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今天，我的父亲在台北的空军总医院，因心脏病不治去世，得年七十二岁。那时他在这个医院卧病已十年了。
在我的一生中，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累计起来不超过三年。
第一次留下父亲的印象时，我已八岁，1937年的秋天。如果不是七七事变，也许还会晚一点。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还有一年才毕业。
北平是在市民不知不觉中沦陷的，得知日军已进驻，父亲化装成商人逃出，展转回到四川省安岳县郭家沟故里，历时一个多月。
“爸爸要回来了”，老师以此为题要我写了篇文章，所以他到家时，我并没有惊也没有喜，留下的记忆是庄严与肃穆。
父亲到家后，首先到堂屋焚香击磬，向祖宗牌位三跪九叩报平安。然后是向他的父母跪拜，最后才轮到我向他叩头。
行礼如仪后，父亲和母亲才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自有许多私房话要说。那时我已读完初小的课程，懂事了，当然不去掺和。
本来我跟着母亲住，父亲回家后，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原来的卧室也成了他的工作室，成天看书写信，间或也写文章。花时间最多的是抄书，有时还要我母亲帮着抄。
当时我只感到这种抄书很奇怪，是将书中一些字句抄在父亲带回的、一种边缘打有洞的活页纸上，纸是洁白结实的洋纸，常常是一张纸没写满，甚至只有几行字，就另换一张来用，心里直感到可惜，因为在安岳县只能买到有点发黄的粗松的土纸。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资料卡片，讲课写文章都要靠它，积累得越多越好。渐渐我也有了搜集材料的习惯，甚至成为一种癖好。
因此即使父亲在家，能和我说话的时间也有限，更谈不上戏耍，没有什么闲情逸趣的记忆留下，也许这缺少了某些儿童应得到的东西，但父亲对我的学习，一直很关心，谈的最多的是该读什么书和怎样读，有时干脆就是给我上课。后来有一个暑假，他曾给我讲授四川地理。一天拿出一个多小时讲了一个多月，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付出了。
五岁时我写出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菊花”。我家有个很大的园子，果木花卉都种，而以菊花最多，大概是因为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的名句，菊花似乎已成为陶氏家族的“家花”了。我的作文很简单，就是将观察这些菊花所 见记了下来，老师认为小孩子能写成这样也就可以了，寄给父亲一看，他很高兴，寄来图书作为奖品。以后我每有作文，不管好歹都给父亲寄去，要是他认为好，给的奖品就多；不那么好，也有，就是少一些。
当时我最喜欢的礼物就是书，奖品也主要是书，间或有文具，有一件至今难忘。那是一个方形的青铜墨盒，盒面上刻有我的姓名，还有一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全文，所以字小，但很清晰而且秀丽，小楷带有行书的风格。它一直伴随我上完初中。别的同学没有我这种墨盒，听说当时只 是北平的琉璃厂才有。给我如此珍贵的奖品，也许还有父亲自己的喜悦，能到北京大学当研究生的喜悦。
对于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初不甚解。及至父亲走完他的一生，才清楚他正是范仲淹精神的实践者，一个国而忘家的人。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父亲出生后三年，中国的君就没有了，但国在，而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是把国摆在君之上的。
我家祖屋的香火上，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位”，一张写有这六个大字的红纸，尽管已经陈旧，红色几乎褪尽，仍不更换，因为是父亲的曾祖父的手笔；我家本世代务农，是他中了进士又入了翰林院 ，才改变了社会地位，进入士大夫之列。
“天地”是什么？皇天后土，就是社稷，生我育我之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己的国家。感激国恩，报效朝廷，担起天下兴亡，成为家传庭训。 而在父亲懂事的年代，正值列强蚕食我国土，内部却又四分五裂，战乱不休。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成为这个青年人的志向。1925年，父亲从华西协和中学退学，转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是因为视教会办中学为文化侵略；在省一中他发起组织自强社，公开鼓吹国家主义，而也是在这一年和次年，五卅惨案和万县惨案相继发生。使他相信这一主张，走上这条不归的人生道路。而这个政治派别按《毛泽东选集》1952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篇的注释：“国家主义派，指当时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改名《中国青年党》的一小撮法西斯无耻政客”。
