清，没有此事。 李竹润对此事感到懊悔。

后来，香港媒体也报道说，西点军校发言人表示，西点军校没有雷锋的任何画像与塑像，雷锋语录也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希望中国媒体予以澄清。因为，常常有中国参观者打听西点军校学雷锋的事。

和西点军校有关联的，还有关于《孙子兵法》的神话。早在30年前有流传一种说法，西点军校将《孙子兵法》列入必读教科书。实际情况是，该书只是历史系的参考书。在海湾战争期间，不知从哪儿演绎出更邪乎的说法，参战美军人手一册英文版《孙子兵法》，于是便有了“一位看不见的中国人指挥美国人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

西点军校名气大，或许很多中国人想勾连上它，然后把故事转到国内销售，这样岂不突出了《孙子兵法》的价值？海湾战争是现代化战争的舞台，让孙子给美军出谋划策，更凸显了《孙子兵法》对今天的重要指导作用。

可是，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时任美国国防部新闻处主任凯克表示，《孙子兵法》远未达到“军事圣经”的地位，只是用于军事史教学的一本普通教科参考书。

《参考消息》在评论此事时的一段话说得非常好：“评判雷锋是否优秀，西点军校是否学习不是唯一标准，甚至不是标准。如果寄希望于外人或外国的评价，且惟其马首是瞻，说轻了是不够自信，说重了过于自贱，这是明显的弱国心态。”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神话某物，为我所用”的心态，将某人或某种东西神话，更主要的是服务于自己。比如，前些年流传甚广的哈佛图书馆凌晨挑灯苦读的照片，以此来证明，在哈佛读书的人，不仅比你聪明，而且比你勤奋。

一篇《哈佛凌晨四点半》是这样描述的：“在一个普通的凌晨四点半，哈佛图书馆内，已经坐满了静静看书、 认真做笔记、积极思考问题的哈佛学子…… 哈佛的老师经常告诫学生：“如果你想在进入社会后，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下都能得心应手并且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么你在哈佛学习期间，就没有晒太阳的时间……”

美国大学生最喜欢在校园的草坪上边看书，边晒太阳，莫非哈佛和别的学校不同？常年不晒太阳，哈佛学子身体会不会缺钙？这些，作者并不在乎，他只想告诉大家：你们这些俗人，离人家世界最高学府的学习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是，有人不信邪，在网上查验后发现，当输入“24小时开放”的字样时，哈佛图书馆的网站显示出“无该搜索结果”。可见，哈佛并不赞成彻夜学习，一来对健康不好，二来也不利于第二天上课，凌晨4点还在读书，等天亮上课时，恐怕只能哈欠连连了。

为了凸显革命导师的顽强毅力，搞出了一双脚印；为了弘扬雷锋精神，将学雷锋活动分配给西点军校；为了强调勤奋学习的重要性，让哈佛图书馆彻夜开放，反过来教育国人。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创造发明。

在中国，有两句口号宣传得最多，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实事求是”，可是在现实中，这两句话的兑现是最难的，而且是越来越难。

为什么不能实在些？可能，多年的教育以及社会熏染，让很多中国人觉得实实在在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其实，实在些没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量力而行，当自己做不到时，可以体面地收场，别人也可以对你表示理解。

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非要给自己画一个很大的饼，直到无处下嘴时，才发现饼画得太大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不搞实在的东西，硬撑着，到时候就会有各种美丽泡泡的破裂，而且还远不止这些：马克思没有固定座位，他也不可能磨出脚印；西点军校没有开展过学雷锋活动；对不起，哈佛图书馆凌晨不开放。

搞场面的东西，世界上少有几个国家可以和中国匹敌，比如，阅兵，晚会，焰火表演，中国人都可以搞得精彩纷呈。队列时，不仅个头一般高，而且有时领队的两人脸型都差不多，俨然一对双胞胎。好看是好看，但太好看的东西，往往就离真实很远了。

2010年2月12日，第21届冬奥会在温哥华举行，开幕式上，当8名加拿大骑警高举加拿大国旗入场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并不齐整的队伍；举旗者中有男有女，有黑有白，有高有矮，唯一一样的是脸上庄重的神情。

可是，这种不齐整又有什么关系呢？观众一样的热情高涨，一样的充满自豪感。

我曾到过很多加拿大的小镇和乡村，即便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小的地方，人们的住房和花园与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这些大城市的居民没有什么两样，有方便的商场，有设施良好的医院或诊所，有教学质量得到保证的学校，这种百姓生活中的齐整，其意义远胜过开幕式上整齐划一的国旗阵容。

