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舆论周刊》第一卷第十三号，1937

一 苏联这个国度，对于大多数人，始终是一本重封密钤的禁书。十月革命后初期，不仅敌视它的人，即是革命领导者们，也不信苏维政权，若无西欧先进国家爆发同样的革命来响应，在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俄国会能长久维持。五年计划开始，使许多人对于这独特的社会体制，经长期封锁、战争、和饥馑之后，反能于世界经济衰落中，呈向上繁荣之象，起探索的兴味与钦慕的热忱。几乎每一国家，都有激进的智识分子为“苏联之友社”底组织，其中往往包涵时望的名流学者，如法国底罗曼罗兰，季德（Andre Gide）郎学藩(Langevain，郎之万)等，都是文学和科学界底重镇，与鲍尔希维克主义，从无任何渊源，而二三年来，皆变作反法西斯的战士，歌颂苏联建设成功的舌人；同时国联底加入，法苏协定之成立，西乱不干涉委员会工作之参加，使向来离群索居的国家，也在传统的外交阵营中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脚色。但一般视听，都以为它国基巩固的时候，反而发生震骇一时的大狱，在国际间以思想对立之激化而到处笼罩着阴霾窒息的空气如今日，使我们对于以特殊意识形态为号召的苏维埃政权；一旦从内在露出这样的裂痕，有探本溯源的必要。 苏联内部的党争，可以说贯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底历史，1929年托落茨基之被放逐到土耳其，为其最富悲剧意味的表现。此次八将领之被枪决，不惟牵连广，被捕者多系军政要人，而杜哈切夫期基元帅，为苏联国防事实上的首脑多年，一旦突然便是“敌国间谍”，尤其令人注目。他在1918年内战中，克期攻下了沁比尔斯克（Simbirsk），为新集屡败的红军转向胜利的机枢所在。在1920年红军进攻华沙的时候，他又曾为前敌总司令。直到他被枪决以前，他任苏联总参谋长兼军事人民副委员长。法苏捷苏协定以后，杜氏到法国和捷克视察两国底军备，奠定了各该国在将来事变中协作的基础和方针，他底军事教养和战略天才与夫对代兵器精深的知识，为一般选进国家底军事人物所惊诧。论者谓他对空中降落战术之发明与西方防务之组织，这种辉煌的事功，使他成为目前军事人民委员长佛伦慈(Frunze)死后苏联第一颗明耀的将星。在他底过去，是所谓“无产阶级的军事原理”底倡导者，以这样的人，会甘心作敌国底间谍，出卖本国的土地，而且在这国土经他自己若干年汗马功劳保全而臻于稳固之后，这是略有常识的外国人如我们所很难理解的事了。 二 托落茨基放逐以后，苏联底党争，形式上有几点具体的转变。 第一，党内一切决议和政策，都毫无异议地通过执行，没有一个公开的反对者。从前鲍尔希维克党在每次重要的事件之决定，几乎全有派别的争执。如不列斯托条约之签定，彼得堡之防守，华沙之进攻，都有过激烈的论辩，有时列宁还处在少数的地位；自从右派反对派被打击以后，苏联无论任何重要的路线，都是全体一致通过。 第二，从前的党争，只有意见的分歧，而无组织之固定；所以多半总只是对事而非对人。即或对“犯错误”的领袖们有所惩罚，也不过更换他们底职守，并不伤害他们底自由和生命。现在则自去年季维诺夫一狱而后，杀戒一开，愈演愈烈。此次八将领之被枪决，审判既极秘密，执行复极迅速，连死者底尸身也无处去找。 第三，从前党争中失败者底罪名，是“机会主义”，“对党底路线不了解”，“不了解辩证法”等……，而现在则无例外的，不管“犯者”过去的历史主张何等不同，而所犯的罪，却同样是“勾结敌国，分裂国土，意图谋杀…”等滔天恶眚。 这种演变，恐怕不只牵涉个人生命底安危，而且真会关于国本了。 残暴与卑怯，是一种精神状态底两面。上升的和自信稳固的势力，总是比较宽容；而武力和压迫底滥用，总是衰颓末世的特征。所以汉高在取得天下之时，世人公认其豁达大度；而拿破仑在从莫斯科还军的路上，便不得不杀降卒。就个人的度量而言，亦复如此。人称周瑜雅量高致，而何以对诸葛亮那样褊急？一个人在他自觉有决定的优越时，容易表现种种美德，若感觉竞争的对方高出于已，便往往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从这一观点而论，苏联近年不管如何侈言经济建设之进步，而这样杀机四伏的现象，终不能不说是退化的过程。列宁在时的同伴，过去于红色国家之诞生，曾效重要劳绩的人，到现在已不存一人。通斯基（Tomsky，托姆斯基）在苏联第十七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上会说：“我们这样认错还不能满足，难道定要逼我们到大戈壁去吃蝗虫才得了事吗？”离这话不过七年，通斯基在狱中不待判决，便自杀了。威逼自己认错，恐怕是斯达林特别的办法。人们公开既没有机会宣泄意见的机会，便只有转到秘密的行动，这使统治者自身愈感到不安，便只有施行更残忍更高压的手段，这只有引起更广泛更澈骨的仇恨，而累积到爆发更盲目更大规模的屠杀。对于苏联底将来和因内政而引起外交上可能的变化，我们不愿在这里论列：我们只愿指出列宁在遗嘱上曾说斯达林粗暴而不忠实，会滥用党付与他的权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目前苏联所走的渐就没落的过程，他似乎早也感到了。

