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呼告 2022-02-02 00:34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七十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　　

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 10 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 条宝石项链。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来源：《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沈志华

据 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科技动向＞学人动向 2022/4/15 16:16:32 

原载《国际问题研究》双月刊

本人忝列“国际问题研究”界，长期以来感到这一行业内某种习惯的思维方 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值得反思之处，当然包括本人。有的比较普遍，有的只是一 部分国人的特殊思维，但也非个别现象。

1）见“国”不见“人”。论述的基础都以抽象的“国”为单位——地缘政治、 大国博弈、“国家利益”等等，似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物件，有时等同于一个领 导人的所思所想，很少考虑一个国家是由千百万个体活人组成的，他们有自己 的意愿和利益。特别已是公民社会的国家更需要眼睛向下。认识世界、认识自 己的基础缺失了“以人为本”的大前提，目中无人。这就导致在这一领域中人道 主义的缺席，可以说比较冷酷。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学者调动专业知识，深入细致分析来龙去脉，本是题中之 义。但当“文斗”已成“武斗”时，侈谈地缘政治、大国争霸、历史恩怨等等， 而心目中没有生灵涂炭、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毁于一旦的 残酷现实，无视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一基本是非，尽管学识渊博、貌似中立，至少 客观上起到为屠夫辩护的作用。这就是目中无“人”（不论是哪国人的生命）的 惯性思维。与此相对立的是最近泽林斯基答记者问:他认为胜利的标准是什么? 回答是:保住最多的生命。此言出自人道的本能，而非高高在上的政客辞令。反 观战争发动者的胜败标准是占领土地、控制政权，牺牲多少生命（包括双方）在 所不惜。这就是为什么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肉食者往往利（权）令智昏。 严肃客观的研究，理应与肉食者的思维相区别。特别是人类已进入一个崭新的 时代，农耕时代的以领土为中心的胜负观到工业文明时代已为济、贸易竞争 所代替，何况信息时代。

2）重视外交，忽视内政。关于此点，本人有切身认识转变过程:自威斯伐 利亚格局以来，一般都认为某一时间段的国际格局是由一场或多场战争决定的：战后根据胜负各方的力对比签订条约，暂时形成稳定格局，直到下一次大战打 破，重新洗牌。一战以后凡尔赛格局，二战以后雅尔塔格局，均是如此。本人在 《战后美国外交史》的总绪论中结尾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 续。而此书刚出版，即发生东欧、苏联相继突变，雅尔塔格局訇然解体。这不是 由于战争或外部因素，而是有关各国内部变化，是一方原有的制度难以为继。

这一现实证伪了本人所谓“可以预见的将来”，证明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一定由一 场战争决定，而可以来自主要国家内部的变化。所以在国际研究中，对有关国家 或地区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状况加强关注十分重要。固然，一个超级大国的内 部变化产生的影响与中小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批中小国家内政转变，就 足以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

又如对联的解体，强调外部的作用，从“和平演变”到被诱使进行军备竞 赛等等，而不承认其制度的内因，也是见外不见内的表现。当然这只代表某一部 分论者，随着对冷战史客观深入的研究著作出现，此论日益消退。

3）大国主义。只见大国博弈，忽视小国的存在和诉求。诚然，国际关系中 丛林法则还占相当的分，直到雅尔塔格局之形成，还是美英苏三大国讨价还价 瓜分势力范围，决定小国、弱国的地位和命运。联合国成立后有所不同，其宗旨 是维护永久和平，以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为原则，但是又设定了五常任理事国一致 保证的规则（即一票否决），这两个原则显然存在内在悖论。这种自相矛盾的设 置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五国一致是联坚持的，因为它当时是少数。（1994 年橡树园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 50 周年时本人曾发表文章详述这一过程及其矛盾）但是战 后将近 80 年，已进入新时代，联合国创始之初只有 50 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实 际没有发言权。现在国家数字已接近当初的四倍，大小国家都有本身的利益诉 求，纷纭复杂。

联合国改制之呼声已出现多年，当然一时难以实现，但研究的视 角应该有所转换。

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最常见的为侵略辩护的论点是所谓“历史渊源”， “北约东扩”逼俄太甚，俄有安全考虑云云。但是追溯历史为什么止于上世纪 90 年代，而不再往前推一步?从沙俄到苏联，对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侵略、瓜分 和压迫（包括令人发指的卡廷事件）不也是历史渊源?俄罗斯的“安全关怀”应 予照顾，那东欧国家的安全呢?何况前者是主观的、对可能发生的威胁的心理戒 备（北约本身防御性组织，其成员国实际从未进攻过俄国），而后者是根据已 发生的现实切身历而来的恐惧。好容易摆脱一个超级大国控制，心有余悸，急 忙寻求庇护，不是更合理的诉求吗?单方面强调“北约东扩”对俄心理上的威胁， 并且说成是美国的主动，而不考虑东欧国家的处境和主动的强烈要求，就是出于 只着眼于大国博弈的思维。应该承认，本人 90 年代初在与美国人讨论时，就持不赞成北约发展太快，逼俄太甚的观点。那是叶利钦执政时期，当时主要对这一 超级大国的转型前景过于乐观。同时也未能免俗，继续“冷战以来关注大国博弈 的习惯思维，而未把刚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考虑在内。

再者，人民的幸福不与疆土大小成正比。曾的日不落帝国，如今瘦身到英 伦三岛。英国的普通人民比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狄更斯小说中绘的）英国人 哪个更幸福?更不用说北欧小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一向名列前茅。那个扩张成性的 大国领导，发出以二十年为期的豪言壮语，若是二十年中着眼于改革内政、改善 民生，而不是对外扩张、恢复霸权，今日俄罗斯当有新面貌，对本国、对他国都 会是福而不是祸。而许多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以一位野心家的是非为是非，不知 不觉顺其思路评论兴衰成败。

“修斯底里陷阱”之说，也是把大国排行视为国际关系之必然，所谓“老大”、 “老二”云云，都以 GDP 为标准，如果以人民幸福为目标，如何衡“老几”? 自封“老二”，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大”?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基本人权与 尊严有保证，而不是万方来朝的虚荣。今后的世界是否还是必须通过斗争产生一 个睥睨群雄的超级大国?这都是应该摆脱陈旧思维，换一个角度考虑的问题。

