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个人主义观念源流

平民个人的崛起是现代社会中最本质的特点

　　爱默生这样评论自己：“我在所有的演讲中，不过教了一种学说，那就是个人的无限性。”[1]平民个人的崛起无疑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最本质的特点，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文明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自由企业，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莫不以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作为它们存在的理由。爱默生不喜欢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数的中国人像个不可区分的整体，唯唯诺诺地听命于一个皇帝。爱默生觉得自己如此珍视的个人价值、个人权利等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本不存在，个性和个人主义惊人地欠缺。

中国人在理解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时确实有明显的困难。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随便哪个无名之辈的自作主张意味着对现状的颠覆，必然被指责为不守本分，狂妄，甚至大逆不道。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人把个人主义基本上等同于“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并且不屑再理会这一概念。这种误解延续了来，慢慢就成了先入之见，从而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个人主义是直到近代才从西方文化中演进出来的一种现代观念，而“自我中心”或“自私自利”则从人类可记忆的时代起就存在了。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

个人主义在美国获得积极意义 杰斐逊杰克逊托克维尔论“正确理解的自利”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个人主义

　当托克维尔18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他那次典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时，个人主义对他来说还是个新概念，是他那代人刚发明的。他写道：“个人主义是个新奇的词汇，它表达了一种新奇的观念。我们的父辈只知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虽然托克维尔很难赞成个人主义，他起码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私自利是“一种强烈而夸张的自爱，它使一个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之上。”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成熟而镇静的感情。”[2]自从托克维尔作此观察，一个半世纪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价值原则。

　　作为一种理论，个人主义无可争辨地是和“社会平等”的概念同时产生的，是平民从贵族那里极不容易争取来的胜利，爱默生指出，“我们时代的另一特征就是承认个人的新的重要性……人与人要像主权国家之间那样相待。”[3]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的个人经历了一个逐级的解放过程，先是从神的权威下解 放，再从人的权威下解放。换句话说，人本主义是第一阶段。紧 接着就是个人主义的第二阶段。最终，个人的神圣性终于成为 习俗和法律，现代民主说到底就是个人权利的法律化。

　　西方个人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希腊城邦政治， 贸易经济等文化和机构。罗素认为个人主义源于犬儒学派和斯 多葛派。希腊被罗马征服后，希腊人被迫退出公共生活，进入个 人生活的小天地。他们研究在一个异己的社会中“独善其身”的 可能性。后来，斯多葛派发展了他们的哲学，并创立了自然权 利，自然法和自然平等的学说。伊壁鸠鲁派也可能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他们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旨在把人从命运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
个人主义的直接来源当然还是近代的两个先行官：文艺复 兴和宗教改革。人权向神权的挑战是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焦 点，是再次确认普鲁泰哥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原则。 文艺复兴的人是一个从黑暗时代强加于他的一切镣铐下刚获解 放的全面发展的人，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就是这样诞生的。雅各· 伯克哈特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抓住了这本质变化，他在《中世纪》一书中写道：

　　人只意识到自己是种族，人民，党派，家庭或公司中的 一员只是属于某个一般的分类。这一遮蔽首先是在意 大利去除的；在那里，开始将国家和世上万物视为客观来对 待和考虑。与此同时，主观的方面以相应的力度来突出自 己。人成为一个精神上的个人，并且自己就这样认为。[4]

　　文艺复兴使社会世俗化了，教会的警察作用随之下降，普通人才 有可能突出自己的个性。这一解脱引起了人类能量的突然释 放。不消说，在激发人性中的积极面时也必然触发其反面。恶 棍与英雄同来，都显示出非凡的力量。

　　宗教改革对个人主义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肯定了个人的 良心和判断。它为个人从罗马教会下解放出来奠定了神学和组、织上的基础，为确认个人进一步扫清了道路，这也足以解释为什 么爱默生对马丁·路德怀有如此敬意。

　　在西方，宗教在个人主义的形成上起了重要作用。上帝创 造了人，并赋予每个人灵魂，这给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作为个 人的基本权利。而且，由于承认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社会等 级完全不同的人至少享有一时的平等，他们寻求着同样的灵魂 得救，期待着同样的最后审判。上帝对人不论其财产门第，一视 同仁。个人拯救的教义给了基督徒一种关于个人的特殊意识， 虽然基督耶酥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了罪，拯救仍然是以个人 为单位进行的。天主教徒为了帮助自己通过工作来得救，必须 依赖教会作为他和上帝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马丁·路德的 革命一举冲破了这“一对拯救的垄断，当他以良心为理由，拒绝按 议会要求收回自己的信仰时，他实际上是把他个人的判断置于 罗马教会的判断之上。教会的绝对正确被否定了，路德决定听 从自己内心的光明而不是整个宗教机构这是个人对现存秩 序的一次大无畏的反叛，个人良心和个人判断的权利就这样开 始了，拯救成了个人的追求，犹如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描绘 的。新教徒根据直接阅读《圣经》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不需要神 父，直接向上帝祈祷，一切都在他和上帝之间直接进行，宗教本 身终于开始转化为一种私人的信仰，而非组织和形式。

　　马丁·路德藐视罗马教会的革命含义远远超出了他本人的想象，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再也关不上了。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先是导致了持续频繁的宗教战争，最后终于迎来了和解和容忍。‘‘分裂”走完其自然的过程直到最后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个人。当这一连锁反应终结时，教会被带到每个信徒的心里，组织化的宗教被个人化了。随着教会的权力衰退，对个人起作用的外部权威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将上帝的力量置于个人心中，作为他内在的权威他对上帝的信仰和理解。然而，这一内在化的上帝权威不过是伪装了的个人权威。借助这位个人化了的上帝，个人已经武装好准备对付外在世界。个人凭着天赋人权获得了自身的重要性。个人和上帝通过《圣经》建立的直接联系给予个人关于自己权利和责任的强烈意识，由此演变为灵魂的自决权和个人的神圣性。

　　在这一神圣性的支持下，个人在此后系列的革命中开始向世俗的权威挑战，其中最凛然不可侵犯的便是君权神授。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对绝对君主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它成功地以 一部宪法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美国革命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建 立了近代第一个共和国，以人民的名义代替了国王的名义。法 国革命则是旧世界中群众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一次狂暴的起 义，由于旧制度的腐败和凶顽地断绝一切和平过渡的正常途径， 这次起义聚集了非同寻常的复仇暴力。这几次革命的内在联系 充分地表现在托马斯·潘恩这个人身L，在为美国革命写了《常 识》和《危机》这两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后，这个英国出生的世界 公民又去法国写了《人权宣言》，他从人权入手，绝对是击中了问 题的要害，因为在这些事件的本质中都贯穿着普通个人对自己 权利的要求。

　　西方的这几次划时代的革命和其他许多较小的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前现代社会的根基，它们削弱了少数人的特权，在某些地方甚至根除了这些特权。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一直是少数统治着大多数，个别统治者掌握着绝大多数民众的命运治理他们，剥削他们，愚弄他们，直至自己因此而腐败。孔子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上层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所见到的一切苦难都是由于统治者的贪婪，野心和腐败引起的。人民只是任人摆布的受害者。他们确实也会逼上梁山，但是除非出现崭新的政治思想能够改变他们对政府的整体概念，否则农民起义就永远不可能触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产生的对抗本质。造反的人推翻了一小撮统治者，不过是使自己坐上统治者的交椅，打倒皇帝做皇帝只是历史的重复而已。一直到西方爆发了这几次现代革命，情形才完全改观了。实际上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西方开始鄙视中国了。在18世纪，中国的文明专制在政治上不仅可以接受，甚至被视为典范。然后突然间，当世界进入19世纪，中国在西方眼里变得可鄙了。对个人的概念发生变化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差不多是在同时发生，这也许不是巧合。在西方，自从文艺复兴后，个人逐步从外在束缚中得到了解放：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到19世纪这一过程基本完成。而中国却始终没有尝到这些禁果的滋味。
欧洲思想史从此目睹了一系列抬高个人的学说，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成了像洛克、卢梭、穆勒和康德这样各不相俘的哲学家的共同关注。马克思也不例外，虽然他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去建立共产主义，但他不仅把个人的存在看作任何人类历史的先决条件，也视之为最终目的。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个人主义”这个词终于在19世纪20年代产生时，它却首先是贬义的。

　　“个人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革命中，据说，它是由圣西 门派发明出来“表达19世纪社会中人的处境特点他们的失 落无根，他们的缺乏理想和共同信仰，他们的社会断裂，以及他 们无情的竞争和剥削态度，这种态度源于合法的无政府状 态。”[5]尊重传统社区生活的保守分子也把个人主义视为“现代 的基本罪恶。”[6]托克维尔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个人主 义是将个人从家庭和社会分开的一种力量，使一个人形成“他自 己的小圈子”。在他看来，个人主义，先将消耗掉“公共生活的美 德”，接着将“攻击和毁灭其他所有人”，直至“被完完全全的自私 所吞没”。[7]

　　个人主义主要是在美国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积极含义的。早 期移民把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欧洲新思想带到了美洲，在新大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中，这些意识形态的基因很快地朝着个人 主义和民主的方向发展。在美国的广阔地域中，封建主义从未 扎过根，两种主要的个人主义传统新英格兰个人主义和边 疆个人主义一一汇合成股强大的潮流，成为一个鲜明的美国 特色和民族理想。

　　新英格兰个人主义的传统来自清教。清教徒们从新教运动 中继承了反权威的传统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断的自我审 察又加剧了这种意识。清教移民追随马丁·路德关于“教徒个人 的共同教会”的原则，组成了自愿的公理制礼拜会。当时他们上 面并没有更高的教会来干涉其自主权，这一方面给予他们更大 的生存灵活性，同时也掌握了更多的监督领导的权力。清教关 于人类堕落的信仰也肯定了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虽然这些个 人主义的特征还远远不是个人主义本身，虽然清教徒并非民主 派。他们的制度是政教合一的，但清教对权威的不信任和加尔文 派重视个人的观念却是个人主义产生的温床。由于他们尊重个 人良知，他们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争论，当时持异议者的主流正 是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

　　早期最有影响的两位持不同观点的异端分子便是安·哈钦 森(Anne Hutchinson，1591一1643)和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1603一1683)。哈钦森被指责为反律法主义派，也就 是唯信仰派，这一派的信徒宁肯相信自己内心的律法而不相信 外界的律法，实际上就是企图进一步把个人从教会那里解放出 来。哈钦森在马萨诸塞总代会对她的审讯中雄辩地维护自己个 人良心的权利。如果她不是公开宣称从上帝那儿直接得到启 示，她的辩词并不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宣称聆听上帝的直接 启示是致命的越轨，超过了清教的容忍范围。清教徒相信自从《圣经》写出以后，上帝直接的启示便停止了。爱默生在信仰个 人内在光明这点上和反律法主义派是一致的，他也宣称永恒的 启示，虽然他的启示不是指上帝本人，而是通过和超灵的合一。 相隔两个世纪，爱默生不再像哈钦森那样生活在改教合一的体 制中，他生活在一个共和国中，因而有更多的历史给予的机会去 把内在光明的理论发展到充分的地步。

　　罗杰·威廉斯的贡献更多表现在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方面， 虽然他关注的是宗教的纯洁，要把教会从政府那里解放出来。 1644年，威廉斯创立了罗得岛殖民地，规定良心自由是个人的 根本权利。虽然他和哈钦森都被逐出马萨诸塞清教移民地，他 们毕竟都发表了自己的论点，造成了影响。经过许多代人的努 力和受益于英国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宗教自由慢慢成为事实。但直到独立战争后，宗教自由才最后合法化。

　　美国革命的领袖们深受启蒙思想家，尤其是洛克的影响，他们对人的理性具有很深的信仰，因而他们所创建的共和国搔一个世俗的国家，其宪法禁止政府干预私人灵魂。杰斐逊把《弗吉尼亚宗教自由令》视为他一生写作中除《独立宣言》外最重要的一篇，其中信仰自由是这样受到保证的：

　　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 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 或者财产上受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他损害；任何人 都应该有自由去宣讲并进行辩论以辩护他在宗教问题上的 见解，而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削弱、扩大或影响其 公民权力。[8]

　　宗教自由即个人良心及思想的权利，只要政府能利用行政手段 来强制推行官方意识形态，任何公民自由都只能是空谈。

　　鉴于杰斐逊一生对宗教自由和民主政治的贡献，他可以被 视为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位杰出代表。杰斐逊式个人主义典型 地表达在他执笔的《独立宣言》里，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包括 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杰斐逊的政治思想主要 来源于这样几个基本理论：自然权论，社会契约论和英国式的代 表政府。通过宪法这一根本契约，公民个人将自己天赋人权的 一部分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对他所保留的其他权利的保护。 基于这一观念，杰斐逊深信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在批准宪 法的讨论中，许多人怀疑是否需要一个“权利法案”，因为宪法只 允许政府有数的权力，也就是有限的权力。凡没有明文规定为 政府的权力应视为政府所没有的权力。但杰斐逊深知权力自我 扩张的本性，坚持将“权利法案”作为宪法修正案正式列入。历史证明，这一法案在保障美国人民的个人，权利方面是相当关键的。杰斐逊对人民充分信任，他宣称只有从民自己，而不是少数领油，才能最好地保卫他们自身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和华盛顿意见相左：

　　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就他们能力所及享受更多的自 治。他和我观点唯一不同的是我对人t民的自然人格和判断 力有更多的信心，也更相信他们控制自己政府的安全性和 程度。[9]
杰斐逊甚至这样说：“我认为时不时来点小造反是件好事，它在政治生活中是必需的，犹如自然界中的风暴。”[10]

但是尽管美国革命领袖对人民自治的能力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们都坚信个人的权利。

　　边疆个人主义更像是美国的特产。当骄傲的自耕农在荒野里落户，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少跟政府打交谐。据说不管发生什么，他们的怨言是直接说给上帝听的。其实那里本来就谈不上有多少政府的存在。在边疆，文明人被置于半野蛮的境地。主要是与大自然和印第安人较量，而印第资人被他们眼里也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拓荒者远离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道德法规去适应那里的形态，经常自己成为执法人。这是一个从头开始的社会，人民还在练习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和平共处。他们的生活是相对孤立的，社会常常不是他们需要首先考虑的事情。有个拓疆者说过，当他能望见邻居的炊烟冉冉升起时，他便觉得这地方拥挤得令人不舒服了。

　　对拓疆者来说，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来牲活，这是最根本的自由和权利。他们要求政府干预降到最低程度。“自己生活也让人生活”是他们这种个人主义的座右铭。边疆个人主义“主要是自由土地和围绕个人的极大机会造成的结果。”[11]它的特点就是强烈的发展个人的愿望和对政治经济平等的民主要求。杰克逊是这种个人主义潮流在政治上的代表。杰斐逊虽然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人，但他相信德才兼备的天然贵族。他考虑到民主体制把治国的重负交给人民，国民素质就成为国家政治的先决条件，故而对普及教育投入大量精力，以便使人民在受教育后能更好地治理自己。杰克逊却不然，他相信人民已经足以自治了，他对“普通人的内在品质具有信心，相信他有权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相信他有能力参与政治。”[12]杰克逊式个人主义把大众意志和大众权力带进了美围政治，在19世纪早期给这个新兴国家注入了极大的活力。每个人似乎都相信，只要他自己努力，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人类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使美国社会逐步走向世俗化，平民化和物质化。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托克维尔访问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托克维尔来自一个等级森严的旧社会，因而对人人平等的社会现象尤为敏感。他对每个美国人都享受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自由感叹不已。他不能不对这一事实感到诧异：“美国人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达到了民主状态却不必忍受一次民主革命，他们是生来平等的而不是后来变成这样的。”[13]他发现在美国“自利’’这个词不是羞耻，恰恰相反，“正确理解的自利”的学说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且也许正是美国繁荣的秘诀。何为“正确理解的自利”?简单地说，就是美国人承认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合法性。但是自利应合乎法律，来得诚实，而且以不损害他人的自利为基础。同时，他们相信一个人在为他人服务时也是在为 自己服务，牺牲精神并非单方面的付出，所以美国人不喜欢侈谈献身精神。托克维尔接着评论道：“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并不见得很高尚，但它简单明了，它并不以伟大的事业为目标，但是能毫无困难地达到它所追求的那些目标。它也是各种能力的人所能把握的，所以每个人都不难学习和坚持它。”他继续预言道，如果这一原则通行于整个道德世界，“杰出的美德肯定将变得稀有，但我认为极度的堕落也不会常见了。”这一原则 也许妨碍某些人远远高于一般入水平，但另外一大批人，他们原本会远远低于一般人，也就被遏制住了。从个别人看， 他们被这个原则降低了，但从全人类看，则被升高了。[14]