三 但是苏联这种可悲的现象，不能徒诿罪于个人。历史上的浮沉背反律，往往使天真热忱的信徒，受到残忍的欺骗。我们看法国大革命，罗伯斯比（Robespierre）底独裁，断头机底恐怖，用来维持革命政权，不但失势的贵族遭杀，便是丹东等辈，也在昔日同志底手里丧命，结果来了暑月Thermidor底反动。大概一种革命开始，领导的人们多半出于主义底狂信和固执，同时发挥了极度的道德的力量。牺牲的精神，廉洁的操守，坚勒的战斗……，及至革命完成以后，最勇敢最好的份子，往往大半已死亡于极艰苦的斗争过程，剩下的多少平庸而自私的徒众。而且以武力贯澈一种主张的结果，必然使自己的主张礓化而徒然成为空洞的公式。要维持僵硬的形式，而又不能不屈伏生活底现实，这必然会窒塞创造力之发展，走向粗暴而不忠实的路上去。 斯达林说：“革命的马克斯主义加上美国的实用主义，便是现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在这场合将它质实地翻译出来，便是无用的教条加上褊狭与无知。所以近年苏联底文学哲学和艺术底成就，事实上等于一张白纸，而一个部门的“理论”，今天才是最正确最革命的，明天就变成“机械的”或“有唯心论的倾向”了。这种时时迫害和“清算”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没有一个人敢独创地作一点事。于是名噪一时的伐尔加(Varga)，会在1930年旅居柏林，第三国际要叫他作一个关于法西斯时期经济报告和分析时，说“材料有了，结论拿来。”而季德苏联之游回来后，也惋悼在这崭新的国度中许多人类精神宝藏之沦亡了。 中国没有宗教，因此中国没有对异教徒迫害的传统，也没有以某种信仰鼓动群众夺取政权的党争。因此中国没有以暴力灌注思想的蠢事，中国统治者即使不得已要刈除他底敌人，总也非常嘉谅他底志节，没有发明像苏联硬逼“同志认错”那样强使人变作卑怯无耻的人的办法。中国现在的政府，对张学良底“兵谏”和沈钧儒等底救亡，也只责其“破坏军纪”“危害民国”，并不说他们勾结日本，要出卖割让中国底土地或企图谋杀党国要人，这与苏联底党狱比较，觉得中国这个民族虽经如许长的极度灾难和内争，仍未失去这种固有的美德。笔者不是要对苏联的党狱，作是非曲直的评价，而是希望中国不要随便摭拾西洋近来的病态，来骄矜和叱责自己的落伍，要保持这种博大宽容大国民的美德，更要以创造的精神来发扬这种美德。

作者简介 杨一之（1912-1989），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和黑格尔《逻辑学》中文版的译者，并有《康德黑格尔哲学讲稿》、《理性的追求》等著作出版。杨一之于192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修业。次年5月，在巴黎参加法共中国语言组。1931年10月转往德国留学，同时转入德共中国语言组。1936年3月杨一之及其同学一起被希特勒纳粹集团逮捕，经中国留学生抗议和大使馆营救获释归国，历任多所大学教职。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