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俄乌之战将威权打回原形,全球民主转型或会重启

提要:俄乌之战诚然可以多角度解读,但无论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认其为两种体制的大对决,即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导致威权统治者自我膨胀,过度放大民主的问题,过高估计自己,以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初衷本来是要羞辱和击败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动民主迭代的反向推手。

风水轮流转,一度转到威权这一边

民主是脆弱的,但又极坚韧。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禀性同时集于民主一身,构成民主的内在矛盾。这注定了对于民主的盲目乐观和对于民主的轻狂倨傲都是没有理由的。

低估民主的脆弱,对民主盲目乐观,往往见于民主信念尚处青春期的一些人身上。他们的幼稚和狂热,注定了他们很难经得起复杂命运的考验,很容易从遍地干柴的虚假希望,一步跨到彻底幻灭、对民主彻底丧失信心的虚假绝望。过去十多年中,这种从虚假希望一步跨到虚假绝望的幼稚之徒,多如过江之鲫。但他们往往身处边缘,话语权远远不够,很难影响主流社会,其进退实际上无关大局,没有多少谈论的价值。

其民主认知对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威权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看到了民主的脆弱,看到了民主的老化和退化,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最大限度挫败民主和壮大威权。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威权崛起一度此起彼伏。甚至一些民主国家如公认的民主大国印度,都开始某种威权化。而且威权统治者彼此惺惺相惜,开始结成威权神圣同盟。

早已经破产的全能政治的神话,就这样有所复兴。过去认为全能政治不可能破解的难题,现在据说因为大数据1984,因为似乎无限的财政收入,都可以迎刃而解。统制经济、统制政治、统制思想、统制文化……总之人间上帝开创万物,普天之下莫非我土,这全能政治的通天塔,也就没有建不成的理由。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尤其苏东之变时,威权统治者该是何等的心虚气短。没想到真的仅仅三十年过去,风水轮流转,似乎又转到威权这一边。威权统治者因而更自信,坚信命运的天平在朝自己倾斜,坚信自己属于天命所归。

就有了东升西降之说,有了时与势在我一边的新论,一时语惊全球。而这绝非仅仅个人心声,实际上属于威权神圣同盟的共识。全球性回潮的威权与似乎越来越过气的民主的竞争,就这样全面展开。威权神圣同盟众志成城,志在必得。普京为什么不满足于仅仅抢占克里米亚和乌东,而敢于发动对于乌克兰全境的侵略战争,这种面对民主的轻狂倨傲,这种舍我其谁的强烈自信,无疑是其重要的心理支撑。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俄乌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普京仍然打错了算盘。乌克兰之役成为普京个人政治生命中的滑铁卢,普京及普京主义、普京模式不仅在俄国破产,而且全球性威权回潮随之衰退,这一切不难预见,不会有任何悬念。

两大致命短板令民主深陷泥沼

但无论结局如何,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普京等威权统治者对民主的短板的洞察,并没有大错。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是彰明较著的事实。

民主政体必须内嵌强大的自我防卫机制,必须长牙齿,否则不可能持久。但民主最大的短板恰恰在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古老的格言,同样适用于民主。一如南宋之溺于歌舞升平,民主国家也差点死于安乐。七十年承平尤其冷战的胜利让他们忘乎所以,让他们丧失警惕,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常态,民主国家不再有实质性的外部威胁。本应内嵌的自我防卫机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这首先表现于国防上。很多欧洲国家几乎不设防,几乎没有真正的军备,以致于北约几乎散架。其次表现于政治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未曾波及本土的美国,其内政却在和平年代屡遭外力操纵,包括大选在内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遭到外力公然破坏,几乎动摇国本。至于言论和思想学术领域,民主国家之不设防尤为惊人,以致威权国家代理人往往长驱直入,通过赎买和其他手段大规模渗透。总之,不长牙齿的民主给了威权统治者绝好的机会,使之可以反过来和平演变民主国家,利用民主挫败民主、利用自由压制自由,从而在民主与专制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民主国家的另一个短板,是过于迷信市场和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所谓绩效合法性是威权国家的命脉所在,而所谓绩效,主要就来源于市场和经济发展。因此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可以有共识,有合作。民主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在经济技术上帮助威权国家,以之安抚、软化乃至驯服威权统治者。他们太天真,太低估威权统治者的贪婪与狡狯——威权统治者实际是熊与鱼掌都要,经济发展和扩张势力范围一样都不能少。而且比较而言,前者仅具工具意义,后者才是目的。但凡经济发展有所成就,其扩张野心必同步膨胀,经济发展就会武器化,服务于其扩张野心。所以,与民主国家的初衷相反,经济技术上的全面合作非但不能置换和平,反而容易导致威权统治者对势力范围的更大追逐,导致对世界和平的更大挑战。