4）美国中心论。从上述“大国主义”衍生出来，在提到“西方”发达国家 时，往往只看美国，无视欧洲及其他国家，或者实际上把它们都视为美国的附庸， 一切举动都听命于美国，至少是美国在背后操纵。凡欧洲某国与美国有分歧，就 说成“闹独立”，似乎该国原来不是独立国。诚然，二战以后（实际上是整个二 十世纪），美国以其惊人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是事实。 但世界不止有美国。中国的精英多轻视欧洲。特别对于“欧盟”这个在欧洲大陆 的伟大创举，认识远远不够。提到这一组织时也往往从与美国关系的角度论说， 欧元与美元竞争等等，而无视其诞生的历史渊源、有关各国人民的诉求和所代表 的价值观，更少认识这一创举的政治智慧及其对世界和平的意义。最极端的甚至 把西欧国家习以为常的街头游行示威，都说成是美国挑动。以至于在当前这场战 争中，欧洲人唇亡齿寒，自发地对乌克兰的同情和支持也被视为背后为美国主导。

有些人一方面大谈美国衰落，另一方面又似乎美国无所不能，是一切国际事 件的台前幕后操手，这种矛盾的思维却常常同时出现。

5）缺乏独立、超脱的身份。不少学术论文，作者往往把自己代入决策者， 或是外交部长的角色，至少是“谋士”。学术研究等同于政策建议。忘记研究的 任务首先是探索真相，发人之所未见，然后分析其所以然。目的是普及知识，加 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面对的是普通读者，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既 号称学术，就应超脱于狭隘的“敌我”观。何况所谓“对我有利（或不利）”，“我” 是谁?“利”何在?其他文史、社科研究可能也不能完全超越现实政治，但国际 研究显然功利性更强。史学界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榜样，能够努力挖掘真相，言必 有据，谈事实，不谈利害，值得借鉴。当然无论什么学科，不能脱离学者的良知。

以上只是概述本人所见基本上属于学界的、比较严肃的论述中的一些问题， 愿与同仁共勉。至于坊间各种一知半解自命“专家”，或根据某种需要不顾事实 的宣传，甚至谎言，不值得一评。深知囿于国情，研究要独立、超越功利，可能 是奢求。但虽不能至，亦当望之。首先努力与政客拉开距离应该可以做到。

转自微信公号金囊计 2022-06-02 07:01

   没有在这种场合下讲过，原来都是在学校给学生讲，比较随便，刚才一看这么多领导干部，有点儿紧张，如果讲的有什么错误大家批评。

　　今天这个题目是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共产党执政 74年会一夜之间失去了政权？我想分几个问题讲，一个主要是讲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然后讲苏联历史上三次改革的机会，为什么会错失？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本来可以走下去的道路

　　在冷战时美苏双方对峙对抗了半个世纪，最后以苏联解体为终结。这件事发生以后，在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当中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和美国学者在一起开会他们总讲，现在我们可以把冷战的责任都推给苏联了。

　　说到苏联解体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分解一下，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要有一个区分，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原来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曾经在欧洲风靡一时。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社会主义道路又在世界上风靡一时。其实社会主义的出现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要发展的，都是要进入现代化的。怎么进入？原来有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恩格斯曾经总结过的那些资本主义实现原始积累的条件，黄金、奴隶贸易、殖民地等，都已经没有了。后进国家怎么实现现代化？于是人们看中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总结出来的是理论上的探讨，因为马克思毕生的经历其实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达到顶峰了，而它自己的内 在 的矛盾 ——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内部是无法解决的。只能靠外力打碎这个国家机器，构建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前期阶段。那个时候他设想的很简单，就是消灭私有制。但实际上实现马克思这个理想的，不是在马克思认为应该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基础是英国的经济，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但是，后来实践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恰恰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俄国。

　　于是，首次出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从逻辑上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清楚，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终结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终结。那么为什么苏联会失败？有很多说法，我想至少有一种说法是靠不住的，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过去很多人都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主要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

　　下面我谈谈我的看法，当然学者当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解释太简单了。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起这么大作用？这就使我们想起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话，关于 “出卖论”，他的大意是讲我们很多人在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 追根寻源的时候就说是因为某某人的叛变。“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的本钱就依赖于某个公民的忠诚上，那太可悲了”。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看中国自己的情况。历史上很多中共领导，有逃跑的，有叛变的，但中国共产党倒了吗？没有！把责任归结于某一个人，这样的解释是一种政治情绪，是一种发泄。不错，戈尔巴乔夫是有责任，面对危机他处置不当，把苏共失去政权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身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看法，不是一个历史的看法。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又会导致一个“接班人”的问题。这不还是把整个国家的希望、整个党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接班人的身上了吗？苏联解体的原因比这复杂得多。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这20年来各国的学者，包括中国、俄国学者从各个角度都进行过探讨，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民族等。确实有很多原因。我想换一个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问题不是到90年代人们才发现的，早就知道它有问题。那么你早干嘛去了？74年你都不改？所以我想探究、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苏共执政这74年当中，它发现了问题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人有病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治啊？等到治的时候已经晚了，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现在看苏联的历史，究竟这个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发现了问题以后有没有改正的机会，有没有改革的机会？有。我总结有三次。

　　二、列宁进行的转轨尝试：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命运

　　我们先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关于十月革命现在也有很多争论。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和我们原来的理解很不一样。我认为十月革命有它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种历史趋势，当时，俄国已经无法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列宁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其实他并不清楚。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列宁正在瑞士，他的整个思路跟马克思一样，就是要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搞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成功也有它很大的偶然性，包括列宁跟德国人的交易，要不然他回不到俄国去。当时正是一战，德国两线作战，很想跟俄国停战，然后去对付英法。俄国的临时政府没人敢签这个协议，德国后来找到了列宁，列宁说我要掌握政权，我跟你停战。结果德国人给了布尔什维克 2600万马克，用火车把列宁送回俄国去了，当时俄国正在通缉列宁。列宁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管别的，先拿下政权再说，然后再搞社会主义。

　　原来我一直不明白《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列宁非要签订这个和约，现在清楚了，就是因为原来他有过这个承诺。所以，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有很大的偶然性。

　　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原来列宁也没有想直接搞社会主义，但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通过让布尔什维克掌权，所以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这个时候，单独跟德国讲和了，遭到 14个国家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或者叫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就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没有货币，没有流通，一切都是配给制，是为了在战争的环境下来应付危机。

　　十月革命后在农村的政策，就是消灭个体户，搞集体农庄，特别是搞公社。但是到了 1921年内战胜利了，把14国的武装干涉都打败了，白匪也给镇压了。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政权危机不是来自国外帝国主义，也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动派，而是来自国内的工人和农民。13个省农民暴动，为什么？因为把他们的粮食都收走了。所谓余粮征集制就是粮食征集制，根本不管是不是余粮，是带着机关枪下去收的。于是农民起来反对，跟着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过去书上都说这是叛乱，实际上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核心人物都是工人。虽然把这个事件镇压下去了，但是列宁看到核心的问题，就是工人反对我们，工人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是一次政治危机。所以列宁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策，搞新经济政策。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机会，第一次改革。