现在，已经较少有人谈起马克思的脚印，但是思维的惯性还在，别的什么脚印还在生活中延续。其实，作为一名思想家，经济学者，马克思非常严谨，据说，当初为了写作《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动法的二十几页文字，他几乎查遍了大英图书馆中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

就“脚印”而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比我们靠谱儿得多。

一把椅子，不能因为某位领导坐过，就把它供起来；一个座位，不能因为革命导师坐过，就去杜撰一对脚印。这种庸俗习气不改，以后还会自造出很多神话。神话多了，我们就会忘记自己是谁，而现实从来不认神话，到了某个节点，那些人为搞起来的东西就会坍塌下来，不可收拾。

最近从邯郸开完会顺便去了一趟北京，再次感受首都拥塞的交通和种种城市问题。与朋友们聚会时，新华社的王军同志讲到清华大学的方可博士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北京会被迫迁都吗?》，我趁着酒兴就此也谈了一点感想，大家觉得挺新鲜，鼓励我写成文字。

所谓王朝地理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的以首都为中心的地理秩序的尊卑观念。《禹贡》分天下为”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区叫作”甸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级;其次每五百里一个等级，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而最偏远的地区则称之为”荒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级的。山川本自然，但人为地赋之于等级之后，就会使居于京城或”甸服”、”侯服”的百姓产生优越感，使居于”绥服”、”要服”、”荒服”的百姓产生卑怯感，从而有利于统治。几干年来，这种地理上的尊卑感就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宋代城市革命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虽有些微改变，但直到今天，这种文化心理仍然主导着芸芸众生的价值选择，从而也影响着我们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发展。

比如说，一个人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无论做得怎样成功，如果不能到北京这个大舞台上表演一番，终究在大家的心理上只算是“外地的”、“小地方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在首都的某个机构任职，既使没 多大本事，也会身价倍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对“大地方”的人油然起敬，而对”小地方”的人有鄙夷的心态呢?因此，凡是有一点能耐、有一点门道的，无不挖空心思往京城里挤，要不短短五十年北京城区的人口怎会从100多万增加到700多万呢?进京，是多少”外地人”的梦想啊!而被优越感惯坏了的北京人，当年不过上了一下山、下了一下乡，就仿佛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诉苦。那些至今生活在”荒服”里的百姓，才真叫委屈。

再比如，近几年关于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国家大剧院必须建在北京，这也是典型的王朝地理思想的反映。为什么最好的剧院必须建在北京?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车站、最好的机场、最好的公司、最好的宾馆必须建在北京?理由只有一条:北京是首都。这在我们每个人的观念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最好的大学不是北大，而是广西桂林的某一所大学，大家就会感到不可思议。可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就不在华盛顿。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又为什么不可以建在上海或杭州或深圳或其他什么地方呢?

中国的城市建设，历来偏重主观愿望而忽视地理基础的承载能力。无限地人口膨胀、无限地扩张性建设，最终会使都城不堪重负。汉唐长安城的悲剧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汉长安城位于渭水南岸，龙首原以北，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末，面积36平方公里，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历为西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奏、后秦、西魏、北周和隋的都城。至隋初，使用近八百年的汉长安城已是污水沉淀、壅底难泄，连饮水也成问题，隋文帝只好废弃旧都，在龙首原以南另建新都——大兴城(即唐
长安城)。

唐长安城面积84.1平方公里，连同续建的大明宫87.2平方公里，当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但它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也是灾难性的。唐代中期维修宫殿，附近的山上已没有大树，要远涉黄河到今山西砍伐木材。由于人口剧增，经由洛阳水路转运的粮食难于为继，有时连皇帝也为吃饭发愁。唐末，朱温挟唐昭宗徙都洛阳，长安居民按籍迁居，长安(今西安)成了永远的废都。

此外，地理上的尊卑秩序使居于僻壤的百姓所受到的心理压迫，会使农民对城市、小城镇居民对大中城市产生既向往又仇恨的情感，这也正是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军大规模损毁都市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大都市不是他们可以分享的文明成果，而是压迫他们心灵的物质实体!

现今的科学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当年长安城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今天或许可以解决。但王朝地理思想带给都城的灾难性的后果(主
要表现在人口的激剧增加和对资源的掠夺式利用)却是我们应当警惕和深刻反思的，玉泉山泉水的枯竭正是北京不堪重负的征兆，况且还有难于解决的新问题出现。因此，我们在都城建设中，要特别考虑其地理基础的承载力，依据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愿望研究确定其合理的容量，运用政策、规划等手段调控其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首都被迫迁出北京或许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痴人说梦。

2000年3月6日草于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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