　　总之，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适合一个民主制的大众社会，从长远看，也会有利于人类。
自由与平等似乎能起到相互平衡的作用。托克维尔认为，政治自由能最有效地弥补平等造成的缺陷。同时。平等又能抑制自由所释放出来的过于强大的个人。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最大忧虑在于它把个人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倾向。但他又注意到结社自由是对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平衡，普遍的自利原则使不同个人间的利益相互牵制。从最终的结果看，为善是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显然，个人主义、平等、民主都是整个机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每部分都在起作用时，整个机制才能有效地运作。托克维尔毫不怀疑，在全欧洲实行民主制只是个时间问题。

　　正当美国个人主义的胜利令托克维尔目眩之时。美国已经 出现了这一新思想最杰出的代表，那就是爱默生。当时，美国的 个人主义已经在二百年中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英国传统， 清教时期，殖民自治，革命政治，宪法程序l杰斐逊启蒙时期，杰 克逊大众实践等等，现在爱默生要把它提炼成一种民族的文化 精神。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在肯定个人自由和权利方面和他的前 辈是完全一致的，但它具有心智和超验的特点。它超出了政治、 社会和经济的范畴，进入道德、哲学和形而上的层次，或者说，它 是在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中，清教精神和世俗个 人主义的结合。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个入主义强调个人的主观精神，它将个 人从经验的层次上升到超验的层次。一个人衡量自己的尺度不 再是其他的个人，而是抽象的个人，这个大写的人潜在于他自身 之中。爱默生强调个人的四个方面：第一是个人的神圣性。作 为超灵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的神圣。每个人由于 分享着宇宙之灵而都是一个小宇宙。爱默生写道：“谁来为我界 定个人?我看着这独一无二的宇宙之灵有如此众多的表现，深 感惊畏和欢欣。我看到自己融于其中，正如植物生于大地，我在 神之中成长。我只是他的一种形式，他是我的灵魂。”[15]他相 信如果正确看待一个人，每个人都“包含着其他一切人的天 性。”[16]在一个人的内心，那“最深处的便是神圣的。”[17]神圣 的个人是不允许受到任何人的侵犯的，哪怕是他的家庭成员：“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自由和权力去维护他们的敏感。”爱默生鼓 励每一个个人“接受神明为你找到的位置”[18]。

　　第二是个人的特殊性即个性。爱默生把人的个性定为“现 代社会的特点”[19]。他坚持认为“人不是造得像盒子那样…… 千篇一律的，一样的向度，一样的能力；不是的，他们是经过令人 惊讶的九个月才来到世上，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性格和无限的可能性。”[20]个性便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无论何种情况，他都不应该牺牲自己的特性去迎合社会。“谁要做个人，必须做一个不迎合者。”[21]出于同样的理由，爱默生说：“每一个新思想，每一个人的新振奋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饭囊……一个人对世界比整个中国和日本王国加在一起还有用。”[22]

　　第三是个人的无限潜力。爱默生把个人视为社会和历史的中心，他说：“世界不算什么，人才是一切；你自身中有一切自然的法则……你该知道一切，你要敢于面对一切。”[23]爱默生的宇宙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人的可完善性上的，他号召人在各方面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尤其是智力的潜能：“把当代一切能力，过去的一切贡献，未来的一切希望，都吸收到蹈身中去。”[24]

　　第四是个人的自足和个人的自治权，爱默生的自足是对这两者的确认，并同时提供了如何实现自我和如何与外在世界相处的方法。他相信“如果一个人毫无畏惧地按自己本能生活并坚持下去，这庞大的世界将要围着他。”[25]然而他在得到尊重的同时也接受了压力，因为培养自己的能力成介人的责任和权利。随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她的有尊严有价值可完善的道德使者，他必须振作起来证明自己，必须对自己的状况负全部的责任，他的失败将使他作为个人感到羞愧。

　　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民主精神的缩影。他的个人指的是任何一个人，而不是旧世界中的个别“救世主”改雄，他们的伟大往往是在牺牲大众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爱默生痛恨个人崇拜，他说：

　　我相信人是被损害了，他损害了他自己……他们甘心 像苍蝇一样在一个大人物的道路上被扫到一边，好由他来 充分发展人的共性，所有人最热切的愿望便是看到达共性 被光大发扬，他们从被践踏的自身取下尊严，放到一个英雄的肩上，宁可死去以便献出一滴血好让那颗伟大的心脏跳 动，让那些强大的肌肉去战斗去征服。[26]

　　在爱默生看来，每个人都同样特殊，都有同样的潜力来实现自己 的价值。所以爱默生是不会使用尼采的“超人”这类词汇的，因为“超人”暗示了人的不平等。相反，他用“局部的人”来对照“整 体的人”或“普遍的人”。伟人是具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并非超 人，只是更充分地实现了他们人的潜能。爱默生解释道，拿破仑 的伟大是因为他代表了勤劳而有手艺的阶级，这是人民大众所 能认同的。拿破仑是“民主的化身”，“他所指挥的人民个个都是小拿破仑。”[27]在他们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进行的联合征服 中，“旧的枷锁下的封建法兰西被变成了一个年轻的俄亥俄或纽约。”[28]但拿破仑也同时有着他手下民众的毛病，爱默生得出 的教训是，“每一种试验，不论是大众的还是个人的，若有感官的 和自私的目的，就要失败。”[29]不过，拿破仑代表了一个阶段， 甚至一个时代，“我称拿破仑是现代社会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或 法官。”[30］

　　爱默生式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发展中具有承上 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大生产已经 开始在拉平和吞没个人，爱默生是在为个人进行呐喊。这种个人主义意在通过提高人的灵魂和精神来战胜物质主义和拜金主 义。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制中的多数专制对个人的压迫也日趋 明显，提倡个人主义旨在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就这样，个 人主义从作为被压迫民众的产物转化为对抗作为压迫者民众的 武器。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最好地代表了这一精神。梭罗把 自己的良心看作比法律更高的道德原则，发动了一场“个人革 命”来抗议多数人通过的不公正的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这 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传统和新英格兰清教传统在年轻的共和 国里一种出色的世俗化发展。

个人主义在从欧洲移植到美国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否定到 肯定，从消极到积极，从初始到成熟，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它 在美国的成功表明了个人主义的被接受是由一个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机会等诸方面状况所决定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欧 洲回荡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时，美国却在欢庆个人主义的 成功。当时美国北方正在大举改革之风，但是没有一种社团群 体的实验比个人主义更为持久。确实，如果个社会能允许个 人施展才能，愉快地实现他自己，那么他又何必要去冒险消失在 一个群体之中呢?

注释
” .
[l] Selections, P. 139. ‘
[2 ]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Knopf and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45, Book Two , P.104.
[3]”The American Scholar” , Selections, P. 79 .
[4] 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 1960, p. 121 .
[5 ] [ 6 ] Yehoshua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d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64, pp.211 ;221 .
[7] Democracy in America , p. 104. .
[ 8] Jefferson , His Political Writings . 译文引自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页28-29.
[9] [l0] Jefferson ‘ s Letters, pp.2BI :62.
[11 ] [ 12] Frederick Jackson Tum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67, Pp.274;302.
[13][14]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Two , Pp. 108; 131 .
[15] Selections, p. 62 .
[16] “The American Scholar”, Ibid. , p.76. . 1
[17] [18] “Self- Reliance”, Ibid. , pP. 160; 148.
[ 19] Journals, vol.10 , p.8.
[20][21] Selections, pp.95 ;149.
[22] Lectures, vol. 3, p.243.
[23][24] [25] [26] “The American Scholar”, Selections, pp.79; 79: 79: 75-76 .
[27][28 ] [29] [30] “Napoleon; or, the Man of the World”, Selected Writings, pp.501 ;511 ;520;516

中国传统中个人主义的缺失

中国强调上尊下卑的传统文化中不会产生个人主义 无“私”焉有“公” 东西方对人的生命的态度 制度与国民性个人主义在中国

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我们已经谈 到，个人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原 则，需要在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和体制机构中才能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 君主制和宗法制，都是从本质上和个人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从 文化上讲，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也极不发展。中国人不 重视个人的判断，更习惯于统一的群体的思想，总是把“别人怎 么说”看得比“自己怎么想”重要得多。中国政府历来统管思想， 中国文化中也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学说，没有民众参政 的传统，大部分入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所谓“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也只是到了需要百姓出力牺牲的时候才用得上。况 且，什么时候说过“匹夫有权”呢?没有权的人又谈得上什么责 任呢?在西方，个人的渺小是对上帝而言。在中国，个人的渺小 是对整个等级制而言。中国人习惯于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等级 化的人际关系，一个个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从小长大，中国人受 到的教育和训练总是听话、服从、迎合，说到底，忠孝所要求的就 是无条件地听话。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自由”是个陌生的概 念。因此，当托克维尔和爱默生开始在担心民主政治中日益强 大的多数人专制时，在中国，少数人专制仍然天经地义，人民也 极少有去怀疑这种制度的。

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但它们与现代个人 主义显然不能混为一谈。很难说这些个人主义的成分或色彩是 否会朝着个入主义的方向发展，但起码中国的文化背景没有允 许这一变迁的发生。中国悠久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不是个人 主义的合适土壤。这里，我们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几 种主要学说进行一次扫描，看看它们关于自我的概念和个人主 义有什么相关。

儒家关于自我的概念主要和自我修养联系在一起。他们对自我的意识集中表现在重视个人的气节、人格和责任。一个儒家的君子要有真正的勇气来抵制名利的诱惑，权势的威逼。儒家对人类的自我完善颇有信心，鼓励自立的精神。他们认为做人就是做有德行的人，有德行应该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焙耀的。庄儒家君子的内心中有着一个极强的主观的自我。从孟子维护“士”和人民的尊严中可以看出，儒家具有一定的个人主义的潜在倾向，但是，儒家关于自我的概念中有几点使它不能发展为个人主义。

首先，儒家的自我是一个严格的道德概念，而不是政治或法津的概念。它关注的主要是一个人的人格或性格。从政治或社会的角度来说，个人不过是群体的一员，个人是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来获得他的意义的，尤其对一般民众而言。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这样一位至高无上者来赋予个人一种超验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故而不可能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辩护。儒家提倡“吾日三省吾身”，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明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反省的内容主要是人际而非个人，目的是通过履行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达到社会和谐。在一切人际关系中，个人的言行都必须符合礼仪。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认为，只有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时候，政府和社会才能达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社会的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

其次，儒家的自我修养从本质和内容上看，并不鼓励个性。一个人修身是为了按照圣人的方式去求道，既然道只有一个，而圣人又都是符合道的人，那么成功的修身就会产生出许多类似的性格，而不是独特的个性。换句话说，他们的特性就在于和共 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使自己合乎道，正是要摆脱自己 的特性。对孔子来说，自由不是去发展个性的自由，而是不费力 气自然地达到和道的一致。他回忆自己的经历：“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随矩。”(《论语·为政》)要达到人的内在自我 与儒家严格礼仪的完全一致，自然必须经过一个脱胎换骨的自 我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特点根容易就遗失了。

对儒家自我的最大限制，当然还在于其维护的等级制大框 架。儒家人格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忠君报国”它要求个人 作出一切牺牲来达到它，尽管忠君和报国有时会相互矛盾，置个 人于两难之中。如果君王有错或有罪，大夫有责任去谏，甚至冒 死而谏。所以有臣子抬着棺材去死谏的，以示决心。但是为什 么他要为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而死呢?为什么他要为自己正确 的行为而死呢?为什么他没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意见而君主却有 权利置他于死地呢?这些问题在一个中国人听来觉得陌生，正 像这些史事让一个美国人觉得荒唐一样。中国人只骂昏君而不 骂皇帝，只推翻暴君而不推翻暴政，因为他们千盼万盼的就是一 个好皇帝。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次争夺皇位的事，却从来 没有像英国那样产生过限制王权的企图。“伴君如伴虎”，多少 忠臣在为朝廷和国家作出贡献后却像狗一样被杀害了，没有任 何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皇帝个人的好恶或一时喜怒的迫害。他们抗议的途径就是自杀、入空门或入荒野。从理论上说，如果 皇帝有这种能力来实践他的一切意志的话，他是不受任何法律 约束的。任何人即使官至极品，达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也 仍然处于君王的生杀大权之下。穆勒正确地指出：“一个中国官 员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31]因 为国家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大臣不过是王室的奴才。基于这种社会地位低的人对高的人单方面绝对服从的原则。形形色色的愚忠愚孝都被当作美德来赞扬。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都被另个人所掌握，还有什么个人权利可言?只有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有权利。而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呢?在中国的道德准则中却难以找到。在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一个人的权利与他的责任往往是不成比例的。

儒家不能成为个人主义产生的基础，那么法家又当何论呢?法家有两个主要成就，一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贵族平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是对“刑不上大夫”这一古代观念的纠正。二是法家藐视过去的权威，采取“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法后王”态度，这对社会的进步通常是有利的。但是法家也许是诸于百家中离个人主义最远的，它的法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因为君王是超越法律之上的。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就因人而异，它只能是专制统治工具，而不是人民权利保障，也许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却始终不曾出现真正的法治社会。直到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仍然自称千岁万岁，置身于法律之上，对自己宣传的平等真是莫大的嘲讽。

法家提倡的是权术，通过操纵法和权，他们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一个王国强盛起来。法家削弱贵族的目的在于确立君王的中央集权，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来进行统治。法家以君为本，“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君主执柄以处势，今行禁止，推行的完全是独裁之道，愚民政策，根本不尊重平民个人，或者说是不尊重人的因素。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无个性可言，他 们只是工具。法家关心的只是如何使用奖惩的手段来操纵他们 的行为，为的是使“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在中国，是法家首先实 行连坐以迫使人民相互监督告密。凡是能增强国家权力的手 段，无论其道德蕴含如何，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地采用，他们对人 民的自由和权利是绝不在意的。历史表明，法家只会导致极权 制，而不是个人主义。法家是通过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赢得成功 的，但很快。秦始皇的暴政便垮台了，法家从此名声不佳，尽管它 的影响在中国政治中盘根锗节。

现在再来看看道家。在中国的哲学中，道家和个人主义最 为相近。道家宣扬回归自然，追求的是和入世的儒家法家完全 不同的生活方式。道家顺其自然，注重自我，强调内在的自由。儒家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达到与礼的一致。道家则要求人与自 然合一，顺乎内在的自我，顺乎自己的个性。道家侧重于人和自 然的关系，强调人的自然性而非人的社会性。因此他们鄙视社 会上的功名、利禄、礼教这一套。道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让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真性情。

然而，道家的思想和态度与现代个人主义也完全不同。第 一，他们不想介入社会，在社会中实现自己，而是要逃离社会。 根据“无为”的原则，争取政治权利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要的是与自然合一，最终归融于自然。道家的唯一反叛方 式是逃遁，不是隐居于高山名川，就是迢迢于醇酒诗画。第二， 道家从自然主义到相对主义，从相对主义到齐物论，将世界万物 等量齐观，这就有可能否定个性。第三，作为政治理论，道家不 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保证每个人所需要的个人自由， 因为他们对所有至关重要的法律问题或权威问题不是没有涉及就是没有解决。在实践中，道家只会意味着倒退到原始社会。 难怪老子的乌托邦是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 方。他们的政治理想在自然状态中实现一切的完全和谐 ��是不可企及的。人类社会毕竟不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人不 像植物或动物，人是有意志有思想的。人不可能弃智绝圣，回到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的原始状态。只有在社会实 行民主后，个人自由才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那又未必是道家 所追求的那种内在自由了。

道家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它对个人的 精神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因而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在魏晋时期，道家风范对中国上层影响巨大。当时儒家 的礼仪受到公开否定，个人癖好和异端行为受到欣赏，甚至三纲 也受到姚战。但这种倾向看来只是个性解放或自我放纵的知识 分子一时偏离了“正道”，很快便被儒家正统压倒，从此再没能聚 集到当年约气势，也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政治原则。