　　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实很像我们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就是在农村包产到户。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鼓励独立农户，解散集体农庄和公社，在城市恢复商业，恢复个体工商等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现在俄国出了四卷本的档案，有关的档案材料已经非常丰富，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开始布尔什维克的认识很简单，必须得退一步，不让步这个政权就没法维持。对工人让一步，对农民让一步，对城市的手工业者让一步，所以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但实际上到 1923年，列宁写《论合作制》那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很可能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找的那个制度，就是通过合作制，来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但列宁去世 得 比较早， 1923年写完文章以后他基本上管不了什么事儿了。谁比较理解他的想法呢？是布哈林。布哈林按照列宁的想法，提出了很著名的口号——“发财吧”，后来受到斯大林的批判。

　　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包括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新问题。那时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划。没有人对市场经济，对市场管理、价格等问题有研究。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双轨制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商品荒的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后来又出现了 1927年的谷物危机。面对这么多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两种方式，一个是继续往前走，一个是往回走。但改革又与俄共的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了。

　　列宁去世的时候，斯大林只不过是一个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这个总书记原来的地位是很低的，总书记就是总秘书，整理整理文件，发发通知。即使是这样，列宁也有担心。列宁他说斯大林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合适？请中央同志们考虑。斯大林这个人很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但是他性格粗暴，在这个位置上未必合适，希望同志们在一定的时候把他拿下来。斯大林非常聪明，他就挨个儿 地 征求意见，其实最早他的对手是托洛茨基，他联合所有的领导人，先把托洛斯基干掉，又联合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干掉，这个时候就面临跟布哈林的争夺了，冲突就是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布哈林提出来要继续搞新经济政策，谷物危机的问题不是富农囤粮，是价格问题等。布哈林从改革的角度考虑问题。

　　斯大林说不对，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样一争论到1929年的时候，他就把布哈林打下去了。从党内当时多数干部的思想状态来讲，是支持斯大林的。因为阶级斗争、消灭商品等观念，对很多党员来说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跟商品是两码事，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商品呢？搞公有制，怎么能允许有小商小贩？所以斯大林认为，只要重新搞这个集中，这些问题都可以由国家全部解决，不用考虑这么多复杂的问题。

　　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 1930年开始，到1933年大规模推行全盘集体化。苏联的集体化推行是费了很大劲的。当时苏联搞了好几年， 死 了多少人哇！农民不愿意，不愿意怎么办？是富农的，举家搬迁，都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用火车把几百万人送到西伯利亚去，剩下贫下中农搞集体农庄，贫下中农没有财产，因为集体化就有财产了。还有整村整村反对的，最后斯大林派飞机、大炮过去，不搞集体农庄就炮轰村子，集体农庄实现了。集体农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农业给工业提供资金。搞工业化必须有积累，但是原来那些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现在社会主义都得不到了。所以没别的办法，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搜刮农民。农业先给工业积累资金，然后等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再投入农业，这就是斯大林的思路，斯大林有一个理论叫做 “贡赋论”。所以1933年集体化完成，开始搞工业化，到1936年工业化完成。这样一种工业化当然就是国有化，再加上计算、计划，实行计划体制。到了30年代的时候，苏联确实实现了工业化。

　　三、 斯大林面对改革机会：时代发展及环境变更创造的机遇

　　这个时候正好赶上西方 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苏联人非常得意，全世界人都看到，说苏联经验好啊，美国那边一片萧条，资本家全跳楼了，这边工业化一下起来了。当时没有仔细分析它的代价问题、成本问题等。看现象，这个社会主义搞得好，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来讲，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从此资本主义吸取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的内容，像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在一些重大的项目、重要的领域，国家直接干预，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

　　所以到这个时候，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再到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也就是斯大林的模式就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和1918年到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极其相似，实际上它是一种战时的体制。经济学学者对这方面的分析更全面，更透彻，简单地讲就是集中，资源调配很有优势。所以国家干大事的时候，其他可以不发展，具体说就是发展军火，发展重工业。其实到了3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矛盾也开始积累，但是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就是战争威胁。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挽救了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比较适合于战争，英国到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也搞战时体制，但是这种体制不适合长期的和平环境下的建设。

　　到了战争的时候，人们就有一个误解，认为如果不是斯大林体制，苏联怎么能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史学界很多人有这种看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巧合。因为战时体制可以临时建立，不能因为它适合于战争，正好战争发生了，就认为这种体制是成功的，它只不过是巧合。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苏联战胜希特勒也不完全是靠这种体制。

　　它有很多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反抗。希特勒打进苏联的时候，整村整村的农民反叛了，他们不愿意再受集体农庄的压抑。所以很多人给德国人引路。而且客观地说，苏联的胜利，美国的物资援助有很大的作用，苏联打仗不全凭自己的武器装备。

　　斯大林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完全知道，斯大林是何等聪明的一个人。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就是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机会。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苏联的第二个机会就是二战。

　　对二战后的情况，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整个国际环境。斯大林的苏联原来是很孤立的，但是在战争当中受益匪浅，就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苏联跟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结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国际格局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大家都承认苏联了。这个时候斯大林看到一个机会，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解散共产国际。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解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都蒙在鼓里，不知道。斯大林一道命令，几天之内解散共产国际。

　　1943年是欧洲战场转折的时候，三月份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了，苏联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形势开始好转。斯大林这时想到的是战后的安排，因为战后他决定要跟英美合作，要跟西方合作。而共产国际的口号就是要搞世界革命，把资本主义统统消灭光，人家怎么和你合作？所以他一定要解散共产国际，然后就跟美国谈。你看战后的国际体系，其实是苏联和美国共同缔造的，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

　　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构建了战后的国际体系，而苏联正是缔造者之一，它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制造者。所以它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什么规则？就是和平共处。这个时候在国际上已经有这么一个客观的环境，客观的条件允许他这么做，所以斯大林采取了联合政府的政策。因为他答应美国人，你把东欧划作我的势力范围，我保证东欧不搞一党制，搞选举制，公平投票。所以苏联红军打进东欧的时候，那些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共产党开始非常高兴，说现在我们该掌权了，苏联说不行，你立刻建立农民党，自由党什么的，没有也要组建，要搞多党制 。这样美国才能接受这个势力范围。1945年到1947年的时候东欧都是多党制，都是在苏联的培植下搞起来的。

　　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劝说共产党放下武器，进入政府。法国共产党那会儿很厉害，掌握了 50万武装力量；意大利共产党掌握25万军队。斯大林就把法共领导人、意共领导人叫到莫斯科，让他们放下武器，加入政府。再就是希腊，希腊共产党马上要夺权了，斯大林说不行，因为希腊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当时希腊是斯大林答应给英国的，所以共产党必须得加入政府。中国也一样，1945年日本一投降，毛泽东连下几道命令，命令新四军占领东南各大城市，然后中共任命了江南五省的省长，上海市、南京市的市长。另外华东局打报告要求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请新四军配合，里应外合，拿下上海。毛泽东当即批准，立刻执行，说别的地方也可以参照这样去办。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说苏联不让他革命，就是斯大林给他来个电报说不行，你马上去重庆谈判，建立联合政府。