民主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短板。但即便在其他方面不犯错误,仅仅自我防卫缺位及与威权国家经济合作这两点,已足够致命:这一方面是自废武功,一方面是养痈遗患。如此双管齐下,命运的天平不能不朝着有利威权国家的方向悄然逆转,而令民主深陷泥沼。何以会有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和民主衰退,或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释。

普京的四大失策或四大严重低估

但是,这样的民主之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民主就曾遭遇全球性危机,而且可能更严峻——相比今天,那时的民主国家可能更脆弱,民主的敌人则可能更彪悍。但是又如何?民主并没有倒下,反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今天的民主之困,部分基于体制,可称制度之困。部分基于人性,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体制之困可以通过体制的迭代逐步解决;人性之困,则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民主之困某种程度上具有永恒性,总是周期性发作。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后,今天人类再度陷入民主之困,应该就是人性之困的周期律在起作用。

这种周期性的民主之困能否应对?我们知道专制走不出周期律,那么民主能否走出自己的周期律?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重大分别。还是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为例,那时靠什么打破周期律?靠的是危机倒逼——法西斯阵营的凯歌行进,把民主国家逼到墙角。在此之前,民主国家把该犯不该犯的错误,几乎统统犯了不止一遍,比如自废武功,比如苟且绥靖,比如勾心斗角等等。实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实在退无可退,别无选择,民主国家才不得不愤然雄起。但是,纵然之前怎样窝囊,怎样不争气,一旦雄起,自我防卫机制一旦激活,民主的活力就会井喷般爆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至彻底击败法西斯。

这就意味着,基于周期性的民主之困,民主需要天敌,需要外部强刺激,需要重大危机的倒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也不会例外。所幸,今天的民主之困,不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得那么远,代价也就不致那么惨烈。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新沙皇普京的鲁莽,感谢其弯道超车,提前引爆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阵营相比,今天的威权神圣同盟不仅综合实力太逊,战前准备也谈不上周详。命运的天平虽曾对威权神圣同盟有所倾斜,但还远远没有到发生根本变化的那一刻。也就是说,新沙皇把大对决至少提前了半拍。

这致命的愚蠢,出乎世界上几乎所有战略分析师的意料之外。正因为如此,新沙皇普京的智力问题,成了今天国际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的评论,标题就把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决策称作“智力上的灾难”。这种对于威权神圣同盟不可挽回的智力灾难,对于民主国家则是福音。最大福音是,一如当年法西斯阵营的猖狂进攻激活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机制,今天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也被普京提前激活,以致欧洲几乎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可以断言,不长牙齿的民主一去不复返。对此后果缺乏起码的想象,严重低估民主国家危机应对的决断和意志力,是新沙皇的第一个失策。

新沙皇普京的第二个失策或者说第二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正义的力量。林肯说过:“让我们相信,正义会带来力量”。但深信丛林哲学的普京不吃这一套,他只相信拳头,只相信弱肉强食。他怎么都想不到乌克兰人民会那样顽强抵抗,想不到国际援助会那样汹涌澎湃,而这些无疑主要基于正义。对正义、良知和勇气的低估,让普京吃尽苦头。如果说第一个失策属于智力层面,第二个失策则属于价值观层面。可见陈腐的价值观不仅反人类,而且对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也具有强大的后座力——但凡在价值观上逆潮流而动,都不会没有代价。

新沙皇普京的第三个失策或者说第三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了民主国家团结的力量。他只看到承平时期民主国家如何勾心斗角,万想不到危机倒逼之下,民主国家竟能一夜之间捐弃前嫌,空前抱团。这种空前抱团使民主国家蔚为主流,展现出惊人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最大限度孤立了普京,令其彻底沦为国际贱民。

新沙皇普京的最后一个失策或者说最后一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的智慧。懂王性格是大独裁者的标配,注定其唯我独尊,自大自恋,闭目塞听,导致体制性弱智。居然入侵乌克兰,提前与民主国家大对决,就是体制性弱智的经典案例。与之相反,民主国家天然具有开放性、分布式、多中心等优势,易于激荡和凝聚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的智慧,导向最优化决策。这一点鲜明体现于今天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战争,即普京个人对整个乌克兰乃至整个国际主流社会的战争。以整个生态对垒一个垂垂老矣、体制性弱智的独夫,这种智力上的代差,可能比军事上的代差更可怕。仅此一端,即已注定新沙皇普京的末日。今天问题已经不在于普京的统治是否终结,问题仅仅在于多大代价、怎样的方式、什么时间终结。