佛教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沉思默想的宗教。在佛教关于自我 的概念中，也有某些潜在的个人主义倾向。其一，佛教相信人的 可完善性和自我修养，佛教的“即心即佛”是对每一个人而言的。 其二，佛教的解脱完全依赖于个人努力，所以必然强调个人的作 用和主观能动性。佛教徒通过静坐沉思，克服自我中的本能欲 念，去达到“涅架”的终极境界，也就是从世俗牵挂中彻底解脱出 来。佛在圆寂前还在教诲弟子说，解脱是一件个人的事：“作你 自己的明灯，别把你自己带到任何外在的避难所去，别寻找自身 以外的任何避难所。牢牢地把握真理如明灯。”[32]其三，和基 督教一样，佛教教义宣传人类平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早期佛 教在印度是对种姓制度的抗议。

但是佛教的整体世界观决定了它不可能沿着个人主义的方 向发展下去。因为，佛教的个人主义倾向不涉及政治，佛教徒本 应撒手不管红尘的事务。清教徒说自己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但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佛教徒甚至不想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也没 有清教徒那样的野心，要在尘世建造一个上帝的王国。佛对弟 子说，他只教两件事：“受苦的事实和脱离苦海的可能性。”[33] 从这个尘世获得自由的方法就是一心一意打坐。像道家的“无” 和“无为”样，佛教徒也崇拜宁谧的“空’’或“无”。此外，佛教相 信“无常和无我”，在佛教徒看来，一个人的本我不过是他暂时的 自我，拯救就是摆脱这个尘世中过度的本我去达到不属于这个 世界的真我。因此，佛教徒是不可能像个人主义所提倡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里表现自己完成自己的。

总之，中国儒佛道这三种主要的思想中关于自我的概念和 个人主义都不一致。他们的个人是一个道德载体，而不是政治 实体，更不是法人。儒家主张改造社会，道教和佛教则倾向于退 出社会。儒家的改革也不是像西方发生的革命那样要解放个人，而是要用礼仪和等级制来规范个人。儒家最不愿意去做的事就是颠覆社会秩序。

三教都主张去私欲来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安定。在 中文中表达“个人”常用“私”这个字，它同时也包含着自私的意 思，可见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人脑子里是经常可以认同的。所以 毫不奇怪，儒佛道三教都把个人利益或私利贬为自私。老子教 诲“少私无欲”的道德，“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谈“忘我”，“无 我”，“空我”。孔子批判私利的过度，说道：“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他的弟子记录说“子绝四”(《论语·子罕》)，其中 之一便是毋我。孟子建议养心莫过于寡欲。　

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概只有杨朱一人公开宣扬过“为我”的 学说。杨朱的“为我”如此彻底，以至于都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 著作。但据说他曾说过“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这句话一般 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他决不肯为利天下而拔一毛；二是即 便有天下之利，他也不屑拔一毛而易之。第一种解释偏重于自 私，第二种解释偏重于自己的价值。孟子采用的是第一种解释， 并斥之为“横议”，他把杨朱和墨翟放在一起批判：“杨氏为我，是 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縢 文公下》)在儒家文化中没有魔鬼一说，所以骂人禽兽已属最高 级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攻击的矛头是针对杨墨学说对等级 制的瓦解，他确实击中了要害。倘若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了“自 我”的意识，“为我”的可能，那么等级制就很难维护了。

可见，中国人一贯不赞成“私”，把“私”视力万恶之源。个人 权利既被视为私利，也就不会受到尊重，个人经常被要求作出无 谓的牺牲。中国人几乎没有私权的概念，在中文中原本没有一 个和英文中privacy相等的词。足见中西文化在对待个人方面 的不同。现在一般译作“隐私权”，其实未必确切。因为“隐私” 一词原意为不可告人的秘密，而privacy主要表示个人有不被打 搅的权利，有私事不必告人的权利。龚自珍毕竟是个“不拘一 格”的思想家，他在《论私》一文中曾对所谓的“无私”提出质疑， 问道：“今曰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34]但是中国思想家 中从来没有人像穆勒那样，提出要给个人保留一方领地，连政府 也不得干预。斗私的传统在中国是这样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 初西方个人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之前，几乎从未受到过认真的挑 战。

既然中国斗私已经斗了几千年，那么这场斗争成功了没有 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个人仍然在备 方面受到压抑，旨在使个人权利合法化的个人主义从来没有施 展的机会。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却没有成功，也永远不共成 功。

首先，个人是人类存在的最小单位，个人利益对个人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它将和个人的存在同样久远。没有一个人能够毫 无个人利益而生活，想铲除个人的利益却保留个人的动力纯属 幻想。

第二，中国实际上也并不缺乏个人，自古以来中国有的是大 权独揽的强有力的个人，他们把天下国家都能视为私有。中国 缺少的只是平民的个人，是不分等级的个人之间的平等。中国也不是不讲私权，但只有上层才有这种特权。百姓是不能去打 搅官吏的，而七品官出门也要打出“回避”的牌子，一切都看这个 “个人”在等级制里处于什么位置了。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就可 以享有更大的私利和私权。最大的私利当然莫过于皇帝拥有天 下，当他享受着几乎是无限的私利时，却要铲除别人的一点小小 的私利，岂非无稽之谈?否定普通人的私利只会有助于一小撮人的私利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主义是强大的平权平等 力量，个人主义也可称为平民主义。

第三，“公”与“私”本是一对反义词，缺一不可。既无“私”， 又何来“公”?一个人如果不能合法占有任何私产，甚至连人身 也不属于他自己，那么无论他做什么，无论他从公家取走什么， 都不能被视为“私”了。否定掉“私”，事实上也就否定掉了“公”。 既无“私”，就无法分清“公”与“私”，公私不清的结果大都是“公” 落入了某些人的“私”。对普通个人的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 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爱默生到了晚年仍然在思考东西方对 个人的不同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我论“文明”的那篇文章里，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特 点，也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日趋尊重。东方国家和欧美国家 的区别主要也在于此。据说在法国的日本人对执行一次死 刑所需要的巨大装备和耗费感到惊奇：参阅FORl86中东 方屠杀的一些例子。还要记住斯科特将军关于不必要地多 牺牲一条生命的名言。[35]

在作家沈从文的自传中也谈到这种草菅人命的态度。他回忆儿时湘西军阀混战时期，每次有军队进入他的家乡，便要杀掉成百上千的无辜农民来压压局势，制造一点恐怖气氛。幼小的他便目睹砍下的人头堆成了堆。这种事在当地引以为常，根本未能列入震惊全国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以广大民众的生命为少数英雄铺路的时间太久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家好像反倒容易接受了。个人主义作为平民百姓的自我肯定无疑是现代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现代思维的重要特点。

不同的制度形成了关于美德的不同概念；中国对个人主义的排斥是社会长期等级分明的结果，在等级制中老百姓个人的自主当然不会被视为美德。托克维尔对这种道德的虚伪性作了很好的透视：

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 肆谈论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思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 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希望报答，就该像神的为 善一样。[36]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臣民便有婶么样的君主。社会制度一般说来是和人民的心智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这就产生了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如此漫长，步入现代又如此艰难，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说了算的绝对君主制或少数治理多数的贵族制才适应中国人的国民性呢?是不是真的有人需要崇拜别人，而有人要被人崇拜呢?是不是中国人必须崇拜一个真龙天子呢?问题一旦提出，就觉得其中的荒谬不言而喻。在一个国家的制度与其国民性的关系中，我们也许有必要区分两种情况。其中因果的作用是不同的。当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领袖时，选举产生的领袖就较好地代表了他们的心智水平和素质。当人民没有这种选择权而必须服从领袖时，领袖的素质就可能决定人民的素质。换句话说，统治的方式可以促进或阻碍人民心智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着眼，国民性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不断筛选和标准化的结果。孟德斯鸠毫不怀疑“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37]而他对专制的定义是：“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38]自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大一统后，中国人主要生活在绝对君主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老百姓由外力控制着，并且受到一种官方思想的禁锢，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服从统治者，服从统治思想。他们的心智不可能向别的方向自由发展，即使在歌舞升平的乾隆盛世，文字狱案就有约135起之多，凌迟，处绞，斩决的下场应有尽有。纵然一个人可能“活得不耐烦了”，但也不能冒株连九族之险。经过二干多年的反复适应和训练，顺从便成了中国人的习惯，甚至成为国民性的基因。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便是一切，个人则什么也不是。

美国革命后，曾经有过一次关于政体和国民性的激烈争 辩，焦点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与一个君主制的臣民相比，是否 需要具有更多的美德?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享受的自由和权 利越多，要求于他的责任和自理能力也就更多。其实孟德斯鸿 早就说过：“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 则需要恐怖。”[39]有几种品性明显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无知， 麻木，奴性和孤立，因为这些品性符合专制的需要，是维护专 制的先决条件。一个在暴力统治下成长的民族如同一个在拳头 下长大的孩子，会习惯于服从暴力而不是服从真理。他们没有 多少机会来运用和发展他们的理性和自治能力，因为一切重大 决定都由上面替你作了并且强加于你。一旦这种权威出现真 空，毫无自治训练的人民必定失控，很容易成为暴民，因为他 们从来不知道在没有人管束的时候该怎么管束自己。法国革命 发生在美国革命之后，却达不到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政治成熟。 杰斐逊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分析了自己支持的法国革命之所以失 败的原因：

一场起义终于开始了，这是科学、才华和勇气在反对 等级和门第，后者已成为鄙视的对象。起义在初次努力中 失败了，因为城市中的暴民是起义的工具，但他们被无知、 贫困和邪恶损害了，不能有节制有理性地行动。但世界会 从这第一次灾难的痛苦中复元的。[40]

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所有的统治者都相信并且运用“分而 治之”的策略。托克维尔写道：“专制由其本性决定是多疑的，把 人们之间的分裂视为维持统治的最好保证，它通常尽各种努力 将人们保持在分裂孤立的状态。”[41]在专制统治下的人民更容 易相互提防而不是相互信任，自由结社的概念是完全陌生的，不 许可的。在权力真空出现时，可以想象这些向来就被分开的人 们必然会各奔东西“一盘散沙”。

专制滋长奴性，人的独立精神是它最忌恨的，必不惜一切代 价将其摧毁。由于公开表示不同过于危险，人们往往学会种 自我保护式的阳奉阴违。但从长远看来，这种性格特征无论对 谁都是坏处多于好处。奴性可以为个主子服务，它也同样可以 为别的主子服务，被一群阿谀奉承的宵小所包围的主子并不见 得有多少安全感。最可恶的当然还是败坏了国民性，如穆勒所 说：“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 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 是没法成大事的。”[42]

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冷漠导致了人民在政治上的无能。公共 意识首先来自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既然个人被否定了这 权利?他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不可避免地由无可奈何转为冷漠， 他被迫退到保护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地步，整个外在世界对他来说是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与他的无权状态相适应，他的责任 心也必然薄弱，哪怕他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去谋私利，也不会令人吃惊。托克维尔这样来形容专制制度如何腐蚀个国家的 国民性：

在人心的所有恶之中，专制最欢迎利已主义。只要被 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 者不会请被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 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他颠倒黑白，把齐心打协 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称为乱民歹徒，把只顾自己的人称为 好公民。[43]

于是便出现了种两难状态：只要国民性不变，制度就很难改变，而制度不变，国民性也不会改变。中国在进入现代之际，也许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之中。中国的国民性已经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形成，现在中国到了不变则亡的关头，但哪样先改变呢?制度呢，还是国民性?双方似乎都没有能力改变对方。要打破这种僵局，也许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通过外界的力量，这力量可能是友善的，也可能是侵略的。二是制度和国民性同步前进，你挪一步我挪一步，相互提携。但一切总要有个开端，鸦片战争就起了强制干扰旧制度循环的作用，辛亥革命则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气氛，以利于国民性的自由发展。

这样在本世纪初，居然连个人主义也有机会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它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新生的共和国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一致称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几乎都写过文章来赞美个人，颂扬个人主义这一新奇而具有解放力的思想。这些人中不仅有资产阶级，也有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对个人主义的推崇达到了非常热情甚至激进的程度。他表扬西方文化把个人而不是群体作为社会的基础，个人在国家中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相比之下，他批评中国文化强调宗法和等级，他说：“几百万的中国人像奴隶那样活了几千年，只有一个不是奴隶的‘皇帝”。他以爱默生式的热情宣称：“可以这样说，个人的价值超过宇宙的价值。”[44]他否定所谓的毫不利己的彻底的利他主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而是虚伪的。　

但是，这一场似乎像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不久便天折了，原围是多方面的，日本的全面侵华肯定使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在为为民族存亡而战时，团结一心必然压倒一切，个人主义在民族主义8义的大义凛然前似乎丧失了其合法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一个外来观念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克服所有阻力，站住脚跟。中国人向来把家国放在个人之前来进行思维，起码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的，统一思想和个人主义也许确有内在矛盾。统治者不喜欢对付不同观点和争论，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人民有时则宁肯被动地接受别人为他们作的决定，不习惯自己作决定所带来的麻烦和责任。

中国在王朝覆没后发生的大觉醒运动是既不彻底又被中断。头脑中的革命没有完成，大部分国民还是按原样思维，社会便很容易回到它原来的样子。个人利益又再次成为攻击的门标，个人权利又再一次被忽略。个人主义被等同于自私自利，再一次变成不可容忍的罪恶和禁忌。

注释：

[31] On Liberty, p. 104. ‘

[32][33] Nancy Wilson Rose, Three Ways of Asian Wisdom,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66, Pp.82;81.

[34]《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92

[35] Journals, vol. 15, pP.418 – 419.

[36] Democracy in America , Book II, p. 129.

[37][38][39]孟德斯鸠L《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上册，页129、8、26。

[40] Jefferson ‘ s Letters, p. 295 .

[41 ] Demoracy in America, Book II, p. 109.

[42] On L.iberty, p. 106 .

[43]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II, p. IOSI.