　　这是当时斯大林从外交的角度考虑的整个一套方案，他的整个的思路就是放弃世界革命。

　　从苏联国内来讲，也确实有这样一种诉求。原来苏联是个封闭的社会，老百姓不知道外边什么样。结果二次大战一打，几百万苏联红军一下 子 到了欧洲，这下开了眼了。说咱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不如资本主义，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不如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确实让苏联人感到心态不平衡，这种反差当时对社会的影响特别大，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变了，我们搞了 20年社会主义，结果还不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党内也有一批人要求改变以前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派的那批人。

　　到1946年的时候苏联确实很有可能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至少苏联的领导人在考虑这个问题，客观上也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条件。但是，后来发生了两件大的事情，阻断了苏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道路。第一件大事是旱灾。这次旱灾在欧洲是百年不遇的，当时苏联非常惨，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现在档案全公开了。所以为了度过这个困难，还得用原来的手段，搞征粮，强化集体农庄。不得不走回头路。而且除了要解决自己国家的饥荒的问题，还得解决东欧国家的问题，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些国家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没办法，还要去救济东欧国家。

　　再一个就是冷战的出现。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我简单地讲。美国现在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冷战就是苏联，是斯大林造成的，为什么？他的逻辑特别简单，他说苏联是一个内陆国家，内陆国家要发展必须有出海口，所以苏联必然扩张。第二，苏联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要搞世界革命，所以必然扩张。因为扩张引起了西方的恐惧，所以西方采取遏制战略，这样冷战就发生了。这个看法完全不顾事实，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它的前提就错了。

　　首先，斯大林在战后基本上解决了出海口的问题，因为波罗的海他已经拿到手了，西方也承认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归属苏联，也承认芬兰一部分领土跟苏联的交换，再加上他跟蒋介石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旅顺口交给苏联，所以太平洋的出海口也解决了。唯一没有解决的就是黑海的出海口，虽然不满意，但是跟土耳其也有协定，这不是大问题。所以，出海口问题在雅尔塔体 系 的框架内基本上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满足了苏联安全的要求。

　　第二就是世界革命。实际上斯大林那会儿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他已经解散了第三国际，所以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了。根据现在公开的材料看，其实斯大林这个人非常现实，他知道苏联的力量远远不如美国，他怎么可能跟美国搞对抗？再一个，他对战后的安排，雅尔塔体系是非常之满意。他怎么会主动破坏这个体系呢？不可能的。

　　斯大林不会主动去破坏这个框架，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西方的恐惧呢？是斯大林的心态和做法导致的。什么心态呢，斯大林知道自己虚弱，但是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虚弱，其实我力量很弱，但是我外表要非常强大，所以他干了几件特别傻的事情。一件是因石油跟伊朗的争端；一件是与土耳其的争端，是因为黑海舰队要通过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还有一件是希腊共产党武装起义，虽然希腊共产党起义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背后支持的，但西方误解为是苏联的意图。

　　这三个事件都是苏联在虚张声势，在西方的强硬态度下苏联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让西方国家非常担心。

　　这样就出来了杜鲁门主义，美国人开始认为，如果照苏联这样干，整个欧洲就会纳入苏联的铁蹄之下，所以就以希土危机为由，杜鲁门发表宣言，这是 1947年4月，杜鲁门宣言现在也被看作是冷战开始的标志之一。跟着出了马歇尔计划，美国想来拯救欧洲，因为它非常担心。1946年的时候欧洲一片狼藉，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没有煤。伦敦，巴黎，都冻得够呛。当时欧洲人特别担心共产主义势力会乘虚而入，美国也担心。所以马歇尔 任 国务卿以后制定了一个援助欧洲计划，叫马歇尔计划。但苏联也是欧洲，东欧这些国家都属于欧洲。西方国际在底下商量说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把苏联给甩出去，美国不能再援助苏联呀。

　　但是斯大林不知道这回事儿，这个计划一出来，斯大林立刻让莫洛托夫，让经济学家研究马歇尔计划，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得出的结论是，马歇尔计划按照《资本论》的说法就是资本过剩，有钱没地 方花了，所以美国现在要到欧洲发贷款。这正是咱们的机会，咱们应该争取美国的贷款来发展苏联的经济。所以苏联给东欧各国共产党发电报说大家都到巴黎开会要钱去，结果一到那儿发现人家根本就不想给他，莫洛托夫带了100多人到巴黎跟英法谈，感到谈不拢，说你要援助可以，你拿这个钱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源？你都得亮出来。苏联认为钱没到手，情报全泄露出去了，不行。苏联提出搞一个一揽子计划，你就给我多少钱，到时候我连本带利还给你就行了。但美国不同意。

　　这个时候斯大林得到了克格勃的一个情报，在巴黎的苏联间谍窃听了法国外长和英国外长 的 谈话，核心内容是怎么设法把苏联给排除出去。斯大林一看说算了，这个钱根本就要不来。最后苏联、东欧国家都没有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件事给斯大林敲了警钟。回来以后，从 7月到9月斯大林开始筹备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又回归到原来的道路上去了。

　　跟着就不但在国内加紧了原来战时经济体制的推广，而且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在东欧各国搞苏维埃化，就是 1948年到1952年，整个东欧全部走上了苏联的道路。到了1952年的时候，除了苏联，又有一批国家走上了苏联的模式，而斯大林也彻底放弃了有可能出现的改革的机会。这就是到斯大林去世前的状况。

　四 、赫鲁晓夫的新方针：苏共二十大对旧体制的大胆挑战

　　第三次机会，就是斯大林去世后。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过去都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其实很多史实过去我们是不清楚的，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了。