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9年春，他在收到刚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孟真先生一封电报后，马上前往。从现在公开出来的材料得知，当时傅先生是奉命帮助一些身在大陆的学者到台湾，首先是陈寅恪那样的大师，父亲够不上；但还有一类是因政治原因而需要离开大陆的，父亲应属于这一类。他是参加了“制宪”与“行宪”，在任的“国大代表”，自认为不会见容于新政权。当因此而不得不弃湖南大学史学系主任之职，抛下父母妻子儿女只身远走台湾。
由于北平先于湖南和四川为新政权所接管，我和家人的通信中断，一时间不知父亲的消息，及至与四川恢复通信，始知他已去了台湾。1950年初，他通过香港友人汇来为数不多的一笔款项，我用来买了几本龙门书局的影印教材就花完了。友人附有信件，但他没有。亲友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找到一封我使用北京大学的信封发给他的信，时在1950年2月6日，从台湾盖的邮戳看，收到的时间是7月14日，路上走了5个多月，但总算到了。
信的内容是：
父亲！听说你生了病，现在好了吗？善新先生的来信已收到。家中、三叔均有来信 一切平安。我在此仍念地质系成绩也不坏。生活安定。你不要挂念吧！
贺先生汤先生邓先生郑先生**都依旧在此执教他们问你好。
父亲！安心吧 等待些时候我们又会见面的 敬叩
福安
男世龙禀
二月六日
标点符号不规范，更不知怎的，在“父亲”之下加了惊叹号。这是他收到我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朝鲜打起来了，两岸这点联系也切断了。 及至两岸恢复来往，我们有可能联系上的时候，他却猝然辞世，“又会见面”没有等到。
我不知父亲这几十年是怎样过的，但这封信对他来说应当是一种宽慰。但如傅国涌先生在《一九四九年知識份子的抉擇》中所说：“選擇出走的胡適、錢穆、毛子水們同樣有著內心永遠的傷痛，他們「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漂浮在異鄉、孤島的苦痛始終伴隨著他們的餘生。”
不过父亲也许另有感受，他不是以台湾为异乡。因为从亲友得知，他当时有条件到香港，但还是愿意定居在台湾，因为台湾还是中国的土地。不管所处环境多么困难，他最关心的仍是如何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多次提出琉球应归还中国。发表有评论：申論琉球應歸還祖國, 1951；三論琉球應歸還祖國 , 1951；四論琉球應歸還祖國並略論近年的台琉貿易, 1954
琉球再被日據的開端和我政府應有之努力 ,1954
还有，“按庫頁島本係中國領土，清文宗咸豐十年(一八六零)的中俄北京條約，雖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劃歸俄國，但庫頁島並未包括在內。庫頁島隨即為日人所竊據，日本又以庫頁島與俄國交換，換得千島列島。日俄戰爭的結果，更由俄國將庫頁島南部割讓予日本。美提對日和約草案既將千島列島歸還蘇俄，就應該將庫頁島南部歸還中國，因為這本是中國的(就是庫頁島北部也應該歸還中國)。海南島、台灣是中國二大島，加上庫頁島，就成了三大島了。”（論對日和約草案領土條款, 1951）曾连续发文论之。（库页岛的法律地位 1954；申论库页岛的法律地位 1951；三论库页岛的法律地位 1951 ）
当然这都不过是书生议论而已，与现实相去太远。
风云诡谲多，未来不可测，两大伺国门，俄印心俱黑。
东北蒙新藏，版图将变色，中华好山河，勿使外人得。（作于1969年元旦）
从他遗留的、为数不多的文稿诗词来看，多是这类关心国事或酬答、悼念师友之作，极少涉及家事。他的确是一个国而忘家的实践者。
先父曾有言：历史本为悲剧，其最精彩部分即在挽狂澜于既倒者之活动。这是从他给 湖南大学一个学生研究何腾蛟的论文所作的批语中摘出来的，或许他自感已在悲剧中，而不复有悲伤？
从下面这首诗可以感觉到，父亲实际上仍有着那些选择台湾的知识分子一样的乡愁：
七七事变十七周年感赋即赠
欣周姻兄蕴华表妹伉俪
烽火卢沟忆当年，南迁迤逦海江船。十到蓉城初识面，两游白下共回天。
飞来久叹家何在，梦返常愁夜未眠。
啜茗溪边更一醉，荒村买酒杖头钱。、
安岳陶元珍云孙
再从他曾要我读陆游怀念唐琬的诗篇，我相信他一定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参见父亲教我读 〈沈园>）
在台友人们哀悼他的去世，撰文介绍他的事略时说：“综先生之一生：精通文史，博闻强记，触类旁通，尤擅长中国古代经济史，对明史及近代史亦有深入之研究；为文则详征博引，辨析缁铢；文不加点，倚马可待；好读书，但不忘救国；平日生活谨严，情感内蕴，伤时怀人，闲情偶寄，一一发之于诗；自奉甚俭，而待人也厚；尊奉固有道德，亦笃信科学新知；对人极为诚恳，从无谎言戏语，有诺必信。”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在台数十年，始终独自生活，需要 雇人护理时，也只用男工，仅此一端即可见其人。
由此友人们感叹：
使有健康之精神与生活，凭其超凡之天资与努力，对学术界必有更大的贡献。无如世变方殷，书生报国有志，而适应乏术，卒至灾病连年，赉志以殁，岂独先生个人之不幸哉，实国家学术界无可补偿之损失也。悲哉！
的确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这话里还有话，父亲去台时年仅四十一岁，而在台三十九年，学术上再无成就，自有其因，不便明言，盖为逝者讳也。读下面这首他留下的诗及所作题记便知。
戊申冬杪，余以怔忡宿恙复发，入坡心台湾精神疗养院疗治。院址为故行政院副院长兼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朱骝先先生旧居，已数易主。忆余民卅八年来台，过穗时曾承中研院垫款代购机票，俾免舟行之苦。岁月催人，忽已廿载，而骝先先生之逝，亦已数年。睹物怆怀，感赋一律，并谢疗养院陈院长毓经先生暨院中医护先生小姐。（安岳陶元珍）