[44]黎永泰：《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43。

个人主义过时了吗

个人主义过时了吗 民主的根子就是“尊重你自己” 对个人主义的忧虑 平民以个人主义对抗专制与特权 个人与社会 “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

孔子说：“过犹不及。”任何一种学说都有其局限，个人主义也不例外。产生局限的根源在于人是有局限的，不完美的人个可能创造出完美的理论，问题是如何不去滥用一种理论。任何理论都是某一特定环境的产物，它们都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观察角度。接受一种理论就是在懂得它局限的前提下，汲取它友谊的精神。个天才的作家需要一个天才的读者来将其闪光的火花延续下去。

爱默生对个人主义的许多说法都具有超验主义的性质，如果不从超验角度来理解，它们便可能导致误读和负面的社会效果。查·艾·诺顿曾与爱默生同船作伴，对爱默生哲学中所包含的危险性作了这样的评论：“如此根深蒂固、持之以恒的乐观主义虽然在爱默生这种性格的人．身上可能只显出其可爱的一面，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的理论。”[45]原因并不是爱默生这方面有什么道德缺陷，而是因为并非人人都有他的这种内在品质。当超验主义者因爱默生激动人心的演讲而大受鼓舞时，一些巧取豪夺的暴发户也同样热切地引用爱默生的话来为自己的无限扩张辩护。没有位思想家能把自己的本意强加于读者。也没有一种理论能逃脱被误解和庸俗化的命运。

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实施了相当长的时问，它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已经慢慢显现出来而受到公众的注意，也有人已经在谈论个人主义的衰落或失败。也许个人主义确实在经历危机，面临新的挑战。但要把它看作已经过去的历史，未免为时过早。至少有两点是不容忽略的，第一，个人主义并非一种固定的教义，而是种关于个人自信自立自强的理论，因此具有与人类共同成长的潜力。作为一种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个人主义的确立有它精神和物质的基础。当基础变了，它要么随之改变，要么被淘汰。但只要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仍被承认，它就继续在起作用，虽然它会随着变化了的形势作某些修正。而这也正是个人主义目前的状态，新的诠释一直在对个人主义进行重新建构。

第二点是更重要的，在民主国家里，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不仅已被普遍接受，而且被机构化法律化了，因此造成种假象，似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但是怎么能设想一个没有个人丰义的现代民主社会呢?浪漫主义是感情上的个人主义，由由主义是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多元化是社会领域的个人主义，放任主义是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民主则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一句话，从托克维尔和爱默生的时代以来，个人主义在西方确实是大大地扩展了并扎下了根。它不仅被法律化，而且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在人们的习俗举止上。

以民主为例，正如爱默生所说：“民主的根子与种子就是‘捍卫你自己’这个学说。[46]”民主说到底，就是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承认和保护。何为民主?简单地说，就是人民作主。人民如何作主?通过投票。投票的原则就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意味着承认每个人有权参与，而且是平等的权利，因为谁的一票也不比别人的一票更有分量。在投票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裁判，也没有更高的权威。民主绝非完美，因为数字不定代表真理。民主有可能犯错误，有可能导致平庸，也有可能被政客和煽动家操纵，但民主与君主制和贵族制这样的少数专制相比，还是最好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至少是他们所理解的自己的利益。林肯说过，要永远地欺骗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归根结蒂，人民还是比统治者能更好地保卫自己的利益。专制也许能使统治者达到高超的政治艺术，但它总是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

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表达自由也是基于个人权利这个信念上的。众所周知，具有独特思想的人并不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表达自由并不因为每个人都能提供伟大的思想， 而只是因为作为公民，每个人都有这一不可让渡的平等的权利。 民主意味着平等的个人权利，因而没有关于个人的概念，就不可 能有民主的概念。

有人说，民主有其虚伪性，证据是：《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 平等”，但当时的美国却有着数量众多的黑奴。那确是事实，甚 至执笔的杰斐逊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但是，宣称人类平等难 道不是实现人类平等的第一步?在人类平等的观念被宣布和接 受之前，难道能有事实上的平等吗?如果那样的话，又何必发表 宣言?只有当原则被承认之后，才可能有机会去实践它。美国 革命为了使殖民地从英国统治下解脱出来，把天赋人权和人类 平等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并且声称这两条原则是不言自喻的 真理。所谓“不言自喻”就是不用证明足以成立，其实也可以说就是无从证明。君权神授的神话被个人的天赋人权所替代。新 神话一旦创造出来，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它要成长发展。要求自 我实现。因正，正是在关于独立的大辩论中，奴隶的问题第一次 牵动了民族的良心，导致北方几州取消了奴隶制。正是天赋人 权和人类平等的言词最终导致了林肯解放奴隶的公告。同样， 又是在废奴运动中，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引起了公众注意，并最后 通过了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辞令不是开玩笑的，说出的话，定 下的法，是要兑现的，但要靠人民来实现它，而民主就是提供了 这样一种实现民众意志的条件和法律依据。民主确实不能包治 百病，然而在人类迄今为止所创建的各种社会机制中，它仍然是 最实用和最公正的，并且具有最好的自我更正能力。

对于个人主义，存在着几种忧虑。有人怕个人主义使个人 孤独，使社会异化。这种可能是有的，个人的自立肯定会削弱社 会对他的控制，同时也动摇个人对社会的依赖，个人与社会之间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个人也许会觉得更孤独，但却未必比在一个个人际关系密切，相互监督的社会中更不幸，因为他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对群体生活的人来说，孤独是他为个人自由付出的代价。对那些更喜欢自由的人来说，孤独正是他盼望的不受干扰的宁静。

更多的人感到忧虑的是，强调个人利益可能会引起道德上的肆无忌惮。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有发生，而在专制制度中统治者的肆无忌惮是最严重的，强调一下普通人的个人利益也许能对它有所遏制。毫无限制的自由是从来不存在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47]个人主义更不是为所欲为的许可证。个人主义同时包含了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两个方面，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施是基于这样的公民共识：个人权利是至关重要的，个人利益是合法的，但每个人必须服从一定的法则，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情形类似于都市的交通，每辆车和每个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标，但都有责任遵守交通规则。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而违反规则，便将损害别人的利益，阻碍交通，最终也将损害他自己的利益。民主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权利的，如果一个人肆无忌惮到妨碍民主的正常进行，他的权利最终也将失去保护。

也有人害怕个人主义所允许的相互竞争会导向一个胜利者，即独裁者。应该说，这种现象在民主制中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小于专制体制。一个真正信仰个人主义的人必定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否则就只是一个自私自利者。而且在一个已经确立个人主义的国家里，很难想象某个个人能在自由的竞争中永远地击败所有同样自主的个人，做到大权在握，永不败落。相反，独裁者更容易从极权国家中产生，因为那里他面对的不是和他平等的个人，而是大批无权的民众，他们根本毫无与他竞争的手段。　

《白鲸》就是一例。有批评家提出，斐考德捕鲸船的毁灭，是由于亚哈船长的极端个人主义所导致。但是只要略加思考，就可发现这个故事并不是个人主义或民主的悲剧，它恰恰是专制产生的又一场悲剧。亚哈船长是这条捕鲸船上唯一的“个人”。其余人都无条件地服从于他，决不是与他平等的“个人”。船长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也不能通过投票罢免。他不需要与任何船员商议便可不顾他人利益作出决定大船命运的指挥。尽管他已准备牺牲全船去满足他复仇的愿望，他也不需要对他们任何人作解释。亚哈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裁者。如果船上每一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通过投票来决定捕鲸船的命运，悲剧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当然也就不会有如此壮观的悲剧性效应了。

个人主义是对抗专制的最佳方式。个人从独裁者那里赢回的每一个权利都削弱了后者对权利的垄断。每个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都是对犯有自大狂的独裁者的纠正。正因为如此，一切独裁者都反对个人主义，他们从来不喜欢老百姓把自己看作像他一样的个人。从前他们可以公开地鄙视人民，但历史进入20世纪后，他们不敢再公开无视或鄙视人民，于是现代独裁者的一大特点就是自称“人民领袖”，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就是假此名义“合法”地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独霸权力的方式是先让个人从属于一个抽象的国家，再让国家从属于他。在现代专制用来摧垮个人的各种概念中，最被滥用的也许就是“国家”和“人民”。

“国家”常是独裁者行使权力的工具，所谓的“国家”通常指的只是政府。政府集中的权力越大，独裁者手中的权力也就越大。“国家”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独裁者也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可以要求公民个人为了他的利益作出一切牺牲。但何谓国家利益呢?有没有超越每个公民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呢?如果那样的话，国家就成了与每个公民无关的一种存在，那么它又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确实需要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比如付税或者参战。但是个人能接受这种牺牲，因为他知道他作的牺牲是值得的，而且有一部分也是为了他自己。在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存在着一种与大多数公民的利益相违背的抽象的自家利益。只有一个为自身存在的政府才会给自己那种操纵人民的权利，才会否认个人，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为名而牺牲具体个人的权利。专制是为特殊个人的荣耀而存在的，而民主则代表普通个人的利益。从异化的角度看，国家权力实质上是个人权力逐渐异化给政府的一种政治权力。恩格斯早就说过：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48]“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49]

也许再没有一个词像“人民”这个词那样频繁地极用来对付个人了。个人是具体的，有不同的思想和利益，而人民则是抽象的。个人能为自己说话，而人民却只能通过代表说话。个人很难在“人民”的大范畴内受到保护。当“人民”这个词与组成人民的每个个人无关时，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它只是一个听来高尚的时髦词，由独裁者用来压迫个人。说人民利益是一切，个人无足轻重，这话似乎很高尚，但谁是人民呢?它难道不是个人的集合吗?有没有超越个人的“人民”存在呢?否定了个人的权利，人民的权利也就被架空了。在捍卫抽象的“人民权利”时，个人的利益就被抽象掉了，而具体的权利就落入了独裁者的手中。他在把个人抽象为“人民”的过程中强化了他具体的自我。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个人从“人民”的范畴里开除出去，把他们定为“人民的敌人”。这时的他不再是人民的代表，也不再是入民的领袖，而是人民的主子。在“人民”叫得最响之时，也往往是个人最受践踏之时。然而，人民逐渐意识到了这点，并且开始反驳道：“我们就是人民。”必须认识到的是，国家不是为一个抽象的原则或绝对的理念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一个独裁者或一个姓氏而存在的。国家是为组成它的人民而存在的，不存在高于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不存在与个人无关的抽象的“人民利益”。

指出利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来镇压个人这种虚伪行径，并不是说个人和社会之间就不存在矛盾冲突了。矛盾不仅有，甚至经常发生。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比无视个人权利肯定会使更多的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但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并非不可调和，在现实中也并非不可解决。因为个人在本质上并不与社会相对抗，人有自然的好交际性。人作为社会动物要相互依存来求得生存和幸福。甚至像名、利、特权等私人利益，也只有在社会中才有意义(否则向谁炫耀呢?)，而且也只有从社会中才能获取。一个文明人能完全离群索居的事例实在太罕见了，相互依存是人类存在的方式。

因此，把个人利益看成与集体利益相对抗是狭隘而片面的观点。个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自我完成无疑会促进社团的发展，而一个好的社团也肯定会有利于每个个人的自我完成。这一关系使我们想到爱默生如何通过超灵来和谐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宇宙之魂遍及每个个人灵魂，个人灵魂因此受到滋养和激励，又同时对宇宙之魂作出贡献。威廉·詹姆斯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没有个人的冲动，社团将停滞；没有社团的同情，那冲动将消逝。”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虽然反对以集体的名义要求个人作无谓的牺牲，但绝不是唯我主义者，他关心如何协调这构方面的关系。

托克维尔注意到，要抵销个人主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条有效的途径就是自由结社。个人以自愿的原则联合起来去做一件事，或得到一种归属感，或仅仅感受一种支持。但这种自由结社不应混同于固定的机构，旦它成为现存秩序的一种，便可能完全不一样了。爱默生作为个人主义者是从来不信任机构的，他从来不希望个人融合成“大众”中的一员，因为他毫不怀疑在“大众”中个人会失去个性，成为盲引吸从的牺牲品。“随大流”是最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思考的行为。他在日记中写道：

只有当联合者全都孤立时，联合体才是完美的。每个 人都是个宇宙，如果他试图加入旁人，他即刻被推压，拥 挤，约束，一分为二，一分为四，在一切方面都被缩小。联合 体越是严格，他就越小越可怜……理想的联合体是在 真正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联合体。[50]

个人若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就等于又回到中世纪那种不可区分的大众中去了。这也是为什么爱默生不喜欢基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原因。他在1848年写道：“就社会主义而言，那儿并无神谕。神谕是无声的。当我们要宣布真正和人有关的事，我们立刻回到个人那里。”[51]他又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你不 能这样来安排财产以至于取消了勤劳的动力。如果你否认房租 和利息，那么会使人全都惰怠无德。”[521为了改良社会和人樊，爱默生坚持首先必须改良个人。

生活是充满悖论的。在个人与集体的平衡中，过分强调其中一方都可能有危险。若不考虑一个观念具体运作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便很难判断它的可行性。中庸之道指导我们，在集体吞没个人的情况下应该多注意关照个人权利；而在个人利益泛滥时又应该强调一下集体。但是无论如何，解放了的个人不应再次失落在个“范畴”之中，成为其无声无息的分子。个人主义是平民个人对有权势的个人好不容易赢来的历史性胜利，他们是否能保护这胜利果实还说不定。个人主义是否能为个人服务，还依赖于个人自己的觉悟和努力。

个人是人类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但每个个人又是一个小宇宙，代表了整个人类，也是社会进步的终极目的。个人身上包含着一切人类的价值：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无人类尊严可言；没有个人权利，就无人权可言。个人的贬值也就是人的贬值，摧毁个人也就是摧毁人类的第一步。难怪在每一个集中营里，纳粹分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一个人对于自我的意识。当个人意识消失了，多少人也不过是一大片躯体的集合，可以任意摆布了。

如果每一个人都无能，都无足轻重，都奴性十足，那么这个人民就不可能是伟大的人民，这个民族也不可能是伟大的民族。如果一个人不能为自己负责，他就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社会。如果他能充分负起自己的责任，他就使别人减轻了负担。学做人就是学做一个负责的个人，所有好的思想和理想都有待于好的个人去完成。“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53]直立对人类进化的意义已经众所周知，直立对个人的意义也同样重要。个人至少能为社会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把 自己从一个人变为一个“个人”，去接近一个大写的“人”的标准， 去发展人的心智和道德潜能，甚至具有一点超验的精神，这，就 是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宗旨。这样的个人是充分发展的、自立的、 能使社会更美好的个人，个人主义是这样的个人所享有的一种 平衡而平静的感觉。

注释：

[45 ] Letters of Charles Eliot Norton, vol. l, p.506. Quoted from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p. 354 .

[46] Journals, vol. 12, p. 125.

[47]《论法的精神》，上册，页154

[4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页166

[49]恩格斯：《反杜林论》，同上，卷3，页320

[50] Journals, vol. S: p.251.

[51][52] Ibid. , vol. 10, pp.310;312

[53] “The American Scholar”, Selections , p. 76

本文系钱满素博士所著《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一书第五章，曾在五柳村海外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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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舆论周刊》第一卷第十三号，1937

一 苏联这个国度，对于大多数人，始终是一本重封密钤的禁书。十月革命后初期，不仅敌视它的人，即是革命领导者们，也不信苏维政权，若无西欧先进国家爆发同样的革命来响应，在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俄国会能长久维持。五年计划开始，使许多人对于这独特的社会体制，经长期封锁、战争、和饥馑之后，反能于世界经济衰落中，呈向上繁荣之象，起探索的兴味与钦慕的热忱。几乎每一国家，都有激进的智识分子为“苏联之友社”底组织，其中往往包涵时望的名流学者，如法国底罗曼罗兰，季德（Andre Gide）郎学藩(Langevain，郎之万)等，都是文学和科学界底重镇，与鲍尔希维克主义，从无任何渊源，而二三年来，皆变作反法西斯的战士，歌颂苏联建设成功的舌人；同时国联底加入，法苏协定之成立，西乱不干涉委员会工作之参加，使向来离群索居的国家，也在传统的外交阵营中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脚色。但一般视听，都以为它国基巩固的时候，反而发生震骇一时的大狱，在国际间以思想对立之激化而到处笼罩着阴霾窒息的空气如今日，使我们对于以特殊意识形态为号召的苏维埃政权；一旦从内在露出这样的裂痕，有探本溯源的必要。 苏联内部的党争，可以说贯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底历史，1929年托落茨基之被放逐到土耳其，为其最富悲剧意味的表现。此次八将领之被枪决，不惟牵连广，被捕者多系军政要人，而杜哈切夫期基元帅，为苏联国防事实上的首脑多年，一旦突然便是“敌国间谍”，尤其令人注目。他在1918年内战中，克期攻下了沁比尔斯克（Simbirsk），为新集屡败的红军转向胜利的机枢所在。在1920年红军进攻华沙的时候，他又曾为前敌总司令。直到他被枪决以前，他任苏联总参谋长兼军事人民副委员长。法苏捷苏协定以后，杜氏到法国和捷克视察两国底军备，奠定了各该国在将来事变中协作的基础和方针，他底军事教养和战略天才与夫对代兵器精深的知识，为一般选进国家底军事人物所惊诧。论者谓他对空中降落战术之发明与西方防务之组织，这种辉煌的事功，使他成为目前军事人民委员长佛伦慈(Frunze)死后苏联第一颗明耀的将星。在他底过去，是所谓“无产阶级的军事原理”底倡导者，以这样的人，会甘心作敌国底间谍，出卖本国的土地，而且在这国土经他自己若干年汗马功劳保全而臻于稳固之后，这是略有常识的外国人如我们所很难理解的事了。 二 托落茨基放逐以后，苏联底党争，形式上有几点具体的转变。 第一，党内一切决议和政策，都毫无异议地通过执行，没有一个公开的反对者。从前鲍尔希维克党在每次重要的事件之决定，几乎全有派别的争执。如不列斯托条约之签定，彼得堡之防守，华沙之进攻，都有过激烈的论辩，有时列宁还处在少数的地位；自从右派反对派被打击以后，苏联无论任何重要的路线，都是全体一致通过。 第二，从前的党争，只有意见的分歧，而无组织之固定；所以多半总只是对事而非对人。即或对“犯错误”的领袖们有所惩罚，也不过更换他们底职守，并不伤害他们底自由和生命。现在则自去年季维诺夫一狱而后，杀戒一开，愈演愈烈。此次八将领之被枪决，审判既极秘密，执行复极迅速，连死者底尸身也无处去找。 第三，从前党争中失败者底罪名，是“机会主义”，“对党底路线不了解”，“不了解辩证法”等……，而现在则无例外的，不管“犯者”过去的历史主张何等不同，而所犯的罪，却同样是“勾结敌国，分裂国土，意图谋杀…”等滔天恶眚。 这种演变，恐怕不只牵涉个人生命底安危，而且真会关于国本了。 残暴与卑怯，是一种精神状态底两面。上升的和自信稳固的势力，总是比较宽容；而武力和压迫底滥用，总是衰颓末世的特征。所以汉高在取得天下之时，世人公认其豁达大度；而拿破仑在从莫斯科还军的路上，便不得不杀降卒。就个人的度量而言，亦复如此。人称周瑜雅量高致，而何以对诸葛亮那样褊急？一个人在他自觉有决定的优越时，容易表现种种美德，若感觉竞争的对方高出于已，便往往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从这一观点而论，苏联近年不管如何侈言经济建设之进步，而这样杀机四伏的现象，终不能不说是退化的过程。列宁在时的同伴，过去于红色国家之诞生，曾效重要劳绩的人，到现在已不存一人。通斯基（Tomsky，托姆斯基）在苏联第十七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上会说：“我们这样认错还不能满足，难道定要逼我们到大戈壁去吃蝗虫才得了事吗？”离这话不过七年，通斯基在狱中不待判决，便自杀了。威逼自己认错，恐怕是斯达林特别的办法。人们公开既没有机会宣泄意见的机会，便只有转到秘密的行动，这使统治者自身愈感到不安，便只有施行更残忍更高压的手段，这只有引起更广泛更澈骨的仇恨，而累积到爆发更盲目更大规模的屠杀。对于苏联底将来和因内政而引起外交上可能的变化，我们不愿在这里论列：我们只愿指出列宁在遗嘱上曾说斯达林粗暴而不忠实，会滥用党付与他的权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目前苏联所走的渐就没落的过程，他似乎早也感到了。