　　斯大林晚年的时候，苏联社会已经非常紧张，特别是到 1952年以后，他人也老了，疑心病很重，连续制造了很多事件，如格鲁吉亚案件、犹太医生案件等等。而且从苏共十九大以后，苏联就没有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不开了。有什么事儿都到斯大林别墅去商量，他想叫谁就叫谁，根本就不管那个名单。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有一段非常形象。斯大林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般是九点以后，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天晚上在家等着电话，不知道今天晚上斯大林是不是召见，电话一响心里就哆嗦，为什么？召见，晚上可能就回不来了；但不召见，是不是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了？就是说连斯大林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休克了。现在关于斯大林之死，苏联有很多猜测，是下毒还是什么，其实我看都不是，就是不积极治疗。苏联档案现在全解密了，包括斯大林的治疗过程。斯大林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 11点起床，一拉铃，保姆给送洗脸水。结果那天11点没响，一直等到中午，还没动静，就打电话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全叫来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几个人来了，一看，斯大林已经倒在地上了，这几个人就围着他转圈，谁也不说话，说开会商量商量。到下午才派医生来。据我看不是什么下毒，就是他们不想让他醒过来。而且到了3月5日的时候，斯大林还在克里姆林宫躺着呢，这边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重新确定苏联领导人。又恢复了11个常委，列了名单，最后一个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回到外交部，贝利亚重新拿回内务部，赫鲁晓夫掌管书记处，这几个人就都分了，分完了到那屋再一看斯大林没气了，这些人才踏下心来。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政策立刻开始发生变化。莫洛托夫回到外交部的第一件事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方案。后来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苏联领导人就让他参加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让他回去以后跟毛主席讲，我们要结束战争，原来斯大林的路线有问题，我们不能老打仗。周恩来说不行，毛主席一月份刚在全国人大发表的宣言，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一直打到把美国赶出朝鲜为止。现在我们没法停，这个弯转不过来。赫鲁晓夫说，转不过来也得转。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让周恩来带回来了。朝鲜战争后来就是这么停的。

　　接着马林科夫发表了演说，讲和平共处，其实战争不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有核武器的状况下，大国之间应该避免战争。1953年6月德国东柏林发生了骚动，贝利亚处理这个事件时，决定放弃过去惯用的镇压手段。还有包括改革农业方针，改革干部路线，这都是在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出现的，而此时恰恰赫鲁晓夫是最没地位的，他排到第五位。所以说对斯大林路线的转变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意愿。

　　当然，赫鲁晓夫后来利用很多手段搞掉了贝利亚、马林科夫这些人。

　　说到批判斯大林的问题 ，当时中共非常反感，但现在看来当时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是整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因为所有的政治局记录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并且他们当时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那会儿大清洗的时候斯大林抓的人太多了，开始这个罪名也没敢往斯大林身上推，都推给贝利亚了，说全是他搞的。1954年成立了平反委员会，当时主席是莫洛托夫，到1955年的时候他们找到那么一个材料，说明是斯大林亲自干预和指挥了清洗。这件事在政治局引起很大的轰动。最后平反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 ， 认为 ：第一，斯大林是完全知情的 ；第二，很多人都是他批准杀害的 ；第三，使用肉刑，至少有两次是斯大林亲笔批的。这些证据拿到了，政治局开会讨论怎么办？后来赫鲁晓夫说，这个事儿我认为应该告诉全党，必须告诉全党，我们不能再蒙蔽党员了。有些人像莫洛托夫等人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动作太大，以免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

　　所以到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的问题暴露出来，其实是整个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决策，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行为 。其他的政策也是这样，像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后来 “九评”的时候中共说从二十大起苏共就开始搞修正主义，中共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对苏共二十大中共是非常赞成的，你可以把苏共二十大的文件和中共八大的文件做一个比较，几乎一模一样。所谈的问题 、方向 、 观点，甚至采取的措施都很像。你看毛泽东当时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写的经济发展纲领很相似。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共 195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后，面临一个将来怎么发展经济的问题，苏联也面临这个问题，两者的处境很相似。对外政策也是这样。比如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奠边府大捷之后，越南共产党觉得继续打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了。当时周恩来跟赫鲁晓夫谈，认为不能再继续打。当时的情况是法国人支撑不住了，他们想请美国人干预，如果再打下去把美国引进来怎么办？中国不可能再来一次朝鲜战争。所以在日内瓦说你们停了吧，范文同不同意，周恩来就直接坐飞机到了柳州，把武元甲和胡志明找来谈了三天，做工作。最后日内瓦协议达成的条件是以北纬17度线为界，把南方的解放区让出来，而北方的大城市，像河内 、 海防，法国让出来。这就是中苏共同努力的结果。中苏对待马来西亚共产党革命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1954年10月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合给马共中央发了电报，说现在已经不是革命时代了，你们要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参加政府。这是当时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一个共同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我看来，这个时候苏联很可能完全走上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中共和苏共是比较配合的。但后来发生了问题。

　　到了 1957年底，中苏之间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当时形势大好，苏联连续三年农业大丰收，苏联最头疼的就是农业问题，只要有饭吃了，心里就有底气了，再加上工业的改革。还有，1957年底的时候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潜艇下水，美国人都没有做出来，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狂欢 ， 说现在我们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 上 讲，现在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 下去 ，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时候中苏之间发生了分歧，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现在力量这么强大，我们就 不 必通过战争的手段战胜帝国主义，我们跟他谈判，通过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力量的对比，就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恰恰相反，说既然我们这么有力量，我还跟他谈什么？跟他打就完了嘛！说敌人不打就不会倒下去，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

　　波匈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苏联一直是领导的党，一直是老大哥，中国什么都听苏联的。但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时太莽撞，他在作秘密报告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当场有两人就休克了。底下基层党员的讨论就更是吵得一塌糊涂，最后不得不派保安部队来维持秩序。可以说引起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的动荡、混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认为斯大林还要肯定，尽管他犯了很多错误。这篇文章令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赞叹不已，刊登这篇文章的《真理报》一卖而空，接着印了几十万小册子作为党内学习文件。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苏联印了 100万册，全党学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原来都是各国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苏联共产党开始 学 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了。再加上处理波匈事件时，中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又请周恩来去华沙 、 布达佩斯 、 莫斯科穿梭外交，最后平息下去了。原来斯大林跟毛泽东是有一个君子协定的，苏联共产党管欧洲的事儿，中国共产党管亚洲的事儿。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亚洲的事情管得不错，而欧洲苏共管不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要由中共负责？当然那时候经济上中国是靠苏联帮助，但是政治上完全是中国帮助苏联。所以这个时候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 苏联的经济、科技有很大的优势，苏联不能放弃它的大国的地位。

　　就是这样一些原因引起了中苏分裂。当然中苏分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发展道路起了一个致命的影响。

　　分裂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苏之间在争论，谁的看法、谁的观点、谁的立场是正确的？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才有资格、有权力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从 1960年开始双方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从现在看，包括“九评”，当时占上风的肯定是中共，因为中共引用的都是马恩列斯的经典原文，那些经典文章的出发点和当时中共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而苏联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不能老搞革命，老搞战争，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认为要和平发展，要和平共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少说这种话，时代背景不一样 呀 ，所以你看苏共的文章，引用的马恩原话经常是牵强附会的。在政治上苏联人处于下风。