俄乌之战成民主与威权竞争的拐点

俄乌之战诚然可以多角度解读,但无论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认其为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导致威权统治者自我膨胀,过度放大民主的问题,过高估计自己,以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初衷本来是要羞辱和击败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动民主迭代的反向推手。主要三种推动:其一是彻底激活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机制,民主开始告别天真,重新武装起来。其二是促进民主国家大团结,去年美国举办世界民主峰会,旨在组建世界民主联盟,苦于没有抓手。俄乌战争刚好提供了抓手,世界民主联盟从此做实。其三是世界民主联盟做实的同时,威权神圣同盟开始崩解,尤其俄罗斯后院的哈萨克斯坦一马当先,不失时机地启动蒋经国式的民主改革,以此为契机,世界范围的民主转型可能重上正轨。最后两点实际奠定了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战后国际政治之激荡、国际秩序之鼎革已呼之欲出。

受益于种种反向推动,俄乌之战成为历史的拐点,尤其是民主与威权长程竞争的拐点,已不难断言。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大概率告一段落。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这个古老的问题,至此也有了一份初步的答卷。民主诚然很多缺点,很多问题,但民主再多缺点和问题,都不能自动证明专制的优势。如前所述,民主的开放性、分布式、多中心等特点,注定了民主在智力上没有天花板,可以生生不息,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民主可以凭借整个生态的智慧,不断迭代,民主的缺点或问题,都可以通过迭代来逐步解决。专制相反,其体制优势再多,都不能抵消其体制性弱智这一致命制约—— 一个人的智力就是整个国家的天花板,绝对不可逾越。无论这个人原本怎样英明神武,专断和封闭都会注定其无知的不归路,注定其对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理解力,没有自我进化的可能,最终沦为史前怪兽,不适合现代文明的整个生态。这智力上的天花板太低,跟民主国家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

民主跟专制的另一个鲜明对比,是危机应对的高下。专制外强中干,坚硬其表而脆弱其里——看起来强大无比,铁桶般的政治社会控制似乎牢不可破。实际上总是生于承平,而死于忧患,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次对外战争失败,或一次经济危机,或一次接班人斗争,都可能导致总崩溃。甚至如前苏联,无任何征兆就一夜暴毙。民主不然,往往脆弱其表而韧性其里。民主的脆弱如前所述,往往表现为自废武功、养痈遗患等种种安乐病,而有民主的全球性衰退。但民主的衰退是有底线的。一旦上升到了总危机的程度,一旦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民主一定会触底反弹,其自我防卫机制会彻底激活,整个生态的活力会彻底激活,民主不仅不会死于忧患,反而会绝地重生,其坚韧世所罕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亦然。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一旦随着俄乌战争的终结而终结,世界范围民主转型的桅杆,必将从地平线上重新升起,而今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得见它的桅尖了。

所有这些风云变幻,于今天的国人是难得的一课。问题在于,我们能从这一课学到什么?学到多少?对百年大变局的认知,对时与势的认知,总之对世界潮流的认知,能否有所刷新从而更接近真相?事关国运,每个真正的爱国者都不会稍有轻忽,都不能不深长思之。

——2022年3月29日写于广州。原载笑蜀文集

丁学良: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最为重要的一篇讲话

转自学习理论 2023-02-10 20:00 发表于陕西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

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文章来源:全文由作者授权共识网发布。原载《南方周末》2014年8月14日,戴志勇整理。

作者简介:丁学良,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兼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学术主导、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同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著名的“8·18”讲话。

在《人民日报》写阐释文章意味着什么?

《邓文选》刚出来时,没有第一卷之说,因为并不清楚未来还会有多卷。当时,中央书记处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习仲勋。上面要把邓选中的几个主题,选几个方向和可能的理论突破点,布置专人阐释。我记得当时拟定了13个主题。前几个主题很容易找人,比如农村改革主题找的是副总理万里,写承包制的来龙去脉,等等。

有两个主题找人很难,一是军队改革。有的人思想开明,但资历不够老,那时部队里很讲论资排辈,别人一问就是长征时你在哪?另外,找的人也不能极端,部队要讲团结,几方面都能接受为好。最后是李德生写军队改革的文章,他参加过长征,资历不算最老,但毛当年对他印象很好。中共开九大前,安徽的剧烈武斗被止住了,靠得是李德生主持的军管。有人向毛汇报了李德生如何发挥老红军的传统,亲自打了绑腿爬梯子进入武斗据点,说服造反的两大派听毛主席的话,停火、缴枪、大团结。毛表扬李,说你是个政治将军,懂政治。李德生早年又是刘邓大军的部下(是第17旅旅长),所以李是两边都认可的。