三 但是苏联这种可悲的现象，不能徒诿罪于个人。历史上的浮沉背反律，往往使天真热忱的信徒，受到残忍的欺骗。我们看法国大革命，罗伯斯比（Robespierre）底独裁，断头机底恐怖，用来维持革命政权，不但失势的贵族遭杀，便是丹东等辈，也在昔日同志底手里丧命，结果来了暑月Thermidor底反动。大概一种革命开始，领导的人们多半出于主义底狂信和固执，同时发挥了极度的道德的力量。牺牲的精神，廉洁的操守，坚勒的战斗……，及至革命完成以后，最勇敢最好的份子，往往大半已死亡于极艰苦的斗争过程，剩下的多少平庸而自私的徒众。而且以武力贯澈一种主张的结果，必然使自己的主张礓化而徒然成为空洞的公式。要维持僵硬的形式，而又不能不屈伏生活底现实，这必然会窒塞创造力之发展，走向粗暴而不忠实的路上去。 斯达林说：“革命的马克斯主义加上美国的实用主义，便是现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在这场合将它质实地翻译出来，便是无用的教条加上褊狭与无知。所以近年苏联底文学哲学和艺术底成就，事实上等于一张白纸，而一个部门的“理论”，今天才是最正确最革命的，明天就变成“机械的”或“有唯心论的倾向”了。这种时时迫害和“清算”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没有一个人敢独创地作一点事。于是名噪一时的伐尔加(Varga)，会在1930年旅居柏林，第三国际要叫他作一个关于法西斯时期经济报告和分析时，说“材料有了，结论拿来。”而季德苏联之游回来后，也惋悼在这崭新的国度中许多人类精神宝藏之沦亡了。 中国没有宗教，因此中国没有对异教徒迫害的传统，也没有以某种信仰鼓动群众夺取政权的党争。因此中国没有以暴力灌注思想的蠢事，中国统治者即使不得已要刈除他底敌人，总也非常嘉谅他底志节，没有发明像苏联硬逼“同志认错”那样强使人变作卑怯无耻的人的办法。中国现在的政府，对张学良底“兵谏”和沈钧儒等底救亡，也只责其“破坏军纪”“危害民国”，并不说他们勾结日本，要出卖割让中国底土地或企图谋杀党国要人，这与苏联底党狱比较，觉得中国这个民族虽经如许长的极度灾难和内争，仍未失去这种固有的美德。笔者不是要对苏联的党狱，作是非曲直的评价，而是希望中国不要随便摭拾西洋近来的病态，来骄矜和叱责自己的落伍，要保持这种博大宽容大国民的美德，更要以创造的精神来发扬这种美德。

作者简介 杨一之（1912-1989），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和黑格尔《逻辑学》中文版的译者，并有《康德黑格尔哲学讲稿》、《理性的追求》等著作出版。杨一之于192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修业。次年5月，在巴黎参加法共中国语言组。1931年10月转往德国留学，同时转入德共中国语言组。1936年3月杨一之及其同学一起被希特勒纳粹集团逮捕，经中国留学生抗议和大使馆营救获释归国，历任多所大学教职。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至去世。

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种周期率这件事，被黄炎培记录在《延安归来》中，成为人们多次引用的“窑洞对”，同《三国演义》的“隆中对”一样众所周知。近年来一再读到这段文字，渐渐产生一种探索的欲望：黄炎培当初为此“激动不已，重新燃起了对于新中国的希望”的谈话，在建国之后，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面对毛泽东的一系列的做法，面对家人的遭遇，他会有什么感想？但愿是由于我读书太少，在所涉猎的读物中，包括黄炎培本人和他的亲友以及研究者的文字里，我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从此倒向中国共产党。回到重庆后，他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小册子，顶抗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出版了《延安归来》，招来国民党赐给的一系列麻烦和打击。但黄炎培并不是无条件地一面倒，而是持第三者的立场。他对共产党的某些做法仍有所批评。其中之一是他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据查，这里指的是他对在土改中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而不满。1946年，他曾就土改问题同李维汉、许涤新有过一场交锋。李维汉就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对黄炎培温和地进行了说服。黄炎培最后仍说：“我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交换意见，对我们是一个启发。”黄炎培主张仍搞减租减息，不赞同土改，这一点显然不对。但是，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如乱打乱杀，狠挖底财之类做法，黄炎培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如此，在建国后，也许正因为他是地主阶级总代言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黄炎培很受毛泽东重视，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建国后，黄炎培同毛泽东过从甚密。他儿子黄方毅说：“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黄方毅还说到，黄炎培“对毛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对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他们二人的来往信件就多达近200封。（《黄炎培与毛泽东》，2002年第4期《百年潮》）但是，到底黄炎培在哪些问题上有保留、有交锋，黄方毅却语焉不详。是根本不知道，还是有难言之隐？只好待后来人考察了。
现在有文字可查的，是反“右派”中的一些情况。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谈到，在得知毛泽东下决心打“右派”并继续“引蛇出洞”后，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黄炎培在开始打“右派”后，又曾同陈叔通、邵力子、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一起提过不同意见。黄炎培“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在当时的气氛下，当局“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研究”（第834、838页）。

小伦在《“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03年10期《书屋》）中引用了上述李维汉保护黄炎培过关的那段话，补充说，“在毛泽东眼中，黄炎培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右派。1957年黄万里（黄炎培之子，水利专家，对三门峡水库提了事后证明非常正确的逆耳之言和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花丛小语》――引用者）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毛泽东曾对平时信函中尊称‘黄任老’的黄炎培厉声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意思是批评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公开将黄炎培列为右派朋友。毛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

对于上述这些，特别是毛泽东的厉声指责和黄万里的忠言招祸，黄炎培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可惜的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袁小伦的文章说，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在会上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此后他再也不提出什么周期率的疑问了。1952年黄炎培说的可能是真心话；但是，1957年的黄炎培仍然如此想吗？我持怀疑态度。

原因很简单，1957年反“右派”，是“民主新路”走不通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个问题：“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第157页）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认为，“1957年的开门整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扩展‘民主新路’的一次大规模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这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在于以开门整风的方式来扩展执政党建设的“民主新路”这个正确的基本方向没有坚持下去，反右完全违背了整风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会如此结果，朱地总结出几点原因，我以为其中第四点多少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点的要点是：“必须依靠国家法制来限制或规定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的“反应性行动”，即应该用法律来保证批评者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第259、268页）。应当补充的是，违反法制精神，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这种报复，严重的后果是堵死了“民主新路”。

对于这一点，从西方民主国家接受过民主自由思想的民主党派一些人早有预料。在鸣放开始后，罗隆基说，曾有人提出，让毛主席出面讲话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罗隆基对这样要求的评价是“那是笑话”。在此之前，关于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问题，章伯钧等人曾提出，监督应有法律保障。这些观点，有人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观点而加以否定。其实，人民有对政府、执政党提出批评（哪怕是尖锐的、过火的、错误的批评）这种不可剥夺的民主，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也是载入《宪法》的。

“民主新路”之所以此路难通甚至根本不通，关键在此。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跳出周期率这个问题时，谈到的民主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句话中的“让”字，是一个很关键的、也许黄炎培本人也忽略的字眼。民主应当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毛泽东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手段，根本不承认这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一种可悲的曲解。既然是“让”，主动权全在听者即执政党手上，可以让，也可以不让。细读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疑虑的谈话和保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埋伏着可以“放”也可以“收”，可以把批评者加上罪名的深层的危机，毛泽东因此将之称为“阳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强辞夺理。这当中，王造时说的一句话既形象又准确地道出这条“民主新路”尴尬之处：“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原来，这条“民主新路”，其实只不过是同历朝皇帝“诏求直言”差不多的老路。魏征之难做，在于唐太宗有权在不想听、听得不高兴时整治他。魏征幸运得很，活时没有遭罪，死后才被惩罚。而不少人却在“诏求直言”的声音刚刚响过之后，就招来了杀身之祸。“右派分子”的罹罪，根源就在这里。

应当指出，如此这般地“诏求直言”，早在“窑洞对”前，延安就曾演出过一次。那是1942年3月9日，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裤子与教条》，社论要求教条主义者脱裤子割尾巴时说：“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查者吗”？请看，这里不存在一个“让”与“不让”的问题，人民群众“天然的和法定的”有权监督、审查当然包括揭露、批评共产党。信以为真的王实味、丁玲等人果然写出了《野百合花》等一批揭露、批评共产党的文字，那结果是倒了大楣。为什么？因为在社论的撰写者心目中，监督者和审查者的监督、审查对象仅仅是王明等一批教条主义者，而王实味们却把赋予他们的权力“扩大化”到整个“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中，“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那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批评者除了低头认罪，坦白交代，争取宽大之外，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反“右派”之后，这种“诏求直言”的“民主新路”仍未停止。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他提倡“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云云，云云。在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有所感触地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讲话而不害怕”。彭德怀也说，人家提意见，可没有把皇帝拉下马的意思哦。结果，三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由于“敢于批评皇帝”而成了脑后长了反骨、妄想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党分子。响应号召、奉胡乔木之命写了几篇宣传海瑞的文章和京剧《海瑞罢官》的吴晗更成了给“文革”祭旗的大罪人。

前前后后这类事例说明，以恳求大家大鸣大放始，以大反“右派”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对形势估计一时错误而产生的悲剧，而是“让”人说话的“诏求直言”式的“民主新路”的必然结局。薄一波关于开拓“民主新路”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的意见有他正确的一面；但是，应当认识的是，那条“民主新路”名不副实，是一条“诏求直言老路”，如果不改弦易辙，另走一条新的言者不仅无罪而且有权讲话的真正现代化的民主之路，这个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抛弃为民做主的旧路，还政于民，才能找到真正畅行无阻的民主新路。但愿胡锦涛在九月底的政治局集中学习中提出的，要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思路，有助于找到一条民主新路。

发表于《同舟共进》2004年01期。
感谢作者发来五柳村，2003/11/20收到并制作上网2023年1月10日再次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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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文件包坐上出租车，好事的司机会问：“老先生还没退休啊？”于是我立即语塞，感到一种窘态，反正再问“老人家多少岁啊”时我决不回答。其实老人忌讳讲年龄，我是从母亲那里懂得的。母亲从来不过生日，主要不是怕“折寿”，而是怕“露穷”，但是忌讳讲年龄则是到了老年以后。

相信这并非“国粹”，而是一种国际现象。十年前回莫斯科大学到当年的俄文老师家里拜访，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顾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接着也抱怨随着岁月而来的疾病，但当我顺着她的话讲了句俄国谚语“老年不是福分”时，老太太几乎要跟我翻脸。

恭维老年人的诀窍，恰恰是要“避老就轻”。“七十多啊？你骗谁去，哪像啊！顶多六十。”那就对了。但是再怎么恭维，千万不要设年龄上限，那又是忌讳。传说胡适先生说话向来谨慎，但有一回恭维齐如山身体好，说“您老一定可以活到九十岁”。不料齐老大发雷霆：“我又不吃你的饭，凭什么规定我活多少岁？”其实后来他在台湾去世时，离九十还差三年。

大凡叹息“余生也晚”的人， 都是上了岁数的。可不，甭说孔夫子，连孙中山也没见上，当然“晚”了。在历史的长河里，活着的都是年轻人。其实历史上“老年”的标准也是变的：苏东坡说“老夫聊发少年狂”，陶渊明“策扶老以流憩”“聊乘化以归尽”的时候，都不过四十上下，摆在今天还可以申报“杰出青年”，而在宋、晋朝代已经属“老”年范畴。今天的标准全变了，上海人说“九十弗希奇，八十多来西，七十小弟弟”。

但是长寿也有长寿的问题。路上碰到一位退休老同事，问他：“近来做些什么？”“等死！”他虎着脸回答说。退了休干什么，成了当前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这一代的老人，年轻时候忙工作，没有养成什么留到退休以后从事的“爱好”，社会上又缺乏相互交往的社团之类；没有家庭负担的老人，除了“太极拳”“大妈舞”，还真的没什么事干。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中尤其突出，退了还能再返聘几年、“软着陆”的人，终究是少数。尤其是做科研的，有人干了一辈子，到退休时才弄明白应该怎样研究。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同，智慧和年龄的相关系数并不清楚，成果和上班也没有固定的关系，达尔文就一辈子没上过班——当然今天不是19世纪，但是能不能开辟一些渠道，比如设个“夕阳基金”提供小额研究经费，让退休的科学家把题目做完？更多的人可以用其他的途径发挥余热、退而不休，比如已经出现的各种志愿者讲解员、辅导员，但是这些也需要在社会上提倡，制造舆论、创造条件。

当前中国的退休一族，尤其是最可能读我这篇文字的老人，是非常特殊的——放在古今中外，都是特殊的。他们经历得实在太多了，很少有一代人，能亲身经历过如此不同的时代；很少有一个国家，会在人的一生期间发生如此频繁的价值观念翻盘。这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够得上一部小说，留给嫌生活太平淡的后人看，或者留给对这一片世界无法理解的外国人看。可惜没有那么多的出版社，但是我奉劝各位学计算机上网。你没有明星的人气和财气，出不了“回忆录”，但你也着实憋了一肚子的“才气”或者什么气，不妨通过“博客”之类在网络世界里“出气”。比如巴金提倡的“文革博物馆”，也许就可以通过电子版来实现。

（原载2015年7月22日今晚报）

作者简介：汪品先，海洋地质与微体古生物学家。江苏苏州人。1960年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到1972年。现为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摘    要

近十五年来，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在中国广泛开展，我国科学家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各项国际计划。当前，一些重大的国际计划正在进入其新阶段（如 IGBP-II, IODP),恰好我国也正在制定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迫切需要回顾我国地球系统科学的现状并探讨其今后方向。

尽管中国作者的国际论文数量确在增长，我国地球系统科学落后于国际的差距，仍有拉大的趋势：国际前沿的许多热点问题，在中国尚未提上日程；中国学者在国际计划中早期多有贡献，但在项目总结中却很少有份。为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1）中国地球科学家应当扩大视野，立足本国，面向全球。当然,中国的地球科学主要仍是研究本国题目，但在解释区域或地区问题时要有全球眼光；同时，要鼓励小部分精干力量直接投入国际竞争，研究大洋或全球的题目。