　　这样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党内的整个看法受中共的影响，这也是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外交上也是这样，因为中共当时的一些做法，比 如 说炮击金门等，都是比较刺激国际局势的，按毛泽东的 说法 就是刺激刺激有好处，给帝国主义捣乱，你不能让它安生，安安静静怎么行？那就没有革命气氛了。苏联就希望不要闹了，咱们踏踏实实搞建设就行了。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共说苏联就是怕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就要证明苏联不怕帝国主义， 就要有所行动， 比如 U2飞机事件，比如柏林墙。他想搞和谈，通过和谈、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是又不能放弃武装斗争的这种手段，因为中共总指责他。所以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就越来越下降了。到1964年搞了政变就把他弄 了 下来，接下来就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

　五、苏联错失三次改革（转型）机遇的综合原因

　　勃列日涅夫的很多做法都恢复了斯大林的体制。支持各国武装斗争，到处撒钱。越南、朝鲜原来都是苏联不管的，亚洲的事务由中国负责。但是 1965年以后，勃列日涅夫就直接插手越南问题，当然这也是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

　　所以，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状态，当然表面上没有声张。周恩来1964年11月到莫斯科，当时苏联想恢复关系，中国也不想跟苏联闹下去。但是，中国有个条件，就是你苏联要当面承认错误，苏联的脸下不来。当然谈不拢。后来又发生了马林诺夫斯基事件。马林诺夫斯基是苏联国防部长，他开始跟中国关系挺好的，他公开讲话要对帝国主义斗争，要勇敢，不怕死。周恩来非常高兴，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谈 得 很好 。下来就喝酒，马林诺夫斯基喝多了，话就多了，他说：其实中苏之间根本就不应该分裂，咱们都是非常好的同志，就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合不来。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干下去了，你们回去把毛泽东干下来就完了。周恩来一听，马上带领所有人离开了会场。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带人登门谢罪，说是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周恩来说，那是酒后吐真言。你必须自己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苏联不可能接受。所以中苏就彻底分裂了。

　　中苏分裂的后果，除了遏制了苏联的有可能向改革的路子发展的方向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后果。就是给 国家 安全造成了威胁。本来中苏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边界问题，没有什么安全的问题。但是现在中苏两党分裂了，很快就导致国家利益的冲突，就是边界事件。包括 1962年的伊塔事件和几千起沿着边界的冲突，特别是珍宝岛冲突，一仗打下来双方都紧张起来了。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给自己构成了威胁。苏联也赶紧往亚洲调兵。这样，本来是和中国一块对付美国，现在中国与美国走到了一起，苏联不得不对付中国和美国。这对苏联的国力损耗非常大。当然后来还有阿富汗战争。这也是对苏联国力消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苏联的解体，从经济的角度看，中苏分裂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样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基本上又回到原来的道路上，而且勃列日涅夫一直执政了 20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板结化，越来越官僚化。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想改，已经晚了，根本就改不动。

　　我今天讲的是大概的苏联历史，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苏联共产党在它执政的74年当中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机会，在有可能实行改革，或者实现社会转型的时候，没有搞起来，没有抓住机会，或者抓住了很快又放弃了。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原因，一个是党内的理论认识问题，认识不清楚，党的干部的传统观念不改变的话，很难实行改革 。要想搞改革，你党内普遍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旦进入盲区、误区的话，很难走出来。再一个是党内的斗争，这就涉及到领导人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有时候适合改革，有时候不适合。像冷战在外部给斯大林造成了一个困境。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没有走出困境，没有改变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没有改革，没有及时地转轨。

　　我想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将来能不能走下去。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就是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按说这不是我研究的范围，我是研究已经发生的事情，未来怎么样不是很清楚，我也很难做这种判断。但是从历史的经验看，我有一种感觉，我认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实际上从 18 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都在选择。有的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但是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没完没了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分析得非常透彻，完全自由化的经济是不行的，那么它要吸收社会主义的 成分 。同样，这 100年来，社会主义走过的道路，也有问题。太僵硬，太主观化，为什么？没有市场的因素。所以60年代在苏联出现了一种理论叫做“趋同论”。所谓“趋同论”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吸收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中又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当然这不是我这次讲的主题，但我觉得逻辑上得回答这个问题，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画上一个句号。

　　我的报告就讲到这里。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根据沈志华2010年4月17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0年第4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

原载1945年8月25 日重庆出版的〈民宪〉2卷3期13页

英人威尔斯（H.G.Wells ）撰预言小说数种，所料多奇中，以此为世所称，盖据事理推测，非有神术。昔梁任公先生於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亦曾撰新中国未来记小说，预言其后六十年中事，虽仅撰成数回，而所期必者固多成事实。世乃鲜注意之，何任公之不幸也！

未来记预言之已验者。一为民国成立，一为南京建都，一为俄国革命，一为匈牙利独立。其转瞬即将完全实现者则为菲律宾之独立。而未来记谓一九六二年值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纪念，尤饶兴味，是年非适为民国五十一年乎（未来记中之民国成立，在维新开始之后，一蹴而致共和，任公所不料，实际之民国成立，可即视为未来记中之维新开始。）

预言之不验者。一为光绪帝还政於民，并被推为第一任大统领。（未来记中之罗在田，即光绪帝。罗为爱新觉罗之省称，在田为戴（水旁加恬）之叶音。）此所料，使帝不早死，未始不可实现，因帝之死，局势遂尔全非。然辛亥革命之终结，仍系以和平方式移转政权，是非全不中也。一为民国成立之前，有南方各省之自治，而广东自治在南方各省中又为最先。此虽与后来事实不符，然辛亥革命，确是发自南方各省，而辛亥春广州之役，实为是武昌首义之先声，又国民革命亦并以广州为基地，自南而北。南方各省，特别广东之为改革策源地，任公固已见及，所料未悉误也。一为宪政党之完成建国大业，此亦与后来事实不符。然立宪党人於民国之成立，并非无功。其请开国会运动，实予清廷以重大打击。辛亥革命，立宪党人多参加民军，躬兴发难。则亦不能谓任公之希望尽成泡影也。一为中俄战争。此由日俄战后，日本取俄国在辽东之地位而代之，中国所患者为日而非俄，故亦未成事实。九一八后之日本，即庚子乱后日俄战前之俄国。若以当前之中日战争，视为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任公之推测，仍可认为是也。（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列在二十世纪之五十年代，亦恰相合）。

预言之可验者。一为在中国举行“万国太平会议”，商组“万国协盟”。一为中国语文普及世界。案吾国已跻於四强之列，而最近将来之世变实多。以后在华举行新的联合国会议，商组新的世界和平机构，非不可能。或即在任公预期之一九六二年时现，亦未可知。又据语言学者之研究，中国语确有成为国际语言可能。（国讯三六七期张公辉未来的国际语言）且法国已有将中国语言列入中学课程之计划。（三十四年四月六日大公报）是吾国语文普及世界，亦将成为事实也。