邓“8·18讲话”是13个主题中最敏感的一个。找了几位理论界重量级的名人,都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但很难写。因为当时有些人不同意这么提,放了狠话,说“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党”,说“谁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劳动改造”,等等。这些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知道内幕,就不愿意出头了。

何匡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他也参与组稿。最后,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找人来写。于光远就说,反封建主义是个新话题,能否破个例,找个年轻人?于是,我被推荐为执笔人。把我叫去说这个事,是在于光远的副手苏绍智家里,邻居是汪道涵。在苏的大客厅里有两部电话,于光远、李慎之、何匡、王若水,几个理论界老前辈一个个跟我在电话里讲怎么写才合适,怎么把好尺度,既能发表出来,又要有新意,为推进政治改革讲清道理。他们教我千万要拿捏好分寸,但没跟我讲写这篇文章后面的那些内幕风险,我后来才知道详情的。我马上写成了《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头条。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邓“8·18讲话”的大背景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8月18日到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解决的是思想问题,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五中全会,在领导体制上做了重要调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难做,但几项改革做成了。

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书记处,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胡耀邦配备了一批强有力的人,习仲勋任常务书记。当时,有些政治局成员是“文革”期间上来的,是“文革”政策的既得利益者,重大的改革开放政策很难通过他们的手。邓小平是个大政治家,通过设立书记处,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主要举措。书记处其实是历史上曾有的机构,毛泽东曾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不执行他路线的政治局成员,那是1950年代,他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当副帅。当时造成了一个特殊局面,周恩来在政治局排名第三,邓小平排名第七,但毛泽东指示书记处管全面工作,周还要向邓汇报工作。

五中全会上,陈永贵不做副总理,华国锋不做总理,赵紫阳当总理,副手万里。党务胡习,政务赵万,这个班子是改革开放初期最理想的搭配,等于把“文革”后期党和国家领导班子换了。这个事情太重大,要跟全党有所解释。这是“8·18讲话”的大背景之一。邓讲话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发66号文件把邓小平的讲话修改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但这时邓的讲话还不是正式文件,要求党政军在一定层次上组织讨论,提出修改和建议,在10月15日前上报中央,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和建议,把邓的讲话作为依据,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条例来落实领导体制的改革。

邓“8·18讲话”的现实针对性

事后来看,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为什么到1976年为止,中国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系列错误,“文革”等等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林彪出事后,王若水向周恩来建言,说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极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恼火,认为这实际上是批到他立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于是毛创造了一个新词:形左而实右。这句话到了1976-1978年还在沿用,说四人帮是极右。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两个推动,一个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报,反思沉重的历史教训,一个是李维汉。李跟邓小平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要对毛的一些话重新估价。毛说1949年后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中国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怎么复辟?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后来邓小平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

邓讲话的草稿是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写的,他后来访问哈佛大学时回忆,邓小平没大改草稿,这是他一生能为中国改革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我一直认为,邓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深刻、高瞻远瞩的总结,跟他本人和李维汉他们在20世纪早期去西方留学有关。在他们的经验里,把“四人帮”、“文革”等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左”,或者全部算在资本主义头上,不成道理,说服不了人。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待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这些现象,不能说西方没有,但在他们留学的西方,这些现象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厚重的中国,这些现象极其普遍。

所以,这一代曾在西方留学的共产党人,在反省和总结1977年以前中国的严重问题时,究竟把板子打在哪个身上,他们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专制主义身上。有的人很不高兴,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反我们”,是他们的心病。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俄国等其它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

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三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对这一点异常清醒。

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产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些大老虎家族,一人得道众亲友都能搞大公司,又当官又发财,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有这么严重吗?更不要用说用黑社会的手段压制公民的合理权利,“打死人没啥,有我爸!”等等。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

相关参考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炎黄春秋》2003年03期
李维汉小传:统一战线最重要的革命元老,文革后深刻反思的老干部万象历史2019-08-12 14:17

散木:1980年李维汉与邓小平谈话: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任仲夷:中共十五大报告突出批判封建主义2022年2月月14日

韩纯德口述:华北党的封建性-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陶世龙:中国的“封建”在哪里?

需要警惕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杜光: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必须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