2）应当注意国际前沿动向，促进地学与生命科学在分子水平上的结合。近年来洋底“深部生物圈”和地下微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的发现，使得地球科学中一些核心概念有待修正；而生命的演化也有待从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地球化学相结合的角度重新研究。

3）中国的地球科学，应当从以描述为主向探索机理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应当满足于向国际学术界输出“原料”，而且要积极参加地球系统科学中关键问题的理论探讨。为此，不仅要通过观察和分析取得高质量的纪录，而且要开展针对科学问题并精心设计的野外或室内试验，以及在科学假说基础上的数值模拟，为促进具有预测能力的地球科学理论服务。

关键词：地球系统科学；地球圈层相互作用；地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

二十世纪末期起，国际学术界正在经历着一场质的变化：原来分头描述地 球上各种现象的学科，正在系统科学的高度相互结合，成为揭示机理、服务预测的“地球系统科学”。人们发现：吹向大洋的风尘长期增多能够造成大气降温，因为会增强海洋生产力减少大气二氧化碳；智利岸外鱼类的大批死亡和印尼岛屿上的森林火灾同出一源，因为都属于厄尔尼诺的效应。地球真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地球科学又一场新的革命性突破，正在来临。我国在世纪之交的地球科学战略部署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将地球系统科学定为基础研究的总方向[1, 2]。现在，在讨论制定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时候，有必要对国内外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作一次比较，在“低头拉车”的同时也来个“抬头看路”，对学科发展的走向提出一点管窥之见，就正于同行。

一. 差距是在缩小还在扩大？
　

近年来，“全球变化”、“地球系统科学”已经广泛列入各种有关的科学研 究发展计划，并且广泛开展，成绩卓著；有关地球系统科学的专著论文以及教材，也已经有相当数量。可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而且有一部分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前沿。如果五年前我们曾经为我国地球科学国内论文数量失控、国际论文停滞不前而忧虑[3]，那么现在真应当刮目相看，我国地学的国际论文数迅速增长，国际刊物上中国作者的姓名处处可见。

同时这世纪之交，也正值地球系统国际研究计划的新老交替。今年更是个交接年：成功地开展了“全球变化”研究15年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2003年转入二期（IGBP-II），并且与WCRP, IHDP, DIVERSITAT(注1,列于参考文献之后)一起，组成四大计划联手的“地球系统科学联合(Earth System Science Partnership, 简称ESSP) [4]；引导国际地学潮流三十五年的国际深海/大洋钻探计划(DSDP/ODP), 也已于2003年10月1日转入“综合大洋钻探(IODP)”的新阶段，按照“地球、大洋与生命”的科学纲领，以三倍的投入向地球系统科学进军[5]。

当前国际地球系统科学进入新阶段、指向新高点的时候，又欣逢我国制 定科技中长期规划的良机。如果能够对学科的发展放眼未来，洞悉现状，抓紧时机，把握方向，必将使中国地球科学长期受益，并且腾飞有日。不过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数量上的增加，本身并不等于质量上的提高；以“地球系统科学”为名称的项目与论文，也不一定意味着进入了新的层次，摆脱了原有的局限性。

地球系统科学带来的种种新概念、新名词，并不等于科学家接受新思路、悟得新境界。历经运动的中国人，对于适应新名词并没有困难；困难在于如何摆脱“顺大溜”、“赶潮流“的积习，真的“创新”起来。为了说明以上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不妨将国内与国际的地球系统研究现状作一对比：
— 国际讨论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见于国内。以今年4月欧、美地球物理学会在尼斯联合举行万人大会为例，讨论的热点如“显生宙的大气历史”，“地球与类地行星的岩浆发生与演化”，“大气圈与生物圈的交换：从源到汇的全面探讨”，“地幔构造与成分：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模型的协调”等等[6]，均属地球系统科学的范畴，却都是我国不熟悉或者不大熟悉的题目。
— 重大国际计划的学术总结，往往不见我国参与。一些国际合作计划，在实际观测和数据采集中我国曾积极参加，大力投入；到这几年进行学术总结时，我国学者的参与却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在研究计划的外圈为产生数据出力，却进入不了核心在材料“组装”和理论探讨中发挥作用。

与传统的地球科学相比，地球系统科学从原始数据到科学解释之间的工序增多，“原料”的加工变深。和国际市场经济相似，学术界也正发生着两极分化：许多国家只能输出“原料”，只有另一些国家才能够进行原料的“深加工”。在经济上这是穷国与富国的分野，而且有穷者更穷、富国更富的趋势；同样的趋势也在学术界出现。穷国为原料能够出口而高兴，科学家也为其数据能为国际所用而庆幸；何况无论数据或者理论，发表出来都是文章。不过科学进步并不是以文章的数量，而是以科学问题的解决来衡量的。正当我国学术界热衷于计算“SCI论文”数量的时候，国际学术界却在朝向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问题发起攻势。如果安于现状，只以文章数量为满足，若干年后将会发现，我国尽管成为更大的数据输出国，而在学术水平上的国际差距却拉得更大。
对于国际合作，我们的习惯是“重在参与”，往往以“跻身“为目标，至 于合作研究最后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并不清楚，似乎也不大在乎。结果是开始投入很大，最后总结无份；对于这种先例，我们应当引出教训。在大型的长期国际合作研究中，播种者不等于收成者。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抓住关键环节，瞄准核心问题，避免“为人作嫁”或者“种瓜得豆”。
　

二. 立足本国，面向全球
　

技术发展和资料积累，打开了地球科学家的眼界。研究碳循环提出“从源到汇”，研究季风提出“全球季风系统“，研究海洋提出“大洋传送带”，研究地层提出“层序地层学”，都是从不同角度推进到宏观的新视野。尤其形象的是航天技术，使得人类能够从太空看地球，因此有人把地球系统科学被比喻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近五百年前哥白尼从地球向外看，提出科学的”日心说”替代宗教的”地心说”；如今是科学家们用与显微镜(microscope)相反的”显宏镜（macroscope）”观察地球，方才认识到整个的地球系统[7]。两次科学上的革命方向相反：前者的观察朝外，后者的观察向内，但都是认识上的飞跃。这种“显宏镜”就是全球视野和系统研究，如果说原来地球科学中的每一门学科，都尽可能贴近研究对象去认识地球中的某一部分，那么新兴的地球系统科学，却要求离开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从宏观的视角认识地球。当然，宏观与微观“两极相通”，正像通过基本粒子研究宇宙问题一样，地球系统过程又恰恰是通过微观手段来研究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微生物就是适例。

可见，全球视野是地球系统科学的前提，遥测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技术，是其“显宏镜”的重要部件。十几年来 “全球变化”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当今世界的自然条件都在变化，而这种种变化之间，又有着意想不到的相互联系。温室气体排放的后果，不仅使大气的CO2增多、全球变暖，而且造成地球表面一系列界面的抬升：海平面抬升，上世纪以来每年平均上升1.5-2.0 mm[8]; 雪线上升，非洲最高峰的雪线近90年升高数百米 [9]；连大气圈对流层顶的高度也在上升，二十年来平均上升200m[10]。 温室效应使对流层增温，臭氧洞使平流层减温，结果使得对流层顶升高。温室效应不仅改变海平面，还改变着海水的化学：每年估计有650 km3的融冰淡水添进大洋，使得海水变淡[9]，比如南极的罗斯海40年来盐度下降0.1‰ [11]; 大气CO2增多，降低海水碳酸盐饱和度，一百年来热带表层海水文石饱和度(Ω-arag) 从4.6降到4.0，到了珊瑚礁生长的下限[12]，减弱了造礁珊瑚建造骨骼的能力和浮游生物“超微化石”的钙化程度[13]，全球的珊瑚礁到2000年已经减少27%[14]。 温室效应甚至还可以间接地改变地球重力场：冰消期以来冰盖消融、地壳反弹，地球扁率长期下降；而近期的冰雪消融使海水质量由南大洋北移，1997年起地球的动态扁率停止下降，转为上升[15]。这一串串连锁反应，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温室效应引起的变化涉及所有圈层，全球范围内无所不在；同时也只有从全球着眼，观察到的局部变化才可理解。 赤道非洲的深水大湖坦噶尼喀湖，浮游生物量25年来下降三分之一，原来是全球变暖造成上层湖水增温，水柱分层加剧，营养物不能上返，缺氧层也从百年前的300m扩展上升到现在的180m[16]。如果不从全球出发，找不到变化的原因。相反，就地找到的解释，其实并不见得就是真正的原因。第四纪以来海洋沉积速率加快，我国习惯地归因为青藏高原的隆升；但是这种加快现象遍及全球，其实是第四纪冰期大幅度的海面升降，使沿海平原与陆架大量沉积搬运入海的结果[17]。在地球科学中，许多现象往往先从某个地点发现，先用局部原因解释，等到更多地点、甚至到处都有发现，才意识到是全球现象。无论“厄尔尼诺(El Nino)”还是“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起先都认为是局部事件，现在才明白只有在全球系统内方能理解。季风是一种区域现象，但是亚、非、澳三大洲的季风有着内在联系，加上美洲季风，构成“全球季风”[18]系统，从全球系统出发才能更好理解各个子系统。

然而这并不符合中国地学界的习惯。我们习惯于就地取材、为我所用，从应用层面看，这本来无可非议；至于基础研究，全球问题似乎向来是发达国家的事，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得的结果能为其所用，便算成功。而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大声疾呼，呼吁尽快改变的旧习惯。无论从我国地球科学的实力和投入看，或者从我国经济与权益的国际竞争看，都到了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时候。应当重新考虑我国地球科学的定位，不能以“原料输出“为满足。应当从地球系统科学出发，改变我们的研究视角：或者从全球问题出发，用中国材料入手研究；或者从中国问题出发，在全球的高度进行分析。我国地学的成果在国际舞台上的体现低于其实力，原因主要还不在语言障碍，而在于视角过低，就事论事有余，“上纲上线”不足，难于引起国际兴趣。相反，凡能利用本国特色又能针对全球问题的，便容易走上国际接轨之路，黄土高原的古环境研究便是一例。

以上所述，都是环境变化研究的全球性，其实在资源领域里情况也相类 似。在一切靠“自力更生”的社会里，资源势必属于局部问题；而对于进入全球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资源自然具有全球性。目前我国至少在能源方面已经提出“建立全球供应体系”的问题[19]，油气勘探也早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随着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国际海域的资源之争也已日趋尖锐。当前面向全球的问题，在海洋科学战略上格外突出。尽管我国的地学界已经活跃在深海与两极，但当年那种“家门口还没搞清楚，走出去干什么”的思想，还往往挥之不去，总觉得近岸浅海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殊不知不走出去，家门口就永远搞不清楚。水深超过2000m的深海，占地球表面60%，舍去深海“地球系统”便无从谈起；三、四十年来地球科学的许多突破都来自深海，更加证明其重要性。当然，这决不是说可以放松近岸浅海的研究。其实在应用层面上，海岸带和陆架无疑更有直接意义；在基础研究上，也会有更多的力量投放在近海。我们说走出国门、走向深海，决不是说多数的人力物力舍近就远。以中国地球科学队伍之大，只要一小部分力量走出去，直接进入国际竞争，就可以在国内产生辐射效应，促使整个地球科学界扩大眼界，面向全球。

三. 地球与生命科学交叉的新高度
　

近十几年“全球变化”和“大洋钻探”研究中最大进展之一，在于地圈与生物圈相互关系认识的突破，结果是将地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新高度。国际学术计划将这种交叉定为新世纪前沿的首选[5]，而在我国似乎还没有提上日程。

地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并不是个新命题。地质学创立伊始，就与生物学结下不解之缘：地质年代便是以生命演化为序的。但传统的生物地层学是建立在化石形态的肉眼鉴定基础之上，难免其片断性和表面性。世纪之交，地球科学向地球深处和地球以外发展，生命科学向越益深入的微观世界进军，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两者交叉的新层次:地下深处微生物的发现，在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地球化学的层面上，开拓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原来所说的许多地学过程，其实是生物活动的结果；原来探索的生命演化，其实是地学环境变化的产物；原来分头研究无从理解的一些现象，地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提供了全新的答案。

七十年代末”Alvin”号深潜器在东太平洋发现深海热液活动和热液生物群，说明地球上不仅有我们所习惯的“有光食物链”，还存在着“黑暗食物链”。前者依靠外源能量即太阳能，在常温和有光的环境下，通过光合作用生产有机质；后者依靠地球内源能量即地热支持，在深海黑暗和高温的环境下，通过化合作用(chemosynthesis)生产有机质。现在各大洋发现这类热液生物群的地点已经数以百计，最近的在冲绳海槽[20]。黑暗食物链的基础，是在还原条件下进行化合作用制造有机质的原核生物(Prokaryotes)(注2,列于参考文献之后)，包括细菌与古菌(Archaea)，推测与生命起源时的生物群相近。近年来发现，在数千米深海海底下面数百米的深处，还有微生物在地层的极端条件下生存，这种“深部生物圈”虽然都由微小的原核生物组成，却有极大的数量，据估计其生物量相当全球地表生物总量的1/10[21]。与热液口“自养”的微生物不同，深部生物圈的原核生物依靠地层里的有机物实行“异养”，从地中海底第四纪的腐泥层[22]，到美国白垩纪的有机质页岩里 [23] 都有发现，它们的新陈代谢极其缓慢，但“寿命”极长。它们也可以在洋中脊的玄武岩里生长，依靠玄武岩的蚀变为生[24]；甚至海底火山爆发也发现有超高温细菌，引起国际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对于深部生物圈，大洋钻探早在九十年代就在十几个站位进行探测[25]，最近又组织了专题航次，而在新的”综合大洋钻探”学术计划里，已经上升到科学目标的首项[5]。

“深部生物圈”的发现，大大拓宽了 “生物圈”的分布范围，直到极地冰盖、火山热泉和洋底地层，几乎无所不在。生物的分类，也扩展到古菌、细菌与真核生物三大类[26]。地球历史的85%只有前两类组成的原核生物，它们从还原到氧化环境都有分布，在地球系统的时空坐标中占据一大片，而我们熟悉的动、植物只是真核生物中的一部分（图1）[27]。生物圈概念的变化，带来了地学和生命科学关系的变化。真核生物的多样性在于结构形态和行为特征；原核生物的多样性却在于新陈代谢的类型。真核生物只能以“燃料”氧作为能源，原核生物却能“燃烧”不同成分（SO42-；NO3-; NO2-等）获得能量，因而新陈代谢类型不同[28]，产生的生物地球化学效果也就多种多样。结果在地学和生命科学之间，出现了新的交叉层面：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地球化学层面上的交叉。

传统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关系主要在于古生物学、生物地层学和古生态学，主要靠的是具有不同形态因而得以鉴定的真核生物化石。原核生物不靠形态鉴别，现生的原核生物也是靠生物化学、DNA序列和基因组的研究方法加以识别，它们通过生物地球化学的途径影响地圈，改造深部和地表的沉积与岩石。对原核生物而言，要在分子水平上、而不是生物体的水平上研究地圈与生物圈的结合，於是“地微生物学(geomicrobiology)”作为新兴学科应运而生[29, 30]，并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微生物在沉积物中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既是微生物的生态学，又是沉积地质过程的动力学，回答着沉积物及沉积矿产研究中许多为什么的问题。从金属矿到水合物，从火山口到岩溶洞，无处不有微生物的活动，许多原来以为“无机”的地质过程，其实都是生命活动的结果。传统地质学里生物的“主角”是大化石，其实改造地球的首先是原核生物，它们的生态过程影响着化学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所有的元素，默默无声地“耕耘”了四十亿年，直到今天才有可能得到重新评价。生命演化史的研究很像社会历史，引人瞩目的恐龙、鳞木固然重要，但真的要揭示机理，还非要深入到原核生物不可。 全面看来，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基础在于原核生物[31]，它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熟悉的大型生物其实是生态系的顶层，相当于社会史里的“帝王将相”。寻找地球和生命系统演变的规律，必须深入“基层”，深入到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的水平, 才能理解地球系统的运作；恰如研究社会历史要深入到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才能成为科学一样。