总之，任公之预言小说，即任公之建国方案，自光如炬，令人景仰。实非威尔斯之纯文人姿态出现者，所能企及。吾人於任公之预言，可验而尚未验者，能不加倍努力以求其验乎！？

《云孙随笔》跋

“云孙”取“云门公之孙”意，乃先父喜用之笔名，后复以为号，间用“云深”或“云荪”。如“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我所知道的费巩”在《青年生活》这一刊物上发表时，均署名为“云深”。柳浪先生时主该刊笔政，当能忆及。检先父遗物，见其中晓峰先生一山先生来函，称先父为“云荪”或“云孙”，盖友人亦习用之矣。

《云孙随笔》散见于四十年代报刊，历经沧桑之变，老屋所藏已荡然无存，而此一时期特别是抗战时后方之出版物殊难再得，仅能凭记忆所及，并据多种学术文献索引所收先父著作篇目设法查找。幸近年来图书馆放宽对阅览旧存报刊之限制，经多方搜寻，数年间居然觅得四十则。

现查得之《云孙随笔》，首见于《经世季刊》二卷三期 (1941年4月70日在重庆出版)，包括“张江陵游衡山年代”等四则。其后见于《国论》 《责善半月刊》 《民宪》者又得三十一则。 1946年7月30日至8月3日，经世日报连续发表“大成教之远源”等五篇《云孙随笔》后，未再有所见。

随笔篇幅不大，然如言之有物，确有见地，其价值实不可低估。先父对古代笔记杂谈，一向重视，收集甚广；近人著作如徐氏兄弟之《凌霄一士随笔》，亦屡被称道。《云孙随笔》盖酝酿已久，确有所闻见并有感始发，然亦需有识者会心，始能跃然于纸上，果首发于《经世》复终篇于《经世》，固有其因矣。《经世》前后曾以多种形式问世，1946年7月13日更在北平发刊日报，而主其事者始终为萧一山先生。萧先生崇尚经世之学，盖因痛感当时民族之衰弱，国危家倾，实与世风披靡浮华相关，意欲以此洗汉唐宋明二千年之遗毒，而先父亦同此感受，并均为欲以书生问政者，共其始终，固亦宜也。他如责善半月刊主笔政者为顾颉刚先生，《民宪》主笔政者为左舜生先生，均深知先父并均为随笔之爱好者；当年，顾先生之“浪口村随笔”，左先生之“万竹楼随笔”与“云孙随笔”在此两刊物上交错发表，亦一文坛佳话也。

陶世龙 1994 年 9 月 5 日

转自中工网2015-06-16来源：深圳特区报

　　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约翰在英国泰晤士河的兰尼米德草地被迫签署了《大宪章》这份宪法性文件。这份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法律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确立了“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则。 （资料图片）

　　与同时期的封建法律文件相比，《大宪章》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份政治协议，还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而且借用成文法的程序和形式，强化了它的契约性特征，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

　　英国的大宪章对世界的影响仅次于它的语言与文字，它为1628年的《大抗议书》、1679年《权利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过美国《独立宣言》的执笔者。

　　一

　　800年前的6月15日，在英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英国国王约翰被迫与25名男爵签署《大宪章》，这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人们试图用法律的形式限制王权的第一次尝试；这一法律文书对英国后来政治生活乃至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经常有读者这样发问：一种比较好的制度是设计出来的，还是生成出来的？愚意以为，不必将两者截然分开。不同的国家无疑有着不同的习俗与文化的生成经历，有着不同的政治博弈与制度变迁。任何成功的政治家之于制度的设计，既不是心血来潮，凭空想象，亦非仅仅为现实所左右，只顾眼前的利益，亦步亦趋，疲于应付。如何步入长治久安之道，才是他们始终关注的目标。自近代以后，这个长治久安之道不是别的，就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讲民主，不讲法治，就会乱套；如果只讲法治，不讲民主，就容易流于李悝、韩非子似的法家之治，那是治民，而不是民治。

　　1215年6月15日，在镇压贵族反叛中失利的英国国王约翰被迫与25名男爵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全文共63条，规定：国王征税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同意”，意即需要获得贵族会议通过，贵族与教会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全体自由民享有自由权。其中第39条格外引人注目，曰：若不经“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命我等群起而攻之和肆意讨伐”，意即国王无权随意决定臣民的权利，而且对于侵权诉讼，国王必须依照“正当法律程序而非强力做出裁决”。《大宪章》还规定，如果国王违背自己的诺言，贵族们有权拿起武器来反对国王的统治。

　　有关资料表明，那些向英王造反之后再与国王签订契约的25位男爵们除了他们起草的《大宪章》之外，当时还带了一份稿子，是诺曼底王朝的第三代国王亨利一世于1100年颁发的《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共14条，《大宪章》里的63条其实就源于此，《大宪章》的新意不多，男爵们不过是把《自由宪章》的主要内容再次重申而已。

　　有人统计，从约翰签字，到1297年爱德华一世时，这份特殊的文件被重申32次，不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约翰王》没有提到这个重要文献，不知何故，直到17世纪，在柯克大法官的引领下，《大宪章》重新成为重要的政治文件，其重点已不再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司法权与王权的斗争，唯其如此，《大宪章》才以新的面貌，赋予近代宪法的意义。

　　英国的《大宪章》之所以能如此生猛地问世，还与盎格鲁-诺曼王国的形成息息相关，也离不开此后一个半世纪英国王权与贵族之间时而合作时而斗争的复杂历史。

　　二

　　1066年，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病逝，虽然他曾承诺海峡对岸与自己有微弱血缘关系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继承王位，但贤人会议推举戈德温家族的哈罗德继位。强悍的威廉公爵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渡海入侵英格兰，激战黑斯廷斯，哈罗德全军覆没，威廉直取伦敦，清除艾德温、莫卡伯、赫里沃德等贵族的反击，贤人会议不得不把他拥戴为王，即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是他开启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的时代。同年，为了争取教会与贵族的支持，威廉签署“王冠宪章”，承诺通过制定正义的法律，禁止掠夺与不公正的审判，“用正义统治人民、把国王的一切供给人民”，十字军东征期间，由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起草《耶路撒冷审判书》，规定各国国王都要服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决议，使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英国贵族多了一个与王权的专制做斗争的法律武器。1100年，亨利一世颁布《自由宪章》，不仅保证教会的自由与贵族的继承权，并限制国王对贵族家庭的妇女婚姻权力的控制，还有国王不得随意征税等。