坡心故相宅，池沼映园林。
绕树花争发，青柯耸入云。
草萋思旧主，屋敝住痴人。
多谢良医护，冬除尚值勤。
所谓怔忡之疾，就是精神有了病，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发作时自己不能控制，去台大不久曾跳楼以求了断，幸能得救，而后缠绵病塌，心脏日衰，终至不起。
案先高祖赞臣公，先曾祖云门公均远离家乡，游宦在鲁皖苏，亦值内忧外患交困中国，未能展其所长即终於外。及至先父，复未见九州之同，即独归于台海，是更有可悲者。
物换星移，三十年又已过去。造化弄人，中国知识分子又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这回不是地域的去留，而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当前各种思潮蜂起，否定之否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令人眼花缭乱。 国家主义似亦为人所乐道，虽或词语不同，而强调国家至上无二；《毛泽东选集》编者将它定义为法西斯，固有脱离中国实际之失，但亦非全无道理。盖当中国积弱，处于列强环伺之际，如不强调国家，殆将难以生存于世，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家至上动员全民，各方均无异议，但在外来威胁消除以后，如仍以此为精神动力，确有走向法西斯的危险，假国家之名以钳制公民言论，剥夺个人应有之权利，正是希魔之所以能得逞于一时。而维护国家利益，运用国家权力之当与不当，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有赖公民社会的健全，权力受到各方监督与制约。抗战胜利后，先父再看华西协和中学所在之华西坝，称之为“民主之乐园”，是亦在与时俱进，而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实为他终身所追求。
斯人已逝，往者已矣。谨作此记，固在缅怀先人，亦期来者之可追。
陶世龙，2010年6月30日。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指贺麟、汤用彤、邓广铭、郑天挺。
【附】《醒狮周报》简介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出版的刊物。1924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曾琦主编。每周出4开1张。主要刊载政治时事性文章，辟有“时评”“论说” “纪事”“讲演”“译述”“笔枪墨剑”等栏目。宣传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苏联，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无政府主义。该刊受到当时革命报刊的广泛反击。1927年11月19日出至第 162期时，因与国民党有矛盾，被封禁。同年12月10日恢复出版，1930年9月出至第221期停刊。（引自百度百科）
商品描述：《醒狮》，周刊，1924年10月10日创刊于上海。醒狮周报社编辑发行。1927年11月19日被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封禁后迁日本长崎市出版。作为中国青年党的关机报，该刊旨在宣传其国家主义思想。政论性刊物。《醒狮》周报旨在“唤起国民之自觉心，恢复国民之自信心，以安内攘外，定国兴邦，使西人感知‘睡狮’已醒而不可复侮”。刊登时事评论、发表政治言论、分析中外时局，也登载一些文艺作品。重要的文章有《释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之哲学基础》、《国家主义答客难》、《国家主义与中国青年》、《国家主义者之四大论据》、《国家主义者的道德观》、《国家主义与现代政治》、《再谭国家主义的教育》等。刊载有“收回关税权问题号”、“青年问题号”、“公民教育问题号”、“国民党与共产党问题专号”、“中国青年党公开党名专号”等。1923年11月，曾琦、李璜在法国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秋回国与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联合，改建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因其宣扬“国家主义”，故被称为“国家主义派”。又由于他们创办了《醒狮》周报，故又被称为“醒狮派”。作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其主要成员大多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他们鼓吹德国费希特和意大利嘉富尔的国家主义学说，以为国家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政治上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主张，打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旗号企图阻止大革命的兴起。在哲学上“主张物心并重”，具有二元论倾向。反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宣扬唯心史观，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全靠心理和生理的契合关系而生互助、利他，种种行为以为社会的枢纽”。醒狮派在青年中有一定影响。
文粹 