图1  生命演化示意图，表示按基因分类的生物在地质年代和环境里的分布(据^[27]简化)。同心线表示年龄，单位十亿年，外圈为现代。化学符号及图案示生存环境。 

需要为微小生物“翻案”的不仅是海底和地下，也包括海水的表层。新技术的应用，发现了用普通显微镜看不见的微微型浮游生物（pico-plankton, 粒径<2μm），其中包括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 它们在贫养的开放性大洋中可以构成初始生产力的主体[32]。比如粒径才0.4-0.8μm的原绿球菌（Prochlorococcus）在热带、亚热带寡营养海域可占总生产量的90%以上。而且浮游异养细菌能够吸收海水中的溶解有机碳（DOC）形成颗粒有机碳(POC)，构成 “微型生物环(microbial loop)” [33]，增加了海洋“生物泵”的复杂性[34]。然而正是这些微型生物通过碳循环和氮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海洋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35]。

如所周知，陆地植被与海洋生物的光合作用，调控着大气的二氧化碳。陆地植被生物量大，含碳总量比海洋浮游生物高百倍，但后者的生命周期短，结果两者对现代大气CO2 的影响基本持平，海洋中这些肉眼看不见的浮游生物和陆地森林一样调节着气候变化。假如海洋的浮游植物全部死去，不出几百年就可以使大气CO2增多将近一半[36]。 因此以碳循环为代表的海、陆生物地球化学(biogeochemical) 过程，是“全球变化”“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核心，也是学术界注意的重点。当然生物地球化学作用不限于碳循环和温室效应，比如海洋浮游生物产生的二甲基硫 (DMS)[37]和陆地植物释放的非甲烷烃类都会形成气溶胶，直接影响反照率与云量，影响大气辐射和大气化学[38]。与此对应的是生物圈的物理作用，生物地球物理（biogeophysical）过程在地球表层系统水循环中的重要性，也是地球系统科学的新课题。陆地植物不仅通过蒸腾作用参与水循环，而且可以直接影响大气圈的动力和热力结构以及云状况。举例来说，大气边界层的高度与森林类型相关，干旱的北方树林覆盖比较稀，感热通量比较强，大气边界层高达二、三千米；潮湿的温带树林水汽的作用活跃，辐射量主要用于蒸发，大气边界层不过千米[39]。亚马逊河流域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近年来遭受破坏， 25年中仅巴西一国便减少50万平方公里；森林的破坏使得蒸发量减少，大气边界层增高七百米[40]，同时又影响大气中云凝结核（CCN）的浓度，导致云量减少、雨量下降[41]。

如果放眼历史，从分子和化学的高度，来考察生命演化及其与地圈的关系，“柳暗花明“的感觉更加鲜明。分子生物学推进了基因组学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将让我们理清生物的和非生物的地球化学作用，揭示地球化学循环的演变过程; 另方面也为研究生命演化提供了全新的途径[27]，基于现代生物的分子生物学、形态学与化石记录三结合的演化“生命之树”正在出现和完善[42]。推测生命起源于还原环境下高温的热液口[43]，而生命的出现就必然改变地球上的地球化学作用，开始了生物圈与地圈协同演化的历程。生物圈改造着大气成分，而改变了的大气又要求生物做出响应，因此光合作用演化和固氮作用演化，都是地球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生物先从热液的化合作用发展到厌氧环境下的光合作用，后来才是我们所熟悉的氧化环境下的光合作用[43,44]。 四亿年前泥盆纪时陆生植物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大气圈CO2 减少和含O2量上升[45]；但是头35亿年的地球生命史，主角还是微生物，大气的改造首先应当归功于它们。纵观时空，生物圈在还原环境下由原核生物组成，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光合作用途径[29]；而真核生物则要求氧化环境，光合作用的途径也相应减少。由于光合作用演化发生时大气CO2丰富，催化光合作用的酶Rubisco适应于CO2高浓度的环境[46]。到了新生代，随着大气CO2的减少，Rubisco仍然十分保守，致使光合作用效率低下，必需另辟蹊径。采用新的光合作用途径的C4植物在八百多万年前大为兴盛，就是适应性演化的一例[47]。至于固氮作用，在大气中富含NH3的太古代早期还提不上日程[48]，而现代海洋里固氮作用的盛衰成为制约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49]，固氮作用的强弱也成为海洋生物泵和环境演变的重要内容[50]。生物圈与地圈协同演化如此密切的关系，令学术界惊叹不已，因而James Lovelock提出了“盖娅” 假说(注3,列于参考文献之后)，认为地球犹如有机体能够自我调节，提倡研究“地球生理学”[51]。

反过来看，生物学的演化过程，也往往有“地圈”事件的背景。人类演化的冰期背景早已提出，而石炭纪出现巨型昆虫，据推测是大气O2浓度高达35%的后果[52]。这类假说海洋里比陆地更多。早已发现，随着洋中脊扩张速率和海水Mg/Ca比值的变化，大洋经历了“方解石海”与“文石海”的轮回，后来也得到了岩盐包裹体分析 [53] 和海胆化石元素分析[54]的证明。科学家们提出，正是这种轮回决定了不同类型造礁生物的更替（图2），以及第三纪超微化石盘星类方解石骨骼的退化[55]。许多海洋浮游生物的演化产生，也都有着海水化学的背景。比如浮游有孔虫在侏罗纪的出现，有可能是水合物分解造成海底缺氧事件，驱使底栖有孔虫转向水层生活的结果[56]。人们也在探讨“寒武纪大爆发“与新元古代“雪球式地球”的关系，古新世末底栖生物大灭绝与天然气水合物事件的关系[57]等等。与前述分子层面的学科交叉不同，我国在生物演化的古海洋学背景方面，有着极好的化石基础和研究实力，应该是在较短期间便能发展和取得成绩的重要方向。

图2  大洋海水成分与造礁生物演化关系示意图

（据^[53,54,55]改画）

  四. 要记录更要过程，要现象更要机理

地球系统研究中，既有现象描述、采集纪录的方面，又有追踪过程、探索机理的方面。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标，地球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理论，就寓于这机理之中。地球系统过于复杂，不大可能用牛顿定律或者门德列也夫周期表这样简明的基础理论加以概括，但是必然会有地球系统运行、演变的自身规律，这就需要通过现象的记录去探索机理。这种探索，可以用厄尔尼诺和“铁肥试验”两个近年来的研究实例加以说明。

厄尔尼诺早已发现, 到六十年代认识到这是热带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中的重大异常，但是不明白形成的机制。1985年TOGA(注4,列于参考文献之后)计划开始，在太平洋赤道两侧投放了将近七十个锚系，对水文、风速、风向等连续观测十几年，追踪大气与上层海水的变化，终于揭出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度与东太平洋上升流的关系，为预测一年或半年后厄尔尼诺的发生提供了一种依据和初始资料[58]。随后的研究又发现，厄尔尼诺的强弱变化多端，而且热带太平洋与大气之间这种不稳定的相互关系也见于年代际的变化[59, 60]和更长的时间尺度，同时还发现厄尔尼诺影响着全球的气候系统，并且通过对生产力的调控，成为在年际尺度上影响全球碳循环最强的天然因素[61]。 证据表明，热带太平洋的厄尔尼诺影响着北大西洋涛动（NAO）[62]，南极偶极子（Antarctic Dipole）[63]等等，说明热带过程可以影响所有的纬度[64]；相反，中高纬区也影响着热带过程，如亚热带水下沉到热带温跃层上涌，使得厄尔尼诺本身受到热带/亚热带海水交换的调控 [65]。 热带和外热带通过这种“大洋隧道”和“大气桥梁”相互交换、相互影响[66]，构成了地球气候系统的实际过程。进入到地质时间的长尺度，珊瑚纪录表明厄尔尼诺的频率与强度有两万年的周期，反映出岁差驱动[67]；数值模拟同样得出有千年等级与轨道周期的变化，当岁差驱动微弱时，厄尔尼诺可能停息几百年[68,69]。厄尔尼诺的研究，通过现代观察、测试与古代纪录的分析，揭示出热带过程影响全球气候系统的重要途径，是地球系统科学的成功之举。

机理探索的另一实例是“铁肥试验”，是指在大洋里添加二价铁提高初始生产力的现场试验。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力来自CO2的追踪：人类活动排放的CO2远超过大气中的增量，而在追踪“丢失了的CO2”时大洋“生物泵”首当其冲。确实，海洋中细微的浮游植物，承担着今天地球上光合作用的一半任务，调控着大气CO2的浓度变化。 针对赤道东太平洋、南大洋等海区“高养低能“(HNLC, 指营养盐高而生产力低)的怪现象，八十年代美国John Martin提出了“铁假说”，认为海水中铁元素的缺乏，限制了浮游植物的生长[70]，因为海洋浮游植物的生长必须有微量的铁，而铁在现代氧化环境下的海水中极难溶解。冰期时风尘大作，为大洋带来铁元素、提高生产力，从而降低大气二氧化碳[71]，正好解释了极地冰芯中温室气体(CO2 ,CH4)的浓度、大气降尘的浓度与冰盖体积一起变化的记录[72]。为了检验“铁假说”，近年来在东太平洋[73] 和南大洋[74] 先后进行了“铁肥试验”，从船上将二价铁倾入海中，果然诱发出藻类勃发，生产力增加高达数十倍，证明了铁的确是大洋生产力的限制因素，而且风尘增加可能是冰期中大气CO2减少的原因，也证明了陆地-海洋-生物-大气之间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但是，此类海区的沉积纪录并没有展现冰期生产力的增加。而风尘带给大洋的不仅有Fe, 也还有Si等其他元素，Si却是硅藻繁盛的前提。现代大洋CO2“生物泵”的效率与浮游生物的组成关系密切：硅藻的骨骼是蛋白石(SiO2·nH2O), 只会吸收碳向海底输送；颗石藻的骨骼是方解石(CaCO3)，除了吸收碳（形成有机质）之外还会放出碳（形成碳酸钙）[75]，因而硅藻/颗石藻的比例影响着浮游生物将大气CO2送入海底的能力，也就是大洋生物泵的效率。而硅藻/颗石藻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Si的供应，冰期时风尘搬运加强，带给大洋的Si增多，助长了硅藻的勃发和硅藻/颗石藻比例增高，使得沉降带海底的有机碳/无机碳比例升高，使表层海水pH的和碱度上升，导致大气CO2含量下降。这便是所谓”硅质硷度泵”假说[76,77]，它并不要求冰期时生产力增高，只要求浮游植物的种类变化，可能更加符合地质纪录。目前虽然冰期旋回中大气CO2浓度变化的原因远未查明，但是Fe、Si通过海陆物质交换，通过生物圈与地圈的相互作用影响冰期旋回中地球系统的变化 [78]，已经十分明显。

以上两例，都是从现象出发，通过穿越不同圈层的“顺藤摸瓜”，追索机理；都是通过现代过程，寻找地质纪录中历史变化的原因。前者说的是热带过程在全球气候系统演变中的作用，后者说的是陆源元素对海洋生产力、从而对碳循环的影响，都是涉及地球表层系统演变中的核心问题：“冰”与“碳”的问题[79]；两者的研究很可能将会展示：热带风化作用通过对海洋Si的输送和硅藻/颗石藻比例的控制，是调控冰期旋回周期性的重要因素[80]。这一类的探索，是地球系统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今年 “全球变化”转入二期（IGBP-II）的时候[4]，十分明显地展示出向两极的分化：一方面更加贴近应用，朝着决策和管理的需要靠拢；另方面则更加深入基础理论的探讨，探求地球系统运作的基本原理。和其他基础理论的学科一样，地球系统科学也是由众多的机理与规律，和整体“组装”的总规律构成。地球系统变化的整体性规律，就是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地球系统运行模态(mode)，及模态转换的条件和形式。科学是通过比较认识事物的，但是地球只有一个，比较的途径只能是与其他星球、尤其是类地行星系统的横向比较，或者与地球的过去作纵向比较。由于类地行星至少目前还不知道有生物，只能和地球演化的早期相比，因此对现代地球系统来说，最有效的还是纵向的历史比较。

纵观历史，地球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里经历了不同的模态，而且追溯的时间愈长，变化的幅度逾大，而这正是揭示地球系统变化机理、获得预测能力的研究途径。人类习惯于当前的处境，总以为今天才是地球系统的标准状态。殊不知恰恰相反：地球历史的85%是在还原性大洋里记录的，属于陆上没有生物的荒凉世界；剩下的15%，也大都处在两极无大冰盖的“暖室期“，是环流迟缓、变化较弱的平静世界；近三千多万年前出现南极冰盖、进入了“冰室期”，但三百万年前方才出现北极冰盖，所以今天这样两极都是冰盖的时期只占十分之一；再说这三百万年中，北半球高纬区被冰川复盖的“冰期”占多数，今天这种“间冰期”又属少数。这一方面警告我们决不能一叶障目，误以为今天就是地球系统的标准[81]，另方面也在时间里展现了地球系统的多样性。地球的历史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模式供我们参考对比，恰如社会历史是政治家学习的宝库一样。

地球系统的历史，无非是旋回与事件的叠加。地球各个子系统的变化速率并不相同，质量越轻的圈层变化越快，而由各大圈层共同决定的气候系统，便反映出从年际变化到百万年以上各种各样的时间周期、准周期以及振荡。 从气候系统内部造成的如3-7年的El Nino与La Nina事件，天文因素驱动的11年到900年的各种太阳周期，大约一万年的“半岁差周期”，二万年的岁差周期，四万年的斜率周期，十万年和四十万年的偏心率周期，以及原因不完全明白的如一、二千年的Dansggar/Oeschger （即D/O）周期[82,83] （图3），以至百万年以上的长周期，都在地球系统的历史上相互叠加、相互干扰，增添了纪录解读的难度。周期变化与振荡带来了气候系统的不同格局，短的如El Nino与La Nina的两种气候格局，长的如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周期短的差别小，周期长的差别大。这些格局、模态的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在不同格局下地球系统内的能流与物流各不相同，人类生存环境会也有不同的边界条件；然而对于地球系统科学说来，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不同模态之间的转变。

图3   地球系统多种时间尺度的变化周期 （只示出百万年以内的周期）

古环境研究早就发现：地球系统存在着不同的稳定状态。今天的间冰期是一种，二万年前的冰期是另一种，从大气、大洋的环流，到碳、氮循环的格局都不相同。两种模态之间的过渡期，变率最大，往往呈现为灾变。距今一万五千年到八千年的“冰消期”间，北美与北欧的冰盖消融，海面上升，海岸线从冲绳海槽以至退到如今的华北平原，平均每天后退0.4米，实际有些时段还要快得多，具有明显的灾变性质。地球系统近两、三百万年经历了许多次冰期，但是冰期与冰期并不相同，起初北半球的冰盖增长幅度不大，一次冰期四万年便告融化，到后来增幅加大，一次冰期的冰盖要到十万年才化，这种从四万年转到十万年周期的“转型”便是地球系统演变的关键，“转型”机理也就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重点。

地球系统不同模式的转换，不一定要到万年尺度，事实上眼前就在发生。在格陵兰和北欧之间的表层海水由于变冷而下沉，所形成的北大西洋深层水(NADW) 被认为是全球“大洋传送带”温盐流的源头，NADW生产的停止可能会导致全球变冷[84]。冰期的记录表明，北大西洋北部的融冰事件可以导致表层水变淡以至NADW停产，当前人为因素引起的全球变暖，确实可以造成表层海水变淡，减少NADW生产的势头[85]。科学家们分析，如果NADW的生产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使“大洋传送带”停运，甚至引起部分洋流的逆转，使地球系统跳跃到另一种模态，引起全球性灾变。这里重要的便是把握这模态跳跃的临界值。地球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系统，只在一定变化范围内才呈线性关系，超过一定“阈值”后就会发生突变，转换到另一种模态。在长时间尺度上看，地球系统“运作”的不同模态，以及不同模态转换的动力与机制，正是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一旦掌握了模态转换的控制因素和转换机理，地球的历史就不再是现象的堆砌，而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的体现。人类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也就不再是科幻式的猜谜，而是通过数值计算的逻辑推理。