　　1075年，威廉还在英格兰民众的支持下，一举镇压撒克逊首领沃索夫在英格兰中部与威尔士边界发动的反叛，平定英格兰全境。1086年，威廉一世派员普查《土地调查清册》，了解封臣的收入与社会结构，英国人民称“末日审判书”，同年8月1日，威廉一世在索尔兹伯里召开效忠宣誓会，要求英国所有领主行臣服礼，保证永远效忠，史称“索尔兹伯里誓约”，威廉一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关系比较和谐。

　　威廉一世推行中央集权，办法很多。他取消前朝多数伯爵领地，新封十几个伯爵，无封地，不得干预地方政务，郡长后来全部由诺曼男爵担任，不世袭，随时被国王撤换。为了税收与监督地方，还委派各类专员巡查各地。只保留英格兰两家贵族的城堡，诺曼贵族的城堡遍布各地，到1100年，有500个城堡分布英格兰要冲，对诺曼贵族的城堡同样监视，宣布所有城堡归国王所有，贵族只是名义上的“管理人”。用苛刻的法律保护征服者，参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写出成文法，作为各级法庭办案的依据，针对英吉利人的敌意与征服者人数过少，保护诺曼人。根据诺曼底制度，实行分封制，贵族仿效。

　　威廉一世的长子罗伯特无力统治整个王国，1078年还卷入一系列阴谋，在一次战斗中，还亲手刺伤父王，威廉就把诺曼底公爵封号、封地给他，把王冠与英格兰给次子威廉鲁夫斯，即威廉二世，把王国的最高统治权一分为二，贵族面临对两个主子效忠的问题，有些为难，威廉二世是同性恋者，终生未娶，但很有手腕，先对叛乱的贵族进行分化瓦解，对于能悬崖勒马的贵族不但不加追究，还答应给他们尽可能多的钱或者土地，对于土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答应给他们更加公正的司法，对于坚持要一条道走到黑的那些贵族，则坚决镇压。

　　威廉二世大败罗伯特不久就死了，威廉一世的另一儿子亨利继位，史称亨利一世，鉴于大贵族经常叛乱，提拔出身平平的新人，在地方政府行使行政与司法特权，遏制旧贵族，从1102年开始，统治30多年，相对和平，撒克逊人不再把他看成异族统治，跨海而治空前好转。

　　三

　　亨利的王储落水，他想传位给公主玛蒂尔达。玛蒂尔达很傲慢，亨利还把她嫁给安茹伯爵，英国贵族们更不服，玛蒂尔达与斯蒂芬的争斗与内战，使王朝纲纪荡然无存，民不聊生，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合作破裂，多数贵族恢复法律裁判权，拥兵自重，斯蒂芬在位十年，勉强支撑。

　　玛蒂尔达之子亨利二世继位后，接领安茹帝国，欧洲大陆的领地不亚于法兰西国王。他革故鼎新，强化集权，遏制贵族，收回大贵族占领的王室领地，恢复中小贵族领地，取消由威廉一世创建的封建骑士军队，雇佣军制度，1181年颁布《军事敕令》要求各类臣民均要准备武器，以备国王征召。多国之主，应接不暇。坎特伯雷大主教敢向国王发难，与亨利二世王权的斗争达到高峰。

　　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德一世不安分，好战，为争夺王位继承权，发动叛乱，反对父王，与法王菲利普联合大败父王，1189-1199年在位，十字军东征，史称“狮王”；立大弟之子、布列塔尼王子约瑟为继承人，但幼弟爱尔兰公爵约翰背弃诺言，捷足先登，攻打英格兰，捕约瑟，1199年取得王位。

　　约瑟为夺取王位，讨伐约翰叔叔，兴兵入侵诺曼底，被约翰大败，约翰将亲侄约瑟阉割，激怒法王，宣布没收约翰在法国的领地，发动战争，结果约翰惨败，接连失去诺曼底、安茹、曼恩、波瓦图等领地。对法战争接连败北，还干涉选举坎特伯雷大主教，被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开除教籍，威信扫地。常年的征战，使贵族与民众深受其害。约翰推行专制，违背亨利宪章，引起教会与贵族群起反对，起兵讨伐约翰，使约翰无法招架，为了保住王位，只好咬牙切齿地在《大宪章》上签字。如果不是约翰当时的狼狈境遇，他肯定不会在条件苛刻的《大宪章》签字。他还是想找机会废除它，不料在次年的内战中病故。

　　在历史学科里，还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投入越多，彼此的认识分歧越大，对中国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如此，对800年前的英国《大宪章》也是如此。

　　四

　　《大宪章》的实质是什么，如同怎样看待约翰的作为一样，中外学界还有争议，而且如隔参商。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封建贵族的意志，反映的是贵族的利益和要求（钱乘旦、陈晓律）；有人则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权的基本精神，人权不仅包括积极的权利，还包括消极的权利，影响及于后世。《大宪章》的诞生，宣告了人权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人权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篇幅虽小，却是西方宪法主义的源头，成为后世立宪政府的重要文本（李世安，阎照祥）。我的认识倾向于后者。与同时期的封建法律文件相比，《大宪章》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份政治协议，还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而且借用成文法的程序和形式，强化了它的契约性特征，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

　　英国的《大宪章》自1215年6月15日签订至今，已整整800年，今天的英国早已不是咬牙切齿的英王约翰所面临贵族与王权的对峙状态，当年的敌对国法兰西后来也成为《大宪章》的受益者，不列颠的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尤其是如此。个中前景，既不是劣势的英王约翰当年所能预料的，也不是强势的25名男爵所能想象的。有些历史事件就是这样，它的作用在当时未必就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人想起它的存在，甚至以它为依据，规范后人的行为，构建未来的蓝图，影响历史的流向。

　　英国的《大宪章》对世界的影响仅次于它的语言与文字，它为1628年的《大抗议书》、1679年《权利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过美国《独立宣言》的执笔者。另外，《大宪章》涉及商业、商人及商人社会中的条款较多，实际上是对当时商业社会的认同，而且《大宪章》对商业社会的法律框定也比较具体，对英国后来商业社会的发展及英国社会的整体走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西欧“纳税人”意识的普及也与它密切相关，弥足珍视。

　　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的王权还没有那么神圣，“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然自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君权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想指望中国的贵族与君主签订英国《大宪章》这样的契约，无异于与虎谋皮，自己找死。

　　在英国近代殖民者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达尔文、斯宾塞、亚当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经严复之手，传入中国，《大宪章》所催发的纳税人意识也通过梁启超的笔触，传递神州，受尽迫害的老革命家兼思想巨匠顾准在困守秦城时，坚持著述，其中断定：“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此言未免绝对化。至少梁启超当年不赞成反清志士们的暴力革命方案时，就明确提出过这个口号。他说：“吾国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若果能尔尔乎，则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而俄人虚无党故事，抑亦济变之手段，最后之武器也。”（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