一旦进入到探索机理、追溯过程的新层次，地球科学就成为引人入胜、动人心弦的事情，内中情趣决不下于侦探案件。八亿到六亿年前的地球，是不是真的成了太空中的“雪球”，冰盖扩展到了赤道区？假如果真如此，是什么力量扭转乾坤，不仅全球解冻，还引来了“寒武纪大爆发”[86,87]？距今七千多年前，上涨的地中海水突然从百米高处灌进当时低凹的黑海湖盆，这是不是就是圣经里诺亚方舟大洪水的原型[88,89]？ 地球在20亿年前大气圈就出现自由氧气，为什么要到将近10亿年前才出现多细胞生物？这中间是不是也和人类文明史一样，经历了一个大洋表层之下充塞硫化氢，以致生物演化停滞、生产力低迷的“中世纪”[90,91]？……地球系统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待破案件和未解之谜，它们不仅是科幻作品的绝妙素材，更足以吸引科学界的有志之士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总括起来，无论是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是地球系统的模态转换，都要求透过纪录看到过程，通过描述追索机理。在进行观察测量、采集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工作假说，进行理论探讨。一方面针对假说，有目的地开展现代过程的观测与试验，另方面通过数学模拟，检验和发展理论假说。前述“铁实验”，就是针对大洋生产力变化的“铁假说”设计的；针对“碱度假说”，也正在进行颗石藻勃发的人工试验 [92]。至于数值模拟，更是地球系统研究的基本手段。只有通过定量计算和模拟，才能把定性的概念模型变为定量模型。这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广泛展开，不少简单的观测通过模拟而成为重大成果。但是在国内目前只引起一部分学科的注意，另一些学科依然满足于原来的定性研究。值得指出的是整个地球系统的统一模拟，由于过分复杂，目前或者用日本、美国那样特大规模的“地球模拟器”,或者像欧洲那样联网 [93]，或者采用“中等复杂程度”的模拟方法 [94]。我国由于对机理追索不够重视，数值模拟在这方面的应用很少提上日程，但这是发展地球系统科学的必由之路，应当十分注意。换句话说，从现象到机理、从纪录到过程的追索，既要研究思路的改变，也要研究方法的更新，只有借助新的方法，才能取得理论上的进步。

五．地球深部与表层系统的结合
　

以上所述，全是地球系统的表层。人类生活在地球表层，首先关心和比较了解的都只是表层。但是“由表及里”是认识的规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球表层看到的现象，根子在深部；缺了深部，地球系统就无法理解，越是大范围、长尺度，越是如此。

水循环和碳循环是贯穿地球表层系统的“红线”，其实两者都深入到地球内部。只是在地球深部循环的速度比在表层系统中慢得多，往往不被注意；而在百万年以上的长时间尺度里，地球系统碳循环的主角就是地幔和地壳。造山作用使岩石圈抬升并遭受剥蚀，岩石圈主要成分硅酸盐的化学风化相应加剧，消耗大气中的CO2 ；岩石圈随板块俯冲到地幔深处，在高温高压下发生变质作用放出CO2，通过火山活动又回到大气。这种岩石圈和大气间的碳循环周期，长达千万年以上[95]。 由深部排出的CO2通量，与洋中脊扩张、大洋壳生成的速率成正比。据此，Berner等三人在二十年前首次计算了一亿年来的碳酸盐/硅酸盐地球化学循环，提出了著名的BLAG模型，探讨碳循环和大气CO2浓度的演变[96]。地球深部向表层输出CO2，一方面由地幔物质在洋中脊排气[97]，另方面又由俯冲到深处的碳酸盐岩变质脱碳，产生CO2从火山口排出[98],这类深部成因的温室气体可以对地球表层系统产生重大的气候效应。距今五千万年前后的始新世，是新生代以来气温最高的时段，据分析当时大气CO2浓度是现在的数倍，源自变质作用的排放。至于排放CO2的源区，先认为是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区[99]，后又改称是北美西部克迪勒拉造山带[100]，地区虽然各异，原理并无二致。此类研究尽管还在假说阶段，却和晚新生代高原隆升加剧风化作用导致全球变冷的假说[101]一样，揭示的都是表层变化的深部根源。

地球深部的水循环，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水在岩浆作用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102], 然而这类认识仅仅处在起步阶段。最直观的是大洋中脊的热液系统：海水沿着海底的裂隙下渗，到四五千米深处与熔岩接触，升温到三四百度后重返海底，将深部物质与能量带到表层，造成特殊的成矿作用和生命系统[103]。在俯冲带，大洋板块带着水下沉到地幔深处。实验表明，玄武岩和安山岩的大洋壳可以含1-2%的水，深入到俯冲带200公里以下[104]；而最近的研究提出，整体上97% 的水在俯冲过程中脱失，参加到岛弧的岩浆作用中去，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进入下地幔[105]。然而正是这少量的水可以影响地幔中岩浆的分馏[100]，可以改变某些层位的物理性质，产生地震震波传速不连续面[106]。大洋壳和大洋沉积物的俯冲，一方面产生大陆壳并排放气体，另方面又为地幔带来表层物质，比如地质历史上带入地幔的水, 就可能相当现在大洋海水总量的四分之一。鉴于俯冲带这种重大的“加工”作用，获得了“俯冲工厂(subduction factory)” 之称[107]。然而这些还都不是主体。纵观地球史，最早形成地球的物质中有2%的重量是水，而今天表层系统中的水只占地球重量的0.02%, 除去逸失者外，其余应当留在地球的深部。据估计，下地幔中储存的水就相当于全大洋总量的五十倍之多[108]。 如此说不谬，我们对整个地球“水圈“的认识，还差一两个数量级！水的分布与赋存状态，看来是认识地球深部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地球化学界认为地下660 km上下的地幔物质性质不同，地幔对流只能分层进行；地球物理界根据地震资料，认为地幔是整体对流，反对分层模式[109]。最近提出的假设认为，地球化学上的分层可能是全地幔对流中，由脱水导致局部熔融，产生过滤作用的结果，其中水就是解决矛盾的关键[110,111]。

占地球半径一半以上的地幔，是地球本身最大的圈层。三维空间里的地幔环流，虽然速度缓慢，却是在长时间尺度上地球系统变化的决定因素。板块”飘移“，无非是地幔环流的表层现象；板块俯冲，也只是环流中的一段[112]。由于地幔环流的缓慢性质，对表层系统的影响动辄会有数百、数千万年的迟到效应，比如俯冲下去的板块并不迅速消失，还会在长时期里影响地面的构造运动。冈瓦纳大陆早已瓦解消散，而当年冈瓦纳–太平洋边缘俯冲下去的板块，白垩纪时处于澳大利亚的下方，造成当时澳洲大陆的升降与全球趋势相反[113]；而早年处于冈瓦纳大陆中心的南非一带，至今还处在隆升状态[114]。已经从地球表面消失的板块“阴魂不散“，通过重力场仍然影响着现代升降运动，这是应用高分辨率地震层析成像技术后的发现，也是大陆动力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深部过程对表层系统影响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地幔柱造成巨型玄武岩省的事件。百万年间突然有大量地幔物质涌出地面，形成溢流玄武岩(flood basalt)，极大地改变了地球表层的环境[115]。最突出的一例是白垩纪的西太平洋翁通-爪哇海台(Ontong-Java Plateau) [5]，总共溢出的玄武岩体积多达3600万立方公里，如堆在中国大陆上可达4公里厚; 大体同一时期形成的还有南大洋凯尔盖朗(Kerguelen)海台，溢出的岩浆体积与之相近[116]。当时产生的全球环境后果不堪设想，推测白垩纪中期的极端“暖室”环境和磁宁静期均应与之相关。在陆地上，规模最大的当推古生代末的西伯利亚玄武岩，总面积可达390万平方公里[115]，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峨嵋玄武岩年龄是否与之相近，以及古生代末的生物大灭绝是否与之相关。上述种种，不仅解释了从地球表层本身无法理解的现象，而且展示了地球深部对表层环境影响的规模与程度。

即便是离我们最远的地核，也通过地磁场影响着地球表层。现在的地核分固态的内核与液态的外核两部分，外核内的对流正是产生地磁场的原因，即所谓“地核发电机（Geodynamo）”。迄今为止，人类只能通过地球物理的手段结合试验模拟来认识地核，知道无论外核内部，或是核幔界面和内外核界面，都存在着物质对流，内核还以每年一毫米的速度在增大；地核引起的地磁场强度，也不断地发生变化[117]。由于地磁场是太阳风和低频宇宙射线的屏障，因而地核的变化对于空间气候有着重要影响[118]。地核是早期地球冷却的产物，推测地磁场在在地球形成的早期出现[117]，此前的地球暴露在各种宇宙射线的作用下，不利于生物圈的发展。直到现在，地磁场的强弱决定着地面宇宙核素的产量，因此冰芯中的36Cl[119] 或者深海沉积中的10Be[120]都记录了地球内部的信息。对地球表层环境至关重要的，是万年至百万年尺度上的磁极倒转和漂移。近来已经证明地磁场在转换期间减弱[121], 如果失去地磁场对宇宙射线的屏蔽，就有可能造成生物的绝灭。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磁极转换的原因[122]，还是转换的环境后果，依然属于学术上的“悬案”。地球深部的研究，比表层更为困难。

总之，地球系统科学决不能局限于表层系统，在长时间尺度上尤其如此。地球深部的地核、地幔，和表层系统中的地壳、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一样，都是地球系统中的基本环节，只不过变化速度一般比较低，人类又至今不能直接探测，因此不如表层系统那样受人注意罢了。其实，正是在表层与深部的结合上，酝酿着新的突破。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界过于严谨，研究深部的必要手段又十分缺乏，尤其缺乏高温高压等模拟手段，不利于地球系统的深入探索。除深部之外，地球低层大气之外的日地空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原先不在视域之内的磁层、电离层和中高层大气，随着人类社会空间与通信技术的发展都变得与我们休戚相关，已经成为地球系统中不容忽略的部分[1,2]。这里说的是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人类真正理解从地核到日地空间的整个地球系统，恐怕只能是未来的长远目标。

六. 针对系统科学的系统措施

综上所述，八十年代晚期以来地球系统科学成绩辉煌，其中最大的努力是去揭示地球系统中的碳循环。然而三年前学术界对现代和近四十万年来碳循环的认识进行总结时，仍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说明地球系统中各个成分间的关系，说明碳循环与其他生物地球化学和气候过程间的关系。” [122] 可见地球系统科学尽管前程辉煌，但是摆在面前的路程还很长。我们常说，中国对于上两个世纪的地学革命愧无贡献，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球系统科学将是新世纪地学革命的突破口，如果中国还无贡献，那就只能是我们主观的原因，地学界同仁难辞其咎。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处在经济与社会大发展，数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地球科学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国家需求上具有充分的驱动力。除去各门学科共性的问题如体制、投入、政策等外，地球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学术指导思想和研究方向。现在，以地球系统科学作为方向已经取得共识；而作为一门系统科学的发展，还要求有系统的措施。根据上面的讨论，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入国际大循环，要求我们立足本国，面向全球，重新考虑我国地球科学的国际定位。无论从地球系统科学的性质，或者从我国的国际竞争的需求出发，我国地球科学研究都应当改变只限于国内的习惯；而从当前我国地球科学的实力和投入看，也已经是走向全球的时候。国际学术界早已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环境系统的影响，比如美国学者提出，中国汽车的普及将会导致大气中臭氧的增加和太平洋初级生产率的上升[123]，我国学术界反而无动于衷，是没有理由的。不仅宏观环境的研究必须面向全球，连资源和能源也已经走向国际。以石油为例，我国已经有1/3的原油来自国外，已经到15个国家勘探开发，面临着“全球战略”和建立“全球供应体系”[19]，闭关自守式的地球科学已经不再适应。地球系统本来不以国土为界，虽然应用科学有明确的国土界限，海洋的应用也以近岸浅海更为直接，但基础研究决不应以此为界。我们既要搞清“家门口”，也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更好搞清“家门口”。建议有一小部分精干力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直接进入国际竞争；同时通过国内的辐射效应，推动整个地球科学扩大眼界，面向全球。以期在国内研究项目中有全球意识，在参加国际合作时也有自己的本国目标。

中国要进入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理论研究，而不只是追随国外走向，就必须分析我国独特的自然条件，根据实际的研究力量和科学积累，选择有突破前景的重大课题，通过记录、模型与观测三结合，实现既有本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全国和长期性的大型研究计划。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中国宏观自然环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可以将青藏高原、季风气候、边缘海盆等一系列环境特色的内在联系、形成机理与演变方向，进行系统研究，而不只是分别参与国际合作；一旦实现，必将在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两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个例子是前新生代的全球变化，国外主要依靠稳定同位素分析推测大气与海水的演化[124], 而我国具有澄江、热河等化石群特殊保存条件的优势，应当通过古生物宝库与地层的地球化学分析相结合，探索古代“冰室期”与“暖时期”转换以及生命演化等重大问题，力争有重大突破。

同时，还应当全力推进地学和生命科学在分子水平上的结合。“深部生物圈”、“黑暗食物链”和“微型生物环“等一系列发现，大幅度扩展了地球上“生物圈“的范围；分子生物学、微生物生态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的进展，创造了地球与生命科学在分子水平和化学层面上结合的新方向。我国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组织微生物学、有机地球化学等方面的力量，在地微生物学、演化基因组学等方面参加国际新前沿的研究。鉴于目前该交叉领域在国际尚属起步阶段，我国应当不失时机、及早部署，建议一方面促进两大学科的联合交流、讨论，另方面建立相应的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并及早招募力量、着手筹建。

总而言之，要瞄准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问题，开展追踪过程、探索机理的研究。上面说过，我国的地球科学长期以现象和记录为对象，难以进入国际合作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有在取得高质量记录的同时，有目的地开展现代过程观测与试验，积极推进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工作，才能从现象描述推进到机理探索，切实开展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建议组织中国的“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系列，出版反映科学前沿的综述文集或专辑，举办地球系统科学讲座，在国际学术界的高度推动国内的学科交叉。相信在地球系统科学的征途上，中国的学术界将在国内迎来新的春天，在国际做出新的贡献。

致谢 承蒙孙 枢、孙贤鉥、丁一汇、魏国彦、林 海、肖 佐、杨 洪、李前裕、郑洪波、孙湘君等各位对文稿提出宝贵意见，徐 建协助作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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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System Science in China Quo Vadis?
WANG Pinxian
(Laboratory of Marine Geolog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the Global Change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developed in China, with increasingly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urrently,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re entering their new phases (e.g., IGBP-II, IODP), and China is outlining its National Middle-to-Long Term Pla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viding a need to review the status of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in China and to reconsider its future direction. Regardless of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by Chinese scientists, a trend of increasing lag of the Chinese behind international Earth system sciences studies appears to remain: Many “hot-spot” issues on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have not yet been raised in China, and Chinese scientists are rarely involved in synthetic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despite of their early-stage contributions. Consequently, the paper presents three suggestions as follows:
(1) The time is ripe for Chinese Earth scientists to broaden their geographical scope and to attack scientific problems of global scale. The majority of Earth science studies in China may still focus on domestic issues, but a global view is needed when interpreting regional or local phenomena. Small group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directly enter into global competition, working on oceanic or planetary issues.
(2) To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China has to promote incorporation between Earth and life sciences at a molecular level. As the results of recent discovery of the “Deep Biosphere” under sea floor and of geochemical role of underground microbes, some core geoscience and bioscience concepts are being fundamentally revised. And the evolution of life is to be approached from an integration of paleontology,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ochemistry.
(3) Chinese Earth science is to be promoted to shift from basically descriptive work to mechanism searching. We sh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providing “row material” export to the global science, but should be active in theoretical studies directed to key questions in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For this purpose, we need well-designed problem-oriented field an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hypothesis-testing numerical modeling, in addition to high-quality records of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Key words: Earth system science; interactions between Earth sub-systems;
incorporation between Earth and life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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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CR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IHDP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DIVERSITAT生物多样性计划。
2 原核生物无细胞核，全为单细胞生物，与具细胞核、既有单细胞又有多细胞的真核生物(Eukaryotes)不同。
3 盖娅即Gaia, 希腊神话里的地神。
4 Topical Ocean Global Atmosphere, “热带大洋与全球大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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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进展》（双月刊）创刊于1986年1月，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住处中心联合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性刊物。该刊主要评述国内外地球科学研究进展，介绍全球变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性跨学科重大研究领域发展态势，报道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最新信息，推动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报道国家地球科学科技攻关项目、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内容、进展与重要成选题意向，宣传地球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管理工作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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